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在西山沟连明彻夜地叫。三姓村人拖儿带女陆陆续续赶往那里。
三姓村发生了大灾荒。蝗虫成片成片飞来，飞过之后，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村里家家户户都断了粮。
村长司马笑笑再一次站出来讲话，他动员村民把自己家里的畸形病儿病女引到西山沟去。干什么？喂乌鸦。
司马笑笑动员人把家里的畸形懦瓜送到西山沟时是这样说的：你宁愿让你的好娃子死掉，让这个村子灭掉？他自己做着表率，把自己的三个儿子木、林、森扛到了那里。他对儿子们说：爹是让你们享福去了，不想再让你们留在世上遭罪。司马笑笑道出的人生真谛是死比活好。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来世上走一遭只是来活活受罪，死才是一切苦难与不幸命运的终极解脱。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些被选择首先去死的人，是村子里的佝偻、瘸子、长着赘痈的人，还有脑筋不全的，这些人死了，就不再和健全的人争一份口粮，那些健全的人才能活下去。这些畸形儿不是白白去送死。他们被浅浅地埋在西山沟，等待飞来的乌鸦啄食，他们成为饥饿乌鸦的口粮。这里的乌鸦饱餐了一顿之后，又被陆续到来的村人发现，乌鸦又成了人的口粮。人肉成为喂养乌鸦的诱饵，乌鸦又因为贪吃，俯冲下来觅食时被人们打下。人吃了乌鸦肉可以继续活下去。
再接下来，三姓村的人不仅把畸形儿拿出去喂食乌鸦，饿死了的正常人也被送去再喂乌鸦，乌鸦……直到最后几天，在差几天才能麦熟的时间差里，村长司马笑笑把自己喂食了乌鸦。人们又可以吃到乌鸦肉，然后就可以熬过这几天了。
我继续整理着自己当时记下的札记。这时，我必须用触目惊心，用令人颤栗、呕吐、窒息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与感受。三姓村人仿佛生生不息，对着苍天在呼喊：活下去，活下去。可这绝不是生命力的延续，而是死本能露着狰狞的笑，在嘲弄、戏谑着人，带着满脸的不屑和睥睨。
天灾连着天灾，长期的天灾和短暂的天灾，叠加在一起，全部堆放在三姓村人的头上。阎连科用冷静的笔调叙述着，既不激动渲染，也不痛楚难耐；他使用的既不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也不是现代派的荒诞手法。他只是在忠实着真实的原则，在写深广无边的民族苦难史。缩小范围的话，那就是集中去写中原河南。
这时，我想到了另一个河南籍的作家刘震云，想到他多年前的一部长篇小说《温故1942》。这部小说，写的是1942年开始，延续到1943年，遍及河南全省境内的那场大饥荒。
当年大旱。太阳先是火辣辣晒着，然后是一场又一场干风没日没夜地刮着。田地龟裂，麦苗萎黄，庄稼几乎全部枯死。接着又爆发蝗灾。蝗虫铺天盖地席卷着，把残留在地里的任何东西，都横扫一空。而这时节，又是中国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者处在对峙的拉锯战中，国民政府无法顾及河南境内灾情与百姓死活。仅1943年，就有300万人死于这场大饥荒。
关于这场大饥荒，除了刘震云这部以文学的形式反映的当年惨景，另外还有一本2005年7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编著者的名字叫宋致新。宋致新何许人也？我不清楚，但他无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至少可以让偶然读到他这本书的人，让自己的内心疼一下，然后掩卷沉思。他搜集整理了当年发表在报纸上的关于这场饥荒的报道，新闻记者对饥民的采访，以及亲历者的回忆。当年的民营报纸《大公报》对这一灾情的报道影响力最大。
此时，我想要摘录一些片断，哪怕它累赘、重复，我仍然想做这一遍遍重复的事情，以便使苦难的记忆不那么轻易就随尘土掩埋。这些片断，将比任何文学作品更惨不忍睹，更催人泪下。
说吧，记忆。
当年的战地记者张高峰，从洛阳出发，经密县、登封、临汝等县，沿途他见到的到处是逃荒的人，这都是些骨瘦如柴的乞丐，灾民们扶老携幼。张记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伸出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认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他们一个个迈着踉跄的步子，叫天不应，欲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叶县一带，灾民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一位老农说：“我做梦，也没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河南南阳地区有一家地方报纸《前进报》。特派记者流萤走遍河南灾区。他回家时，人们当他在城里做事，请求他的帮助。门口围满了人，进得门来的是一个白发老太婆，他一看，是村头的来旺婶。她哭着说自己已经有八九天没吃粮食了。早上饿得实在难耐，想起儿媳妇被卖走以后，还留下一个破枕头，里边装的是秕谷糠。于是把枕头拆开弄了谷糠磨了磨吃下，立刻又吐又泻。她说完，还是哭泣。
