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大家：中国古代最好的小说是哪一部？毫无疑问，白话长篇小说《红楼梦》。如果再问：哪部书形式上跟《红楼梦》互补，成就上媲美？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聊斋红楼，一文一白，一短一长，形成中国古代小说的双峰。《聊斋志异》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骄傲，还是世界文库中的东方瑰宝，经常让汉学家惊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蔡九迪曾对我说：现在美国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是教女人如何保持性魅力，在三百年前封建闭塞的中国，蒲松龄竟然写出《恒娘》这样的小说！妻子利用性魅力打败竞争对手，把丈夫牢牢握在手心。十七世纪中国作家写出供二十世纪美国妇女行为参考的小说，太神奇了。
《聊斋志异》是部神奇小说，其实它的作者蒲松龄出生就有几分神奇。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夜间，山东淄川蒲家庄的商人蒲架做了个奇怪的梦，看到一个身披裂装，瘦骨嶙峋、病病歪歪的和尚，走进了他妻子的内室，和尚裸露的胸前贴着块铜钱大的膏药。蒲梁从梦中惊醒，听到婴儿的哭声。原来，他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蒲架惊讶地看到，新生儿胸前有块铜钱大的青痣，跟他梦中所见病和尚胸前的膏药大小、位置完全符合。病和尚人室，是蒲松龄四十岁时对自己出生情境的描绘。古代作家喜欢把自己的出生蒙上一层神奇色彩，李白是母亲梦太白金星人怀而生，蒲松龄是父亲梦病和尚入室而生，他解释：我如此不得志，如此困苦，很可能因为前世是苦行僧。
苦行僧转世是蒲松龄在《聊斋自志》里杜撰的宿命故事。而他一生更是相当苦，可以说三苦并存：生活很贫苦；科举失利很痛苦，创作《聊斋志异》很艰苦。他的苦是和民族苦联系在一起的，他五岁那一年，满清贵族人主中原，改朝换代，天崩地裂，老百姓水深火热。而蒲松龄始终是下层百姓的一员。
第一、生活的贫苦。
蒲松龄青年时在父亲羽翼下安心读书，但好日子没过多久，二十五岁时，分家了。蒲松龄的两个哥哥是秀才，两个嫂嫂却是泼妇。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整天闹得鸡犬不宁。蒲松龄的父亲只好给四个儿子分家。家分得不公平，好房子好地都给哥哥分走，蒲松龄分了薄田二十亩，农场老屋三间，破得连门都没有，蒲松龄找堂兄借了块门板，带着妻子、儿子搬进去，他分到二百四十斤粮食，只够一家三口吃三个月。为了养家糊口，蒲松龄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私塾老师生涯。私塾教师待遇不高，一年能拿八两银子就算不错。而维持一户庄稼人最低生活得二十两，这是《红楼梦》里刘姥姥算的。反过来说，蒲松龄教书一年挣的钱，不够大观园半顿螃蟹宴。蒲松龄三十多岁时，四个孩子陆续出生，父亲故去，老母在堂，他到了家徒四壁妇愁贫的地步，有时他不得不卖文为活，替别人写文章挣几个钱，比如说写封婚书，写篇祭文，报酬不过是一斗米，或者一只鸡，两瓶低档的酒。蒲松龄最犯愁的就是怎样按时交税不让催税的人登门？当时官吏为了催税，搞所谓“敲比”，就是把欠税人拖到公堂上打板子，有时活活打死。蒲松龄为了交税，要卖掉缸底的存粮，卖掉妻子织的布，甚至卖掉耕牛，他抱怨土地：怎么谷穗不直接长银子？蒲松龄多次写自己的贫困。有首诗写他看到市上卖青鱼，很想吃，但是没钱，只好“安分忘馋嚼”，青鱼很便宜，但大作家蒲松龄吃不起。他的《日中饭》写全家没有干粮吃，煮了锅麦粥，几个儿子抢起来，大儿子先把勺子抢到手里，到锅底捞稠的；二儿子拿着碗叫着吵着跟哥哥抢；三儿子刚会走路，翻盆倒碗像饿鹰。小女儿站在一边可怜巴巴看着父亲。蒲松龄的《除日祭穷神文》说：穷神，我和你有何亲，偏把我的门儿进？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几天假。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像个缠热了的情人？在古代大作家里，蒲松龄的平民特点很突出，贫困使他和下层百姓同命运，共呼吸，使他对吏治黑暗有深刻认识。
