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徐迟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
今年10月15日是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徐迟先生的百岁诞辰日。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无不以感恩之心怀念徐迟先生。
毫无疑问，徐迟先生发表于1978年1月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他一生中最重要和最闪耀的代表作。曾记得，当年《哥德巴赫猜想》给因“文革”而沉闷和压抑了十余年的中国所带来的那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科学春天”之风是何等地强劲！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后来以昂首阔步的豪迈姿态走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并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一首无法叫人忘却和永远不可抹杀的中国走入新时代的激情战斗曲，它通过奔放浩荡、感情丰沛、入情入理的艺术感染力，让多少年来那些躬着腰为共和国拉车、却得不到起码尊重的知识分子重新扬眉吐气；让人类用自己独有的聪明与辛勤劳动锤打出的知识，从臭气熏天的垃圾堆的最底层，重新回到了神圣的殿堂……让整天撕着课本打架的学生重新回到了安静的教室，让牢监农场里的工程师、科学家重新回到了实验室和科学院，让千千万万“臭老九”再度感觉自己有了生的希望和活着的价值，一个文明古国的伟大历史从此也就揭开了全新的时代画卷，而这个时代画卷上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式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于是，一个文学家所塑造的名叫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者”，向我们走来，成为民族的榜样和知识分子的代表。文学的力量何等之大！大到我们整个社会在一天之内以惊天动地、惊涛骇浪、惊心动魄之势，完成了对科学、对知识、对知识分子评价的彻底颠覆。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在30多年前带给中国的伟大贡献，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以特别的感恩之心感谢和纪念徐迟先生的原因所在。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单位、每个行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命运变化，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对世界和整个人类发展所作出的推动与影响，与一部由中国人写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作品和一个叫徐迟的作家有没有一点关系？回答是肯定的，而这份肯定让同样是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我，由衷感到无限的荣耀和文学的崇高尊严。
《哥德巴赫猜想》和徐迟先生对一名普通的作家的影响同样是深远而巨大的，这种深远和巨大有时无法想象。因为大家都知道，人的基因是父母遗传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基因无法改变，但徐迟先生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则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基因和事业基因。我便是其中之一。现在许多人都称我“报告文学作家”，而我自己也从没有否定过这样的职业称谓。其实，大家并不知道，我最初的文学之路是从诗歌和小说开始的，诗歌写作是因为朦胧的爱情而激发出来的；小说创作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我与我的战友们经历了在南方中越边境上的那场自卫反击战争；如果不是今天的纪念会，我早已忘记了自己曾在20多岁时写过和出版了第一部名为《东方毒蛇》的长篇小说。我的最后两部中篇小说《第二道战壕》和《橄榄绿》，分别发表于1982年和1984年。然而之后的30余年里，我再没有写过小说，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动员和鼓励我去做了另外一件事，并且因为这件事，让我的人生基因彻底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徐迟先生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引领我走上了从此没有改变的报告文学创作之路。这一写就是35年。在生命最重要、最宝贵的30多年里，我几乎没有停止过一天因报告文学而活着的时间与空间；30多年里，我几乎没有停止过一天与报告文学结伴而行的悲喜之情；30多年里，我几乎不知道还有哪一种音乐、哪一个画面、哪一个人，能像报告文学一样吸引我、感动我，甚至是摧残和迷失我！没有。真的没有。
