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闲话西游就到这里。《西游记》的内容很丰富，不是一下子能说完的。我今天说的，主要是它的某一方面的特点：它的奇思异想与世俗趣味的结合。而这一点，我觉得做研究的人没有充分注意。说得不好，请原谅。
（本文是作者在宁波“天一讲堂”所作的讲演，根据记录稿略有修饰。）
劳伦斯作品传入中国：阴差阳错的历程
黑马
劳伦斯于一九三○年三月在法国溘然长逝，去世时还不满四十五岁。这个在英国备受压制和禁止的文学天才，从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可以自由离开英国，就迫不及待地出走，此后只短暂地回国三次，其余时间均浪迹天涯，客居美洲和意大利。他仍在不停地写作，但他的口号是不为英国写作，写出的作品多在美国首发，让英国只喝第二锅汤。在人们眼里，他成了一个没有美国国籍的纯粹的美国作家。英国的文学和出版界对他的回击也是致命的，他不仅被视为边缘作家，甚至是可以忽略的作家。
但就是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边缘作家，以自己非凡的天赋和作品的实力，最终赢得了二十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的称号，在英国作家中与乔伊斯、福斯特、伍尔夫夫人齐名比肩。而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视“中，后三位作家则渐渐淡出，只有劳伦斯是一棵文学的长青树了，他居然成功地跨越了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实属文坛奇迹。造化就是这样捉弄人也成全人。而劳伦斯则是先受到捉弄，再辉煌地崛起并屹立于世界文坛。
一九三○年前后，在中国，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本随时准备发起全面的侵华战争的前夜。即使是在这样对文学和文化传播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劳伦斯还是开始被介绍了进来。
而对他的介绍自然是以对他的禁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译介为开端的。劳伦斯是在这本书出版三年后去世的，去世前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都遭到了禁止。与此同时，大量的盗版书不胫而走，劳伦斯反倒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读者，名声大震，甚至连战乱频仍的远东的中国都不得不开始重视他。这样的重视与劳伦斯在英国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
据介绍，早在这部作品出版的当年（1928年），诗人邵洵美就在他主编的《狮吼》上介绍了这本小说。他写道：“爱读D.H.Lawrence（他有一篇小说曾登在本刊第7期）小说的，谁都恐怕不能否认不是多少有些为了‘性’的关系。但他对于这一类的描写是暗示的，是有神秘性的隐约的。不过最近他在Florence自印的《却脱来夫人的情人》，却是一本赤裸裸的小说，作者因为要避免审查者的寻衅而有些遮掩的，现在均尽量地露布出来了。情节是一个贵族妇人爱了一个gamekeeper（猎场看守），句句是力的描写与表现，使读者的心，从头到底被他擒捉住。本书印一千册，签名发行，恐怕不容易买到；但因排字人是意大利人，所以全书很多错字”（《一本赤裸裸的小说》，载《狮吼》半月刊第9期，1928年11月1日）。估计邵洵美当是劳伦斯这本小说最早的中国读者和介绍者之一。
几年以后，这部小说的多种版本相继流入中国，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西书铺里可以买到。
各种报刊里开始出现一些评论，如一九三○年的《小说月报》第21卷第9号上的《劳伦斯》，一九三一年《世界杂志》第l卷2期上的《劳伦斯的最后的小说》。而有分量的研究和介绍文章则集中出现在一九三四年，至于为何是在这个年份，则有待于以后进行专门的研究。这些文章是孙晋三的《劳伦斯》(《清华周刊》第42卷9/10期)，章益的《劳伦斯的（却特莱爵夫人的爱人）研究》(《世界文学》第1卷2期)，郁达夫的《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莱夫人的爱人）》（《人间世》第14期），林语堂《谈劳伦斯》（《人间世》第19期，林语堂还在文章中节译了该小说，其译文之传神精当，令后人难以超越）和《读劳伦斯的小说》（《人言周刊》第1卷38期）。一九三五年则有《劳伦斯自叙》一文发表（《晨报》，1935年6月25日）。
孙晋三和章益的文章估计是中国最早的学术类论文，其深度大致和当时的欧美学术界的研究同步，至今看来不少观点也不过时，应该说为中国的劳伦斯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说与欧美学术界的研究基本同步的话，这要归功于这两位教授的背景：孙先生是当时稀有的哈佛博士、中央大学的教授，章先生则是留美硕士，但研究范围涉猎广博，含科学和人文，亦翻译了大量英国文学作品，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其一大功绩是阻止了蒋介石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这样两位德高望重之学者成为劳伦斯研究在中国的奠基人，足见当初的劳伦斯研究起点之高，所受到的重视之重。
