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至“五四”前后，绵延二百余年，作者人数不下三四百人，较有名的也有数十人之多，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文学史上真可以算得上是绝无仅有。早在乾隆年间，就有人发出了“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感叹。天下文章在桐城，自然是夸张，但从这话中也可以看出桐城派的影响和声势之大了。
桐城派在清代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它的创始者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鏪、姚鼐，世称“桐城派三祖”。“三祖”之外的戴名世也是桐城人，他是方苞的至朋好友，在散文创作上较之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因为《南山集》文字狱案被康熙皇帝下令杀死，文集遭禁，文章不能流传，所以在清代影响不大，实际他也是桐城派的创始人。
桐城派在清代产生并在全国造成影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桐城派的文学主张和散文创作在政治思想上和清王朝的统治保持了一致，这是它得以造成声势并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因。桐城派在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学，在创作上主张“助流政教”，这些都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程朱理学是在宋代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它的核心是提倡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的伦理道德，宋朝以后的科举考试、学校教育都要求以程朱理学为思想标准，因此程朱理学在明清有很深的影响，桐城派尊崇程朱，既与统治阶级保持了一致，也能博得多数知识分子的拥护。另外，桐城派作家很注意研究古文的写作规律，总结古文写作的经验，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写作理论，并在他们主持的书院学校中加以推广，加上桐城派作家大都能写一手很好的文章，因而影响越来越大，他们的文章成了许多知识分子学习文章写作的榜样。由于以上的原因，桐城派作为一个散文派别长期统治文坛就不足为奇了。桐城派创始于桐城籍作家，到了清朝中后期，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了追随者，并在桐城派的旗帜下进行创作，特别在江苏、江西、安徽、广西、湖南、直隶(河北)、浙江、山东、福建等省具有广泛影响，使它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文学派别。
桐城派的理论基础，是方苞提出的“义法”说。“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就是要求文章写作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和恰当的写作方法。方苞写过许多文章阐述他的主张。如果就一般的写作规律而言，方苞提出的“义法”说，是很有道理的。正是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桐城派作家写了不少表彰清廉、提倡德操、揭露黑暗、宣传爱国的文章。由于他们注意“言有序”，所以桐城派的文章大都能做到雅洁、规整、简练。但由于他们信奉程朱理学，拥护封建礼教，因而也写了不少宣扬忠君、表彰节烈、谩骂农民起义的文章。就写作方法而言，如果过于强调在行墨蹊径上用功夫，也容易形成模式，路数过于狭隘。所以后来刘大鏪、姚鼐及此后的桐城派作家，在创作理论上又做了不少补充，如刘大鏪提倡音节、神气，姚鼐提出文章有“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要素，强调“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及以“刚柔”论风格、分文章体裁为八类等，都有独到之处。由于他们的努力，使桐城派的创作理论更加系统、更加完整。桐城派的这些主张，对丰富古代写作理论是有贡献的。
桐城派作家的散文大都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前期作家如戴名世因为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对清朝统治有所不满，因而文章雄健壮阔，具有登高远望，临海观涛的气势。方苞的文章深沉冷静，醇厚精严，但因为他是在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中死里逃生的人，行文不免拘谨，所以常被人指为“能醇而不能肆”。刘大鏪出身下层，一生不得志，文中常有牢骚，行文多有变化，方东树认为他的文章“日丽春敷，风云变态”。姚鼐的文章“以神韵为宗”(方宗诚语)，善于写景和写学术散文，但因他平生很少遭遇，为文常显空泛。后期桐城派散文作者也大都具有个性，如管同刚健，姚莹雄直，梅曾亮醇厚，吴敏树清扬，张裕钊平实，薛福成阔达，林纾清雅。但桐城派作为一个散文流派，其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也有其共性和一致之处。文学主张已如前述，桐城作家的认识大同小异。除此之外，他们创作风格的共性与一致性就是他们经常自我标榜的雅洁自然，有物有序，声音色彩等等，而其精髓则是雅洁。雅洁不单指语言，立意、用事、结构等，都要求做到“澄清无滓”、“雅而有训”。桐城派作家对“雅洁”作过许多正面论述，此外方苞还从反面对“雅洁”在语言方面进行了“规范”，这就是他提出的文章写作的“五不可入”。他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指科举考试文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语(指不加修饰的口语)、汉魏六朝人藻丽语(指辞赋、骈文过分讲究修辞、排比对偶)、汉赋中板重字法(指过分渲染夸饰)、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指轻佻不庄重语)。”方苞的这“五不可入”，近年受到不少人的批评指责，应该说，他的这种主张确有保守的一面，给文章写作加上这么多的限制，很容易束缚作者的手脚，并造成文章风格的单一化。但作为散文风格流派的一种规范，方苞的意见也并非完全没有可取之处，甚至也可以说这是方苞对散文的一种很高的艺术要求。金代作家元好问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如果从这种旨趣出发理解方苞的话，则更不应该加以否定。方苞提出的这“五不可入”是桐城派追求雅洁自然，追求“澄清无滓”所遵循的共同创作原则，同时也是桐城派散文风格的共同特征。