35年！因为您——尊敬的徐迟先生，为了继任您的讴歌伟大时代为己任的报告文学事业，我从一个军队的年轻小伙子，写到了两鬓斑白的小老人！因为您——尊敬的徐迟先生，为了学习您充满激情而有文采的《哥德巴赫猜想》，有无数个夜晚，我会突然从梦中醒来，迅速爬到书桌上去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创作和对文体本身的攀登与实验；因为您——尊敬的徐迟先生，为了弘扬你的报告文学价值观，我跋涉了30余年，从湘西的古老村落开始，走向荒野的矿山、冰冷的雪地、酷热的沙漠，甚至是可怕的十几公里纵深的煤井坑道，甚至跑到战火纷飞的非洲苏丹的达尔富尔、利比亚的的黎波里海岸……想起那些岁月，我的眼前立即会重新出现“5·12大地震”那地动山摇、血流成河、尸体遍野的景象；会立即浮现“非典”现场人们在窒息和死亡时的那一幕幕惊恐与悲惨的情形；会立即回到独自一人在深山老林里跟在一个失业的残疾农民身后，屁颠屁颠地跑了十几里路去听他讲述自己如何送儿子上学的情景。那一刻没有人把你当作家、更没有人把你当什么局长、部长，甚至连一口饭、一口水都不会有人想着给你。报告文学作家高尚的时候，比所有高尚者都要高尚，否则你无法抵达高尚者的灵魂深处；报告文学作家勤奋的时候，要比所有种地的农民勤奋百倍，否则你无法听到一个低微的社会弱者的心灵的真实呐喊；报告文学作家勇敢和伟大的时候，要比任何一个战士和水手都要勇敢和伟大，否则你的任何努力都可能半途而废；报告文学作家，还必须具有特殊的忍耐力，意想不到的官司、善意和恶意的讽刺打击，都可能是毁灭和撕裂你意志与信仰的炮弹。为报告文学而活着的人，是钢铁和柔情凝练成的，是汗水和火焰交织成的；喜悦和痛苦、思考和张扬陪伴我们的一生。荣耀与心酸，注定了我们的命运是如此起伏。
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我常常要这样责问自己：为什么非要干报告文学这个苦差事呢？为什么非要坚持这个常常吃力不讨好的文体创作呢？当一个个“为什么”在自己心中滚动和涌出时，您——我们尊敬的徐迟先生便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您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这个“猜想”之下作为一名时代歌手的伟大精神和思想品德，就是一种榜样、一面旗帜，它令人立即产生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前进动力和方向感，这就是徐迟先生使我个人的成长和事业的基因改变后所获得的一点体会与感情波澜。
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伟大而精彩的、能让文学彰显五彩缤纷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变革，给予了报告文学格外的恩赐，几乎每一片土地、每一项事业、每一个变化中的社会的人和人的所有活动，都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丰韵素材，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和自我贬低报告文学文体的价值和它早已被主流社会所广泛认可的客观现实。事实上，还没有哪一种文体在记录、表现和宣扬中国改革开放上，可以同报告文学相比。这一点毫无疑问。尤其在今天，当一些明明是正能量的人和事，却被“小道消息”和网络丑化之后成了负面传闻并且越来越多的时候，报告文学的作用必然对消除和打击这样的邪风歪气起到其他文体形式所不能替代的效果。有人说，今天的报告文学面临死亡和边缘化；也有人说，它将被非虚构写作所代替。我在这里明确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只要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前行，报告文学不仅不可能边缘化和死亡，相反，它比任何一种文体更具生命力、更放射光芒，更有市场和读者，更被主流意识所认可。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前几年每年进行的年度出版与阅读调查中，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喜欢和热爱纪实类作品的读者，远远超过虚构类的读者人数；在座的朋友们应当知道，中国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曾经在头版发表报告文学作品的只有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1978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在今天，我们的《人民日报》，每年至少要发表20篇报告文学。尤其是《光明日报》，仅以十八大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头版甚至头版头条先后发表了多篇报告文学，其中有我的两篇，李春雷一篇，还有一篇是年轻作者王国平写的。事实上，《光明日报》在10年前的2004年7月26日就在头版和二版发表过我的另一篇名为《永远的红树林》的报告文学。11年前的“非典”期间，上海的《文汇报》也曾有过非同寻常的壮举，连续用8个整版发表了当时我写的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在近两届的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每一次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获奖图书是报告文学作品，更可喜的是在上一届的“五个一工程”奖获奖的十几部电影中有三分之一的电影也是根据报告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这些事实，都很好地说明了报告文学不仅没有死亡和边缘化，恰恰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近些年，总有一些人在说非虚构写作将替代报告文学。在我看来，作为丰富和充实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写作现象，我们对非虚构写作将给予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包容。但，这里有一个学术概念必须加以澄清：所谓的非虚构，其实最早在国外提出的，并不是我们今天一些人所理解的非虚构概念，它最早是由法国著名小说家左拉先生，针对当时的小说家们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写作而提出的创作观点。