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一个人能够达到什么高度，很多时候，和选取什么样的人做对手有关。一个人能成为伟人，多半由于他的人生中，碰到了一个伟大的敌人。
孔子一生几乎从不攻击人，只有鲁国三家大夫是例外。《论语》中，三家勉强可以算作孔子的对手。
三家的祖先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以三家也称“三桓”。三桓世居鲁国高位，季孙为司徒（总理），叔孙为司马（国防部长），孟孙[5]为司空（建筑部长）。他们有点像《红楼梦》里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相互照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三家权力，并非来自选举或国君任命，而是源于世袭。世袭制的结果是，天子、诸侯和大夫，相对独立，不存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悲剧。但各个系统独自为政，也容易产生不把王法放在眼里的乱局。
《八佾篇》开卷写道，季孙在自家厅堂内，跳起了八八六十四人的群舞。按照礼法，这种舞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享用。孔子拍着桌子骂，是可忍孰不可忍！
孔子还说，三家祭祖时，竟然唱着《雍》撤掉祭品，这算怎么回事？《雍》是《诗经》的一首诗。它的歌词大意是，诸侯助祭，天子主祭。诸侯静静地立两旁，天子肃穆地立中央。这首诗只有天子祭祖时才能演奏。三家侵权，孔子又一次发出了讨伐的声音。
孔子年轻时曾在季孙家工作过。《史记》记载，孔子出身不好，家境很穷。长大后，为季孙家管理仓库，负责食品草料的采购供给。孔子还做过季孙家放牧牛羊的头儿，把牛羊养得都很肥壮。在季孙家的从政，是孔子走向社会的第一课。此时，季孙是孔子的老板，还不是对手。
人到中年，孔子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宦海浮沉中，孔子和宰相季孙开始了第一场对手戏。当时，鲁国有一棘手的历史问题。季桓子的父亲季平子与鲁昭公矛盾很深。昭公死后，季平子反对昭公和列祖合葬，就把昭公埋在了鲁公陵园的外侧。
孔子上任后，十分不满这种非礼行为。他就派人挖了一条深沟，将昭公墓和先主的陵墓圈在了一起。孔子对季桓子说：“贬低君主，彰显自己的罪过，不合乎礼制。我把他们圈在了一起，可以掩饰您父亲（季平子）曾经的过失。”季桓子听了孔子的话，反对也不好，赞成也不好，只好默许了孔子的行为。孔子坚持了法律原则，又给上级找到了可下的台阶，打赢了和三家的第一仗。
按照我们的逻辑，戏的主角是英雄，对手一定是坏蛋。孔子是红脸的圣人，三家必定是白脸的奸臣。然而，三家实际并不特别坏，他们对孔子十分客气。《论语》中，孔子多次批评三家，但从未记载，三家向孔子发难。反而，三家向孔子问“政”问“孝”，竟达十多处。孟孙甚至将子弟送到了孔子门下学习。像孔子年轻时一样，孔子的学生大多在三家任职。冉有、冉雍、子路都做过季氏宰，即季氏总管。
在我看来，三家和孔子的对立，并不是出于私人恩怨，而只是因为政见不同。这种不和，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鲁国国君饱受三家的折磨，三家同样深受家臣的欺凌。三家礼遇孔子，吸纳孔子弟子从政，是想借助孔子这股独立的力量，去除政在家臣之弊。而孔子一辈子都想推进鲁国的政治改革，恢复国君权威，降低百姓税负，建立礼法秩序。这些改革开始的时候，三家并不反对。但改革是把利剑，伤人在所难免，堕三都就是开始。孔子命子路拆毁三家家邑的城墙，三家猛醒，孔子改革下去，必从根本上动摇鲁国的利益分配格局。
堕三都失败，孔子和三家彻底决裂。孔子悲凉地离开了鲁国。孔子周游中，在很多国家短暂地做过官。孟子将孔子的仕宦经历概括为三类：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公养之仕。“见行可之仕”是见有机会推行自己主张，才去做官；“际可之仕”是遇到了一个贤明的君主，才走进仕途；“公养之仕”是由于国君养贤，孔子才象征性地出山问政。
孟子说，孔子只有在季桓子那里是“见行可之仕”。只有季桓子时期的仕途，最有可能实现孔子的理想。季桓子给予孔子充分的信任和足够的权力，推行改革的理念。而在其他君主那里，孔子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这些君主承诺给孔子的，大多是空头支票，永远没有兑现的日期。
