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是以学者出任图书馆馆长的。图书馆馆长应该是大学者,这才能有力地保证图书馆是富有学术气氛的文化、信息机构。柳诒徵在南京国学图书馆的建树,至今仍有很多值得借鉴,而他的人品更为后来者追思。有中山大学王起教授诗为证:“东西学术志沟通,文笔东南第一峰,还见郇堂风范否,相看剩有六朝松”。
由教授改做图书馆馆长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子展教授曾对我说起柳诒徵:“老师是古今、中外、南北学术文化交流的关键人物”。自1903年,老师奉张之洞之派随江阴缪荃孙东游日本、考察教育、引进西方学制,回国后大办新学,却是开风气之先的。回国后,是年即在南京创办思业小学堂,任国文、历史、书法课程,并自着操衣,带着学生上操,当时学生后来知名的有周叔弢、陈方恪、宗白华、茅以升等。
1901年他为江楚编译局编出第一部历史教课书《历代史略》。1905年始柳诒徵先后在江南高等学堂、商业学堂、二江师范(后改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任教,撰有《中国文化史》、《中国商业史》、《商业道德》、《中国教育史》,《东亚各国史》等书。
柳诒徵治学,实事求是,1921年撰《论近人言诸子学者之失》一文,批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诸人讲论诸子之失。章太炎首先驰书认错,书中并誉先生之论如“凤鸣高岗”,后来并写一扇赠柳冶徵,那是《汉书·刘歆传》中“博闻强识,过绝于人”八字。
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柳诒徵恶学校经济不公开,校长郭秉文为排挤杨杏佛,不惜以私人恩怨,裁撤工科,柳诒徵主持正义,助杨反郭,但郭得学阀为助,他痛正义之不得申,乃愤而辞职,同时竺可桢教授亦辞职改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他则北上任东北大学教授,旋改就北京女子大学教职,兼北京高等师范教授。
1927年北伐胜利,六月柳诒徵返南京,筹建第四中山大学,时友朋劝他出任中大文学院长,他力辞而应聘任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长事,馆址在南京乌龙潭,馆名屡改,后名国学图书馆,且亲书馆额。当时馆藏书177234册,善本18549册,续提善本31726册。此馆乃先生之师缪荃孙从杭州购得八千卷楼丁氏藏书后建成。
柳诒徵担任馆长后,乃积极谋图恢扩,续聚图书,厘定规章,开放阅览,1927年起撰写《国学图书馆概况》、《国学图书馆小史》,即印《国学图书馆年刊》,年出一厚册,鼓励馆员进行学术研究。至1936年已出十厚册。80年代顾廷龙还建议上海书店翻印此书。并聘请汤用彤、陈汉章、王伯沆、李小缘四人为国书馆顾问。征求海内族谱,他自己撰写《族谱研究举例》在《国学图书馆年刊》发表。
柳诒徵一转多方从事图书馆学术研究,1931年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在上海开馆(今陕西南路卢湾区图书馆),柳诒徵为科学社社员,因为该馆举办“中国版本展览会”,并编写《中国版本概说》一书。1933年8月教育部聘柳诒徵任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委员,他因于《国风半月刊》三卷六期发表《选印四库秘书拟目》一文。同时刊印馆藏珍本秘笈近百种,八一三以后,有关抗日激励民气之书甚多。
柳诒徵任国学图书馆馆长任中最大之业绩,即为编印《国学图书馆总目》四十四卷,30巨册,图书馆指导读者读书,最要在有分类目,仍可使读者,因类求书,进行研究。此决非书名卡片,作者卡片所可替代,且目录可以人手一册,检索方便,国学图书馆乃一僻地小馆,费时三年,1935年终于编就此一部兼有线平装乃至杂志、碑帖的分类目,1986年我的七弟柳曾修赴美国各大学访问,来信说美国各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莫不有一部《国学图书馆总目》。
柳诒徵于此目躬亲编校,厘定部类,收书22万余册,分7部、85类、832属。上法班刘,下规《四库》,贯串古今,大有改进。他亲撰序言,以明其分类编纂之始末,自有图书馆以来,能将全部藏书编成总目者,当以此为第一家。其特点有三:一、将四库分类加以增删,增设志部以收方志,业部收业书,图部以收地图及各种图册,增四分法为七分。二、将丛书子目分隶各类,读者查阅,可以一览无遗。三、集部编次,以作者卒年为断,便于定易代之际作者归于何朝,其方法在图书馆界有一定影响。当柳诒徵逝世三十周年之际,顾廷龙撰《柳诒徵先生与国学图书馆》以作纪念,内特述及:“合众图书馆编印藏书目录,即明确说明分类采用国学图书馆分类法。关于丛书子目分别部属,1938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目录及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均将子目分类。国学图书馆之《总目》,实导夫先路,在目录学史上应有一定之地位。”①
学者培植读者的创举
柳诒徵办图书馆全心为读者服务,其中有一项创举,即可以让读者住馆读书,免收宿舍,这样读者长年住在馆中,可以大量阅读,易于成就。当时住馆读书,后来成为大学者的有蔡尚思、谢国桢、任中敏、吴天石等人,就中以蔡尚思最为突出。
蔡尚思说:“柳诒徵所给我的多读书,多搜集史料的机会与经常为我讲近代掌故,这个长辈给我的教益,超过了我的所有老师,是我学术上的最大恩人。”
1934年9月至1935年9月蔡尚思在南京龙幡里住馆读书,他一天用16至18个小时,翻阅全部馆藏集部收集思想史资料,晚上八、九点钟向柳馆长请教,柳馆长一点不摆架子,边谈边笑,蔡尚思把南京国学图书馆当作“太上研究院”,把他手批国学图书馆《总目》集部五大册作为自己读书的结业证书。1997年蔡先生已九十三岁的高龄,他的藏书几经沧桑,多已损失,但还保存着这5本集部目,拿出来给我看。上面密密地写满了蝇头小字。
1935年,柳诒徵的学生郑鹤声介绍蔡尚思到上海沪江大学教书,临行蔡尚思向柳诒徵致谢,哈哈大笑说,我应该感谢你,你帮我将书中的蛀虫全部赶跑了。
蔡尚思曾将在国学图书馆住馆读书事,多次撰文发表,80年代有位读者看见了,写信问蔡尚思,问现在可有这样免费住读的图书馆,蔡尚思特地写信向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询问,顾廷龙回答说:“我实尚无所闻。”
1937年抗战军兴,国学图书馆拟建新书库未成,8月,柳诒徵日夜督员工装运善本等书110箱至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11月自运方志、丛书等107箱至苏北兴化,当时我才六岁,随祖父同行。我年纪虽小,亦知宋元本为国之瑰宝,存南京不运,独运此方志50箱同行何哉!此念存之心中60年,1997年11月我至江阴参加缪荃孙学术讨论会,会上有学者宣读缪荃孙与方志研究的论文,始明先祖青年时代即随缪荃孙熟悉方志的重要,其详莫过于军事地图,如一旦大量方志沦入敌手,不啻国家门户洞开,可见图书与国运大有关系!
我始知学者之尊,学问之重要,如但知宋版书一两黄金一页,那只是玩物丧志罢了。与国家之兴亡,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①顾文收入拙编《柳诒徵郇堂学记》,此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复旦大学柳曾符)
链接柳诒徵自日本留学归国,曾将西汉董仲舒的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改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以为座右铭。
余思图书馆可以开展哪些出乎常规、而又能方便于读者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