桐城派的后期散文是在其前期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结果，这和姚鼐有意张大其影响有重要关系。在姚鼐之前，戴名世、方苞、刘大鏪等人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他们并没有建立派别的意思。桐城派之所以成为一个文学派别并造成声势，姚鼐是个关键人物。姚鼐终其一生，一直致力于古代散文写作的研究与宣传，辞官以后在南京、扬州、徽州、安庆主持书院教育达四十余年，他在其同乡前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桐城派的创作理论，并以他主讲的书院做基地，长期传授古文法，精心培养写作人才。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都是他的高足弟子。此外如吴德旋、陈用光、朱琦、龙启瑞、王拯等人，或亲受，或私淑，或再传，都受过他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有他的努力，才使桐城派在此后的中国文坛继续煊赫了一百余年。1815年姚鼐死后，又过了25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清王朝的国势日衰，桐城派也进入了后期。所谓桐城派后期散文，实际就是姚鼐之后的桐城派散文。
桐城派后期散文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运动之前。这个时期，主要是姚鼐弟子们的活动时期。姚鼐的弟子对于散文理论的研究和散文创作大都是比较专心的。方东树、梅曾亮、管同、吴德旋等都写过创作理论的专著与专论，方东树写的《昭昧詹言》、吴德旋传授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吕璜笔录)，是关于诗文理论的专著，至今仍有影响。不过他们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创见，多数还是祖述桐城派创始者们的主张。在散文创作上，姚门弟子中不少人都有显著成绩，写过一些有物有序的好文章。特别在鸦片战争中，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桐城派作家表现了很强的爱国热情，撰写了一批力主抗战、表彰抗敌英雄和痛斥投降派的散文，这些散文是桐城派作品中最有光彩的部分之一。梅曾亮的《与陆立夫书》、《王刚节公家传》，王拯的《葛公墓志铭》、《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鲁一同的《关忠节公家传》等，都是这样的文章，此外，邵懿辰等也都写过类似的文章。特别是姚莹在台湾主持抗击英国海军入侵，屡战屡胜，最后却被诬告入狱，在鸦片战争中是令人十分悲愤的一幕，姚莹写的《再与方植之书》等，生动地描写了台湾军民抗击英军的情形，控诉了投降派与殖民者沆瀣一气的可耻行径，读后不免让人感慨万端。在姚门弟子中，刘开、管同死于鸦片战争前，不属于本书范围，故不录他们的文章。
后期桐城派的第二个阶段，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派作家的活动时期，时间大体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兴起到十九世纪末。这个时期是桐城派的衍变时期。所谓“衍变”，是指此期的桐城派作家与政治发生了更密切的联系，文学主张和作品内容都与过去有所不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为清王朝立了大功，他利用得到的军政大权，多方网罗人才，对扩大桐城派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曾国藩早年即倾心桐城派，在京师与梅曾亮等人有所交往，他对姚鼐更是推崇备至，自称“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曾国藩在文学上依附桐城派是有原因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桐城派在姚鼐之后声势浩大，在文人中有广泛影响，举起桐城派的旗子，便于网罗人才为己所用；另一方面，曾国藩本人就是一个正统的封建文人，桐城派尊奉程朱，提倡礼教，这和曾国藩的思想十分接近。有了这两方面的原因，曾国藩与桐城派合流就不奇怪了。在曾国藩的影响下，近代许多文人纷纷归附桐城。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都曾在曾国藩幕府中充任幕僚，号称“曾门四弟子”。此外吴敏树、杨彝珍、郭嵩焘等也受过他的影响。这些人都是这个时期桐城派的中坚人物。曾国藩在文学理论上继承了桐城派的主张，同时又特别强调了“经济”，即文学经世济时的功用，这跟他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有重要关系。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时时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国社会的危机曾国藩是清楚地看到了的，因此他要用“经济”来发挥文学的作用，以帮助日薄西山的封建王朝不致坠落。在曾国藩之前，桐城派作家刘大鏪及梅曾亮、姚莹等都谈到过“经济”问题，曾国藩此时特别强调文学的“经济”作用，是有其用意的。
经世济时的文学思想对后期桐城派的散文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从消极方面讲，此期的桐城派作者，从“忠君”的立场出发，写过大量宣传封建礼教的文章，特别在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上，他们无一不是农民革命运动的死敌。曾国藩之外，桐城派作家不少人都直接参加了镇压和抵抗太平军的活动，并有多人因此被太平军杀死。在桐城派的文章中，太平军成了嗜杀成性、凶暴残忍的魔鬼，完全暴露了他们地主阶级的立场。从积极方面讲，这个时期的不少桐城派作家都有较强的爱国主义思想，面对国家危机四伏的局面，他们力主变法，提倡改良，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所以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都写过不少鼓吹变法图强、改良政治、振兴科技教育的文章。
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时期，是后期桐城派的第三个阶段，这是桐城派由衍变走向覆亡的时期。桐城派从产生就有保守落后的一面，这个时期桐城派的保守性得到了充分暴露。桐城派作家一向以正统文人自居，他们以宣传维护封建礼教为己任，所以辛亥革命的风潮兴起，他们便自然地走上了革命的对立方面。林纾以“清朝遗老”自命，在辛亥革命之后还“念念不忘旧主”，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走上文坛，林纾等人还自不量力，负隅顽抗，妄图阻止新文化发展的潮流，实际不过是螳臂挡车，因而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猛烈批判。历史潮流是阻挡不了的，桐城派在五四时期被冠以“桐城谬种”，不得不败下阵去。这是桐城派末流坚持其保守性得到的必然结果。
桐城派作为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在清代产生过很大影响，桐城派作家创作了一批富有特色的散文作品，在继承和发展中国散文的创作传统方面是有功劳的。他们总结的散文创作理论，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他们在思想和创作上的保守落后的一面则应该给以批判。本着继承文化遗产的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编译了桐城派后期的部分散文介绍给读者。
此前本书编者曾与漆绪邦同志出版过《桐城派文选》(198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黄山书社再版)。本书部分文章在注释、说明部分吸收了《桐城派文选》的某些成果，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