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
卜子夏，春秋时期晋国温邑人，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温县人。他是孔子高徒，魏文侯、李悝的老师，《论语》主编之一。他的一些言论，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等，学界可谓耳熟能详。对于头一句，人们的解读当然会有不同，但此句影响不小，已成为悬挂于联合国会议大厅的巨幅标语；亦有文章考述：《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中，几个早期译本都以此语作为最后一句，后来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记得我在温县一中读书期间，曾和同学们去参观县城南门附近的文庙与卜子祠遗址，这些古迹已毁于日寇占领时期，只能凭着一些断壁残垣、古砖旧瓦，去揣测其往日的规模和格局。而关于子夏的文献多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除了《论语》中的一些，其他传世文献中零散的资料本来就不多，却还有一些互相抵牾真伪莫辨，可能连“断壁残垣”也称不上了，充其量也就是一些真伪杂陈的“古砖旧瓦”。高培华同志在前人的基础上“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继续搜集钻研这些“古砖旧瓦”，真可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用十年工夫完成了这部《卜子夏考论》，建成一座以思想文字为材料的“卜子祠”。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完这部20多万字的书稿，感到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利用姓氏学和卜氏家谱资料，并尝试从《论语》、《左传》、《孔子家语》等典籍找到证据，探讨子夏的家庭出身和卜氏家学渊源。这从一个侧面试图解析子夏成为孔门“文学”高徒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认识《子夏易传》的作者、认识子夏作为孔门易学的重要传人、认识儒学与易学的关系，可能都有直接的助益。
二是详考子夏籍贯与温邑地望，论述了《礼记·檀弓上》所谓“退老西河”、《尚书大传》记子夏自谓“退居河济之间”、汉代郑玄所云“温国卜商”、唐代孔颖达“魏人”说，与现代学界之“晋人”说的统一性；通过仔细考察温邑的历史变迁，及卫国的三次东迁和国运衰变，试图否定自西汉以来就流行的“卫人”说。
三是研究子夏生平，对传世文献中零散记述特别是同一事件各有歧异的记述，做了较为认真系统的梳理、考订和辨伪工作，以图弄清子夏的生平事迹。其对子夏孔门求学时期的主要考述有：①考证子夏15岁拜师入孔门，这与钱穆等论者关于子夏是孔子自卫返鲁以后所收弟子不同。②考证孔子对子夏富于针对性的入学教育，结合卜氏家世对“君子儒”、“小人儒”做出新的解释。③考证子夏为“从游陈蔡”弟子，在艰难困苦磨砺中成长，深得孔子器重并委之以先行赴楚联络的重任。④考证子夏随孔子自楚返卫以后出任卫国行人，并有挫败赵简子威胁甚至劫持卫君的图谋等英勇表现。《韩诗外传》卷六记子夏任行人的事迹基本可信，其中把卫出公误作“灵公”有可能只是一字之误，因一字之误而将某一帝王误作其前辈或后辈的例子在古籍中并不鲜见。⑤考证孔子不借子夏车盖，在其任卫国行人期间，子夏贫而车“有盖”是“小行人”迎宾送客公务之需，孔子不让门人去借是担心影响其公务，并非因为子夏“甚吝于财”。⑥考证子夏文才出众、武艺超群的素质，在孔门颇有代表性。孔门“六艺”教育本是文武兼备的。自汉代以来，学界日渐把儒生与文弱书生画等号，这可能并不符合春秋末年孔门教育的实际情况。⑦考证子夏“丧亲”在哀公九年，其返乡服丧“使民未有闻焉”是担心引来赵简子报复迫害，居丧期间他还抓紧时间研读了《尚书》。⑧考证《礼记·檀弓上》记子夏“既除丧”而见孔子，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是在哀公十一年秋，地点是卫都帝丘。这与《说苑》和《孔子家语》对此事的记述有所不同。⑨考证“子夏为莒父宰”始于哀公十二年春，莒父属“鲁下邑”，位于“鲁之西鄙”，其军事要务是“备晋”。当赵简子正为晋国执政之际，鲁国选任曾经挫败赵简子图谋的子夏为莒父宰，仍然有“备晋”的意图。⑩考证子夏“为莒父宰”约两年，为协助孔子“作《春秋》”而离职，其受孔子所使赴洛邑“求周《史记》”途经卫国遇“读史记者”，纠正“亥豕之讹”是在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以后。?考证孔子晚年所讲“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论证儒家“慎交”是值得借鉴的教育思想。认为孔子所谓“贤己者”、“不如己者”，只是就“德”“才”而言，是让受教育者见贤思齐、崇尚贤能，力避不良影响，并没有世俗所看重的官位高低、财富多寡等思想。总之，书稿对传世文献所记子夏事迹，大都设专题考证，有以往所未探、发前人所未发。