孔子的仕途，走的是下坡路。一站比一站不如意，一程比一程更恓惶。孔子周游，带着弟子，带着理想，奔走在寂寥的旷野。《新约》里约翰大声疾呼：“你们悔改吧，天国近了。”然而，茫茫大地并没有温暖的回声。孔子也是如此。他大声呼喊，想叫醒在铁屋子里装睡的国君。但没有人相信，一个外乡人的政改方案，能够挽救这个已经腐烂的春秋。
孔子四处碰壁之后，鲁哀公十一年，回到了鲁国。这时，季孙家已换了当家人。季康子当上了季孙新首领。
季康子的当政还有一段插曲。《左传》记载，鲁哀公三年秋，主政大夫季桓子病重，留话给家臣：“我死之后，如果夫人生的是男孩，就做季孙的首领。如果是女孩，侧室所生的肥可做继承人。”“肥”就是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季康子。季桓子去世，季康子任季孙代理掌门。季桓子下葬后，夫人生产，诞生的是个男婴。家臣奔向朝廷报告，当时季康子正陪同鲁哀公处理朝政。季康子听到消息，一言未发，就走下了朝堂。鲁哀公立即派人探视新生的季孙之主，但婴儿已经死去。婴儿是谁杀的，《左传》没有下结论。但季孙新主的死，代理族长季康子受益最多，显然嫌疑也最大。
这就是春秋。和历史上所有朝代一样，权力的更替总是伴随着隐秘的算计和残忍的杀戮。这种机制下的胜出者，本性上充满了对暴力和权谋的崇拜。孔子一辈子宣讲仁爱，其实就是想给时代一服解药。消弭这种潜规则主宰的斗争，建立一个人人免于恐惧的社会。只不过，孔子的这种主张，如同向风喊话，传得很远，消散得也很快。
孔子最后一次向风喊话，是在鲁哀公十四年。那年孔子七十一岁，距离辞世还有两年。齐国执政大夫陈成子杀害了齐国国君。听到这个消息，孔子沐浴更衣，早早来到了朝堂。老人请求鲁哀公，举兵讨伐陈成子。鲁君问，“齐强鲁弱，发兵讨伐，有几成把握？”孔子答，“陈成子弑君，多数齐国人也很气愤。如果以鲁国全国之众，加上齐国半国之民，打败陈成子，不是没有希望。”哀公叹了口气说，“你还是跟三家商量商量吧。”孔子找到三家，三家无人出来就事态发言。三家用沉默给了晚年的孔子最后一击。
从孔子的经历可以看出，孔子一辈子都想在政治上找到朋友。鲁公、三家、各国诸侯，也都曾经在孔子的朋友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孔子也希望，这些执政者能和自己一起，匡正那个颠倒的时代。或者给他一支杠杆，来撬动这个已经快要停止转动的地球。
为他人而忧，其实就是为自己而忧。为他人说话，就是为自己说话。把违反底线的人视为敌人，也就和真理成了朋友。对于礼崩乐坏的社会，每个人都保持沉默，自己也将成为礼崩乐坏的受害者。
客观上来说，孔子遇到的当权者，对他都不薄。这些人提拔他，任用他，给他很高的俸禄。但孔子并没有因为私恩，放弃政治公义。当这些执政者混乱礼法、大开杀戒时，孔子一定会强烈地抗议，发出良心深处的最强音。朋友不遵守底线，在孔子那里，就成了必须讨伐的敌人。
孔子反复说过一句话，来为此类的抗议作注解。他说，我忝列过大夫之后，不敢不把我的意见坦诚地说出来。哪怕这种真话，得罪了权贵，也要说出来。因为自己当过大夫，对国家便永久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发展到后来，其实就是杜甫的“穷年忧黎元”，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为他人而忧，为族群而忧，是一个国家兴旺的根本。相反，一个群体，如果普遍地缺乏这种责任感，普遍地对他人的苦难，持久地保持冷漠。那么，这个国家，迟早会面临灾难。所有的人，在这场灾难中，将无一幸免。
德国牧师马丁·尼默勒写过一首短诗，就曾沉痛地预言过普遍冷漠导致的代价。他说，“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最先他们逮捕共产党员》）
为他人而忧，其实就是为自己而忧。为他人说话，就是为自己说话。把违反底线的人，视为敌人，也就和真理成了朋友。对于礼崩乐坏的社会，每个人都保持沉默，自己也将成为礼崩乐坏的牺牲品。
孔子时代，这个道理，已经应验。孔子劝谏鲁哀公，讨伐弑君的陈成子，哀公没放在心上。十一年后，哀公走上了和齐国国君一样的命运之路。三家大夫共同攻打哀公，哀公出逃，终于死于非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