而从影响面看，林语堂和郁达夫的两篇文章则更为广泛，他们的文学地位和大作家的洞察是振聋发聩的，他们尤其结合中国的国情，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做了深入的比较，认为前者中性的描写是全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象征意义，因此不能将其看做是“淫秽”。郁达夫还认为，即使是性的描写，劳伦斯的手法也是高明的，“使读者不觉得猥亵，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拨劣情”。而郁达夫当年所下的结论即劳伦斯是“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则更是空前绝后地精辟，他简洁明了地给劳伦斯文学下了定义，这一点连西方学者至今还没有做到。林、郁二位文学大师对劳伦斯在中国的普及所起的作用无论怎么估价也不过分，他们深刻的洞察和充满热情的肯定将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彰显其英明。
总之，在当初的中国，有这样四位大师几乎与国际文学界同步肯定和推介劳伦斯和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使国人在这方面的视“大为拓宽，也是中国文学鉴赏水准之高的充分展示。
这之后的一九三六年《约翰声》杂志上发表了部分译文，译名是《契脱来夫人的情人》，译者笔名是T.N.T；一九三六年三月，王孔嘉翻译的《贾泰来夫人之恋人》发表在《天地人》半月刊上，由于《天地人》杂志的中途停刊，该译本只发表九章，成了一个残本。同年八月，饶述一根据法译本转译的新译本在上海问世，这是第一部完整的中译本，但因为是自费出版，发行量仅千册。当年的中国内忧外患，战火纷飞，估计人们都没了读小说的雅兴，这个译本就没有机会再版。以后又有一些节译和未完成的残本，在此不一一赘述。客观地说，饶述一的译本不仅是全本，而且质量最优。或许如果当年林语堂先生译出全本，其质量无疑会高过饶译（根据林的节译推断），但可惜林语堂是写作大师，不肯屈尊翻译，所以中国就少了一个大师级的《查》书译本。饶先生的译本于是就成了最佳，其译文用字准确考究，说明饶对当时的欧陆生活有切身的体会，其行文流丽典雅，带有明显的白话文散文风格，是值得后人效法和光大的。我们国家在劳伦斯谢世不久就出版了这样的优秀译文值得我们骄傲。七十年后当我复译这本书时，我感到我是同时在向劳伦斯和饶先生这一中一外两个良师讨教，那种文化血脉息息相通的感觉是微妙、美妙的。
于是我们看到，四位学术和文学大师的理论推介和饶述一先生的优秀译本，使我国的劳伦斯研究和翻译都几乎与世界同步，其基础十分夯实。劳伦斯本应在中国一路顺畅的，但不幸的是，其后连年的战火硝烟，使这项事业中断了。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在极左文艺政策的控制下，劳伦斯又被认为是颓废作家，难以得到客观的译介。检索一九五○年至一九八○年全国高等：校社会科学学报总目，居然没有一篇与劳伦斯有关的论文。
而一九六○年英国则宣布开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它一度洛阳纸贵，高踞畅销书排行榜数周并一直是常销书。但比畅销更重要的是，对它的开禁标志着人类的宽容精神终于战胜了道德虚伪和文化强权。从此，其作者劳伦斯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大师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劳伦斯学也渐渐成为一门英美大学里的学位课程和文学研究的一门学科。
但遗憾的是，我们国家当时并没有对此注意，仍然对其持以偏见，劳伦斯作品的翻译和评论仍处于空白状态，没能与世界同步。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后，才出现了零星的劳伦斯短篇小说译文和一部短篇小说选。仅此而已。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大了几十年。
而对劳伦斯的重新肯定则是以赵少伟研究员发表在一九八一年的《世界文学》第二期上的论文《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为标志。这篇论文应该说全面肯定了劳伦斯的创作，推翻了以往文学史对他做出的所谓颓废的资产阶级作家的定论。以赵少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的地位和《世界文学》的地位，这篇文章等于是彻底肯定了劳伦斯及其创作，从而开创了劳伦斯研究和翻译在中国的新局面。
笔者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研究劳伦斯，到一九八四年完成了国内第一篇劳伦斯研究的硕士论文并以此获得了硕士学位，该论文的两部分分别在一九八五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和一九八七年的《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所研究的对象是小说《虹》和《儿子与情人》，应该说是继赵少伟先生的奠基之作后最早的两篇具体作品的研究论文。
一九八六年是我国的劳伦斯翻译出版史上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在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的推动下，饶述一一九三六年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译本在湖南再版，他的译者序言写得激情四溢，说“它在近代文艺界放了一线炫人的光彩，而且在近代人的黑暗生活上，燃起了一盏光亮的明灯”，对当代中国人正确认识这部世界名着起到了启蒙作用。林语堂和郁达夫当年的高论也随书重见天日，中国的学术与出版界对劳伦斯从此有了一个全面公正的认识，这是无比令人欣慰的。