四是对子夏弟子即第一代“子夏氏之儒”作分类研究，考证其门下政事之儒、德行之儒、传经（文学）之儒与“孔门四科”之同类弟子并无明显不同；而“思孟学派”特别是“孟氏之儒”，却与孔子及其弟子有明显区别。在论述“法源于儒”历史必然性的同时，论证子夏弟子无愧为孔门再传弟子，子夏西河教授无愧为孔门正传。这对于自中唐韩愈以来的儒家“道统”论，特别是宋儒确认唯曾参、思、孟一系为正宗“纯儒”的观点；对于郭沫若《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提出“子夏氏之儒在战国时代确已别立门户，而不为儒家本宗所重视了”等说法；对于学界把《韩非子》所谓“儒家八派”视为战国儒学发展的主流等一系列颇为流行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这可能为读者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视角。
五是提出并且系统研究了《论语》编纂动因、起始时间、大致过程、基本原则等新问题，形成了以下观点：《论语》诞生于孔门弟子授徒的需要，是仲弓、子游、子夏、有若、曾参、子张等孔门弟子集体主持编纂的教学辅导书，是全面总结孔子教育思想而以教弟子怎样做人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专著，历经三个阶段完成于以有若、曾参门人为主的鲁国再传弟子。子夏通过参与主编《论语》，全面总结和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和时代要求，在教育目的论、教学过程论、教学评价论、教师论等方面有所发展。
六是通过研究“子夏传经”和《论语》编纂，发现孔子思想的文本化，是一个逐步完善、深化和系统化的历史过程。七十子中如仲弓、子夏、曾参、子游、有若等孔门正传弟子，是孔子思想文本化的重要主持者和主要奠基人。后世所看到的孔子思想学说，其实是孔门集体智慧的结晶，包含着孔门高徒和再传弟子的思想创造。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该书对于孔子和孔门教育的研究，从春秋末年政教合一的体制刚开始分化，当时的官制文武不分职，还没有常备军等历史状况出发，论证孔子不仅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孔门之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文武兼备，七十子也是文武兼备，孔门高徒大都有出色的军事才能。而近现代学界巨擘对于孔子和孔门教育并不这么认为：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说“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冯友兰《原儒墨》说“儒为文专家”，“为知识礼乐之专家”；郭沫若《十批判书》说孔子“是文士，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张岱年《孔子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孔子宣扬德治，对于军事重视不够……在儒家影响之下，中国养成了一种重文轻武的传统，这也是一个严重的不足之处。”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3卷中说：“孔子好学。他的学，是‘好古敏以求之’。学的内容是《诗》、《书》礼乐。其他如生产和军事等都是不学的。”本书作者以文献资料为依据，从多方面试图论证孔门的军事教育，这对于学界探讨树立新的孔子观和孔门教育观，可能会有裨益。
毋庸讳言，该书的一些新观点还有可商榷之处。由于作者知识视野的制约，有一些错误恐亦在所难免；还有研究视角的局限，对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子夏，显然缺乏比较深入的研究。该书稿是在其博士论文《子夏教育思想考论》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重点是研究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大教育家的子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孔孟之间史料的极度匮乏，书稿所考证的一些问题难免得出推测性结论；作者对于以往论者的观点或赞同或部分采纳或加以驳议另出新见，能够做到论据更充实一些、观点更具合理性一些也就不错了，很难说已经成为定案。历史研究向来要求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有些问题在没有新材料发现之际，见仁见智亦属难免。此书中的主要观点，尽管各位方家不一定都赞同，但可能会有助于学术界对子夏乃至对孔子之深入研究。
因鄙人是子夏同乡，且故里相距仅有五六里之遥，乡近乡情总关切，所以，写了如上之序。不一定妥切，敬请各位大家指正。
2011年10月上旬于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