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活动，除了与接受日本投降相关的交涉，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公布，以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了。而这两件事又是密切关联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于日本投降的前一天，1945年8月14日，两周后正式公布。大公报刊出时做了详尽的标题：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 防日军事同盟卅年
苏联声明 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 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 新疆问题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图
中国声明 外蒙如依法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承认其独立 中苏共营中东路南满路卅年 大连为自由港卅年 旅顺为共用海军基地卅年 我派员在东三省设行政机构 苏军最多三个月撤尽
可以说，这个标题涵盖了盟约的主要内容。但据我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学讲，盟约谈判并不顺利，双方讨价还价，彼此交换条件，谈了两个月之久。斯大林需要苏联在远东的利益最大化，坚持要求外蒙古独立以及它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并且态度强硬；而蒋介石需要苏联的帮助，不仅想尽快打败日本，而且要遏制中共，所以不得不作出妥协，允许外蒙古独立，并同意在东北与苏联“合作”。但同时，他又要求苏联政府承诺“不援助中共”。所以才有了“苏联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的表述。显然，这个“友好盟约”并不友好，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交易。而且，即使是交易，苏联方面也出尔反尔，并没有完全兑现它的承诺，特别是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留下了并不光彩的记录。容当后述。
然而，盟约公布之初，人们并不了解这些内幕，举国上下一片赞誉之声。颇能说明这点的一个场景，就是同年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盟约成功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国共双方高层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孙科、邵力子、冯玉祥、陈立夫、陈诚、张治中、吴鼎昌等，社会名流沈钧儒、郭沫若、左舜生、张申府、王昆仑、阳翰笙等，妇女界宋庆龄、李德全、史良、刘清扬、曹孟君、张瑞芳等，共约三百余人，共聚一堂，“欢庆外交胜利”。大公报次日的报道说：
八年抗战胜利了，三十年中苏盟谊奠定了，接着毛泽东先生一行来渝，国家统一就要完成，和平建设可望开始。因为军事、外交、政治一连串的胜利，每个人的欢欣愉快，好像心头去掉一块大石头。……毛氏三位联袂到会，立时引起会众注意，多趋前寒暄祝贺。毛氏首与孙会长举杯祝饮，次与孙夫人、邵副会长、陈诚将军举杯互祝健康。冯玉祥氏与毛泽东先生举杯时说，庆祝中苏外交胜利，庆祝总理三大政策成功！毛氏在大众团聚中，与旧友新交饮酒欢谈，应接不暇，直至八时许始偕周恩来、王若飞等离开会场。会外细雨中等候一瞻毛氏丰采者达数千人，交通几为之阻塞，大家都热望毛氏此来能协助完成国家之统一，开始最迫切的和平建设。酒会本是庆祝外交成功的，同时，也预祝了国内团结的成就，更像非正式的欢迎了毛泽东先生。毛先生走了，会也散了。
如此盛大的场面，如此欢欣的情景，或许只能说与会者大多被蒙蔽着，但肯定有人了解内幕，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事实上，早在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的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就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这个“现状”，就是指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从此脱离中国政府控制的局面。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三方并就一系列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史称“雅尔塔协定”。1946年2月，这个排除中国参加，却又决定中国命运的协定被公开，国际舆论大哗，中国更以各地高校大学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和亲中共的民盟民主报还遭到了冲砸。
1945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为了给承认其独立找个台阶，蒋介石才搞了个“公民投票”。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各地以记名方式举行“公民投票”。此前，内政部次长雷法章作为国民政府督导投票代表，奉派库伦，见证了投票过程。或许是官方不想张扬，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观摩”的缘故，除中央社以外，各报均无记者前往。
11月初，雷法章回到重庆，我采访了他。他说，投票在当天早六时至夜十二时分区举行。外蒙古18岁以上的男女均有投票权，计约48万选民。据外蒙古当局称，“9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一致赞成独立。”而据我的同学讲，雷法章私下对这次“公投”颇为不满，说“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公开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当时，国共双方虽未全面内战，但已成同室操戈之势，关内关外摩擦不断，中共更在舆论上对国民党的内政、外交多有批评。但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双方却罕见地表现了“共识”，保持了“一致”。中共非但没有对国民党进行抨击，反而乐观其成。个中奥妙，在于双方都想迎合苏联，寻求支持。
此后，随着内战爆发，大陆政权易手，事情才有了新变化。
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被人们视为中共方面的表态。郭文谴责“中国侵略者”压迫和欺负蒙古人民，歌颂外蒙古独立。认为“蒙古寻求解放和独立天经地义，外蒙人民比中国人争气，更早清醒，认苏联当朋友，所以得到帮助，更早得解放，中国人民应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学习。”郭沫若还质问：“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两个月后，1949年10月16日，刚刚诞生16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承认了既成事实。
而此时，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已与苏联成为敌人，那个“友好盟约”和外蒙古独立自然也不作数了。1953年，台湾政府通过法律程序，正式宣布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中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不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版图。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蒋介石还检讨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总之，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都想依靠当时的苏联遏制对方，各有心思与动机。签订中苏“友好盟约”，国民党是被迫妥协，中共则无奈默许；外蒙古独立，国民党政府承认在先，中共政府承认于后。这是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