从此劳伦斯作品的出版和研究进入正常的轨道，特别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译介高潮。虽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后因种种理由而被停止销售，但其他小说和非小说作品都得到了翻译和复译，他的几大名着如《白孔雀》、《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则出现了多个译本，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似乎销量大都可观，如笔者翻译的《虹》和《恋爱中的女人》都已经多次再版，而拙译劳伦斯的散文随笔则更是出了无数个选本和中英文对照本。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三年拙译《劳伦斯论文艺》和《劳伦斯随笔集》的出版，得益于当时兴起的文人散文随笔热，一批现代作家和老作家的小品文大量被重新发现和挖掘，于是国外大师的随笔也因此“借光”成批上市。不同的是劳伦斯随笔则是完全首译，国内读者于是发现劳伦斯不仅是小说大师，其散文和诗歌创作亦独树一帜，是一个文艺通才。
一九八八年可以说是中国的劳伦斯研究与国际的接轨年。这一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套劳伦斯文集并与上海第二外国语学：等单位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劳伦斯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有英国着名学者基思·萨加和詹姆士·波顿教授，后者是权威的剑桥版劳伦斯作品集的总主编。这之后还成立了中国的劳伦斯研究会，是亚洲继日本之后的第二个这样的学术团体，笔者虽只是个年轻编辑，但因为在新时期劳伦斯译介方面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被邀赴会并成为其理事之一，亲历了整个过程。可惜的是该会几年后因经费匮乏和人员短缺问题停止了运转。但无疑这次研讨会对国内的劳伦斯研究和出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这之后的劳伦斯出版和研究告别了轰轰烈烈，进入了平实、扎实和提高的新阶段，劳伦斯成了我们外国文学大花园中的一棵自然成长的大树，这是最令人欣慰的。不同的是，劳伦斯似乎属于更受青睐的外国作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仅从二○○○年到二○○四年，发表在各类正式刊物上的关于劳伦斯的论文达一百五十篇，每年三十多篇，这是其他许多作家望尘莫及的。还出现了近十种中国学者撰写的劳伦斯评传和评论专集。事实上，这与劳伦斯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是相称的。据说国际上每年出版的作家论着和研究论文中，劳伦斯研究在英国作家中仅次于莎士比亚，位居第二。郁达夫在一九三四年就凭着有限的阅读英明地预见，劳伦斯会成为现代英国的四大作家之一，这个预言一语中的。他提到的另外三个是乔伊斯、福斯特和赫胥黎，只是现在伍尔夫夫人的地位取代了赫胥黎（不过赫应该算仅次于这四位的第二梯队作家），所以郁达夫的预言应该算很准确了，我们不得不佩服郁达夫的直觉和感悟。
二○○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一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新译本悄然上市，它只是作为一套丛书的一种位列其中，并没有任何炒作和宣传。这和劳伦斯目前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地位是相称的，劳伦斯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活的有机部分，不需要任何特别的宣传即可走入人们的书架。于是，有出版社也鼓励我译出一个更为优秀的译本，以飨读众，还特别说明以不才多年的翻译和研究，必须用一个高质量的译本来证明自己的水准。在这样的好心嘘拂下，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推敲打磨，力争做新时代的饶述一。不幸的是，在译本完成之际人文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能再销售了，约我翻译的出版社出于谨慎，告诉我因“不可抗力”无限期推迟出版拙译。这是一个劳伦斯学者和译者最不幸的事，但也只能面对现实，让新时代的饶述一成为我的一个梦，继续做下去。
最近看到一篇博客文章，引用了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中心的资料显示，从一九八五年至二○○一年，仅人大报刊资料复印汇编中出现的有关劳伦斯的论文就有二百零八篇。该文还综述了很多重要论文和论着的内容，具颇参考价值。
我也同意该文的观点，目前的劳伦斯作品出版和研究中，除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出版禁区（但研究着作和论文不是禁区），其诗歌仍是一个弱项。这是因为劳伦斯的诗歌属于现代派的自由诗，其纷呈的意象往往与西方文化和文学原型密切关联，因此翻译成中文后需要大量的注解不算，其译文还很难在中文里表现其诗意，其自由奔放的韵脚，更是难以在中文中对应。国际上一些研究已经把劳伦斯的诗歌列入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范畴中，这无疑对我们的翻译提出了更艰难的挑战。目前已经出版的译本十分差强人意，甚至可以说暂付阙如是更好的选择。这有待于有诗人资质的翻译家来逐步推进，这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事，相信一定有人胜任这样的工作，让我们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