一个老头把家里的二亩地卖了，钱吃了一大半，还剩下六十元。他怕这余剩的六十元用尽以后也难逃一死，死后连掩埋的人也没有。与其死后被狗狼嚼吃，死无全尸，反不如央人把自己活埋。谁帮忙，这六十元就给谁。竟有人答应了此桩交易，当真把这老头活埋了。记者写：“这事如果不是说得有名有姓，我真不相信人间会有这么的惨剧发生。”
饥荒中，卖儿卖女的更不在少数。能把濒于死亡的儿女卖出去，逃条活命，已经是不错的选择了。我的同乡，居住在广州的作家范若丁，说他仍然记着1942年的河南灾荒。他的父亲是将军，他的老家汝阳郭杨村一带，因为老天爷开恩，农民的土窖里还有几担可以维持着活命的红薯。因此，四处逃荒要饭的人走到这里。他说他清楚地记得一个母亲带着一儿一女，央人贩子把自己娘仨都买了去。最后，春仙姑拿出五斗麦子买了那个剃着光头的男孩。一斗是五十斤，二百五十斤麦子卖儿，算是买主厚道。许多人家想卖儿女，还没人家要。他把这些记忆写在了《灯影》这篇散文里。
儿女被卖掉算是万幸，还有更惨的。还说宋致新此书的记载：当年灾区各地，人们已经开始易子而食。还有更甚者，竟然吃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据载，有一老太太家住东陈庄，她的丈夫叫马水道。夫妻二人饿得熬不过去，竟然杀了自己的女儿煮吃了。老头吃了女儿虽然换得一饱，但最后仍然还是被饿死。老太太被捕时，身上还搜出一包人肉。
饥饿面前，人不仅保持不住人伦底线，甚至连禽兽不如。动物界中最凶猛的狮虎豹豺狼，它们本性中还有舐犊之情，哪怕自己饿死，也不会噬吃子辈。而处在生存极限之下的人，竟然如此的变态和残忍。尤其在中国这个缺乏宗教维度，天灾人祸又频频发生的国度，在前现代化国家体制下，在无比残酷的生存法则下，人做出任何灭绝人性、令人感到发抖窒息的残忍之事，似乎都不足为奇。那么也就是说，当人沦为了纯生物的东西，当人被抛在死亡的边缘时，从来无法谈论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仍然拿1942年的大饥荒来说。当时已有四大灾难，即“水旱蝗汤”，这就像四条粗重的绳索，深深勒住每一个河南人细瘦的脖颈。光说水灾，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本往黄河以南的中原城市进犯，下令扒开了郑州以北的花园口。此策为上为下，已成为了一本糊涂账。纵然说嗣后六年，日本人面对滔滔黄水，的确未能登得对岸；却是黄泛区中的民众，水中毙命，或为鱼鳖。而“汤灾”，则指汤恩伯。敌战区司令部设在洛阳，卫立煌为司令长官，实则军权在其副职汤恩伯手中。汤的队伍军纪太差，民怨日沸，民恨极大，恨之入骨。又加上河南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场，无论国军的军力补充，军饷的筹集，都给河南民众带来沉重负担。不仅仅是这一阶段的连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土地化为焦土，历朝历代的政权更替嬗变，河南都是主战场。逐鹿中原不仅仅是一句成语那么简单，它意味着铁骑狂扫，杀声阵阵，冷兵器中，寒光闪过，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所有民族的惨重牺牲，都由河南人承担了。他们太苦了。我为我的河南而哭。
写到这里，我发现，人在超出极限的疼痛过后，接下来的会是承受力断裂后的麻木；而当年，那些饿疯了的人做出的极其残忍的事，日后当他在正常情形下开始回忆那一幕，他还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吗？还有比这些罪恶更大的罪恶吗？
回到阎连科的写作，他在《日光流年》中写的三姓村人捕杀西山沟乌鸦的场景，似乎没有那么直接恐怖了，在简单的食物链循环中，人恶心地苟活。吃过乌鸦肉的嘴里，带着浓腥的肉腐味。这个人只有唯一一个念头：活下去。
在绝对的苦难中渴望活下去的念头，卑鄙而顽强，带着人全部的屈辱与残忍，无以复加。
按照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说法，自然对人若是施以惩罚，并不会使人变得更好一些。残酷以及暴力，作为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化特质，将对身体、灵魂以及社会组织诸方面产生奇怪的副作用。福柯谈到了“变态”。人吃乌鸦还说不上变态，但让乌鸦吃将死的人，人再去吃乌鸦的肉，以此循环，就成为变态。人吃人，或变态地吃人，都是绝对的人性扭曲与变态。是文明的倒退和反人类罪。在这样的事态面前，当苦难还原成非常态，露出绝对的狰狞和丑陋，张开血盆大口欲以吞噬掉人的筋骨、血肉、良知和感觉时，宗教的原罪和法律的定罪都失去了最终的意义。
有着深厚的乡土经验，从河南走出的作家阎连科和刘震云，熟悉中原农民的命运。多少年来，他们在一团团黑色情绪的纠缠中，想要刻意遗忘留给中原农民那里的惨痛记忆都不可能。必然的，他们羞于写莲芷满湖，牧笛唱晚，袅袅炊烟，稻花飘香的乡村理想风俗画和农事诗，也将拒绝美学意义上的乡土文学礼赞。他们下笔峻冷。常识和经验早已告诉他们，穷就是穷，苦就是苦，苦难至深，深至骨髓，像尖利的刺一样嵌进去，拔都拔不出来。空洞的抒情从来是文人墨客的事，与大地上的农民无涉。乡土中原的农民，如果睁着无神的双眼，伸开骷髅般的身体呼喊着活下去，这绝不是在表达人类的神圣情感，而只是在本能中渴望苍天发发慈悲，给他们一点儿可怜的活下去的希望，但结果却只能是徒劳。这些无辜的人，不知触犯了哪类天条，天灾不放过他们；接下来人祸也将要生生扼住他们的喉管。
苦难仍然如影随于这些苦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