作为当时法国小说界的领军人物，左拉实在无法接受那种坐在家里、远离生活的同行们的胡编乱造，因此提出小说创作必须尽可能地接近生活本真。为此，他身体力行，为写一部铁路工人生活的小说而不惜用十几天时间亲自趴在火车上去细致地观察铁路上的人间万象，从而形成了他后来被人称为“非虚构”的写作风格。这就是国外流传已久的非虚构写作的真正起源。近几年来，以美国一批新闻记者为代表的写作者所引领的新自由式写作风尚，在西方世界较为流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几年翻译到中国的那本由一个叫雪莉·艾利斯的《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一个创意写作培训师，就像我们中国的广告设计师一类的自由写作者，她所倡导的所谓非虚构写作，好比我们中学里的写作课一样，是专门培训那些缺乏基本写作经验的初学者，如何按照自己的心理感觉进行文字表达的一种课堂写作教学方法。这种创意写作自由度大，不像小说可以全虚构，也不用像传统报告文学那样必须对真人真事有严格要求，自由且随意，尤其注重和倡导作者的自我感受的表达，因此受到一部分因在小说创作中不能很好地艺术虚构、作品越来越没人看而陷入苦恼的小说家们的欢迎；同样，这种非虚构写作也受到了一部分因从事传统报告文学创作必须遵循对真人真事不能有半点虚假的文体要求而感到束缚手脚的写实体作家的欢迎。因为这种新的非虚构写作，可以写到五百年、三千年前的事，也可以将一个白宫的真实事件搬进文中，又可以将自己完全虚设的故事放入其中，这就是非左拉时代的今天西方国家的非虚构写作。中国是个文明大国，包容和吸纳他人的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学经验，一直是我们的明确态度。然而，像雪莉等人倡导的所谓现代式的非虚构写作，其实在中国早已非常成熟了，说白了就是记实体散文写作。它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即使如此，我们中国的文学家，依然对西方写作者的那种灵活、自由和开放式的写作经验，从不拒绝。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与习惯，中国有中国的文体之美和所集成与积累的成功经验。中国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瞿秋白、夏衍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魏巍、巴金、丁玲等，尤其是以徐迟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们，他们继承司马迁《史记》这种优秀纪实作品的创作经验和中国人对历史真实的那种毫不留情的严谨治学态度，同时又吸收和发扬了世界现代报告文学奠基人基希先生的报告文学文体创作特点，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报告文学。这就是：将时代性、新闻性、现实性、批判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的，早已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并有自己独立文体要求的文学种类。
非常巧合，在前些天的国庆期间，我在上海与上海高校的几位曾经是非虚构重要推手和倡导者的年轻学者们一起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交流和讨论，还了解了他们如今正在努力推行的“创意写作”行动。据我了解，这类写作实验其实都没有超越报告文学文体和中国传统的纪实创作范畴，只是加进了写作的灵活度和自由度及个人化。而这几点，我们现有的报告文学文体创作并不排斥，同时我们也仍然坚持着报告文学固有的对客观事实的严肃性，因为我们在宣传和传播中国精神与人民的时代风貌过程中，不能有半点虚构和虚假。否则，就完全失去了报告文学文体的庄严性和它的客观优美性！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追求的除了写作的自由与形式优美外，更重要的是内容要经得起历史和社会的检验，同时还要经得起当事人和客观的审查，这是这一文体最严肃和最严谨的地方。有人称报告文学的这些要求，是戴着手铐脚镣跳舞。那么我要说，这正是报告文学文体所具有的特殊性和与其他文体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所有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必须具有崇高、严肃的写作态度。任何企图绕过这一文体所必须的特有要求的可能，都是对这一文体认识上的偏差和变异，其结果必定会误入歧途，从而损害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的光芒！
今天的中国，整个社会都处于开放和进步之中，报告文学文体也在接受和吸纳所有新鲜的空气，包括非虚构在内的诸如个人化写作、心灵史叙述、口述回忆录、传记创作、自由度非常大的纪实体散文等写实体作品，以及它们新的写作经验，都将为丰富和发展报告文学文体提供有益的养分和宽阔的空间。
面对一个全新的飞速发展的时代，在纪念徐迟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刻，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和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我愿意与同行们一起将徐迟先生开创的中国新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和他所倡导的文学价值观、文艺观及其文学精神继承与发扬下去，努力实现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新纪元，以满足时代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和期待。
（2014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