第二、科举失利的痛苦。
蒲松龄一生科举不得志，这不得志又恰好从少年得志开始。顺治十五年（1658），十九岁的蒲松龄参加科举考试，在县、府、道三试中名列榜首成为秀才，录取蒲松龄的是山东学道大诗人施闰章。清初诗坛号称“南施北宋”，指的就是安徽的施闰章和山东的宋碗。施闰章给童生道试出的第一道制艺题是《蚤起》。“蚤起”这两个字出自《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形式上有严格要求，写多少字，分哪些段，都有具体要求，更重要的是，内容要揣摩圣贤语气，代圣贤立言。既然题目是“蚤起”，顾名思义，就应该模仿孟子的语气，阐发《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文章本义，阐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蒲松龄却写成了既像小品，又像小说的文章。文章开头写了一段，是文言文，我们用白话说出来：“我曾经观察那些追求富贵的人，君子追求金榜题名的功名，小人追求发财致富，有些人自己并不富贵却迫不及待地伺候在富贵者门前，惟恐见晚了，至于那些悠然自在睡懒觉、无所事事的人，不是放达的高人，就是深闺的女子。”这段话不像八股文，是描写人情世态的小品文，接下来，蒲松龄走得更远，干脆虚构起来，他写齐人之妇如何夜里辗转反侧，琢磨着追踪丈夫，而且想“我得起来了。”写到妻子决定跟踪丈夫时对妾说：“你关上门吧，我走啦。”有人物心理，有人物独白和对话，很像小说，怎能符合八股文要求？但是，蒲松龄遇到的是大文学家施闰章，爱才如命的施闰章，施闰章欣赏蒲松龄对人情世态栩栩如生的描写，他加批语说蒲松龄“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蚤起）二字之上。”把人们追求富贵的丑态，通过蚤起这两个字，写活了，写绝了。还写个批语：“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大笔一挥，蒲松龄，山东秀才第一名。蒲松龄三试第一，名气很大，踌躇满志地走上了求仕之路。但他接连参加四次乡试（举人考试），都名落孙山。追根究底，施闰章对蒲松龄的赏识实际是误导，蒲松龄用写小品和小说笔法写八股，虽然得到施闰章的赞赏，其他考官却不会认可。他们都是用刻板的八股文做敲门砖取得功名，只会写这样的文章，也只欣赏这样的文章。可以说，蒲松龄最初参加科举考试就偏离了跑道。
蒲松龄31岁时到江苏宝应县给知县孙蕙做幕宾，知县就是人们所说的县太爷，幕宾就是代写公文书信的秘书。孙蕙的家离蒲松龄很近，蒲松龄三试第一后颇有些名气，孙蕙邀请了他。蒲松龄平生惟一一次混迹官场，他观察了官场的方方面面，也坚定了进人官场的决心。有一次孙蕙问他：你想仿效古时什么人啊？他回答：“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有朝一日我的名字能上凌烟阁，气派像汾阳王郭子仪。这似乎很滑稽，明明是县官请来处理文稿的文字秘书，却说将来要做郭子仪那样大的官，比县官大得多的官！其实不难理解，蒲松龄如果不想青云直上，他数十年如一日参加科举考试是为什么？
蒲松龄做了半个多世纪秀才。秀才是最低的功名，却最辛苦，总得考试。各省学道任期三年，学道一到任先举行秀才考试，叫“岁考”，岁考决定秀才的等级，考得不好降级，考到一等，有了做察生的资格，所谓“糜生”就是享受朝廷津贴的秀才。糜生有名额限制，即使岁考一等，也得有了空额才能“补康”。岁考第二年举行“科考”，成绩分六等，考前两等可以参加乡试，考五六等降级。乡试三年一次，纳税多的省可以录取百名左右举人。蒲松龄参加了多少次乡试？从有关资料看，十次左右。也就是说，蒲松龄为了求区区“举人”功名，用了不少于三十年时间反复参加岁试、科考、乡试。实在太可怕也太可惜了。我们现在旁观者清，当年蒲松龄却当局者迷。因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是下层知识分子改变人生命运的惟一出路。蒲松龄一直希望有朝一日金殿对策，光宗耀祖。他反复练习，挖空心思琢磨写八股文。四十多岁时他写的八股文跟当年施闰章欣赏的文章已经很不相同。可是，他还是考不上！一方面，科举腐败，金钱和权势越来越起作用；另一方面，蒲松龄很没运气。从他写的词能看到他乡试失利的具体情况。他四十八岁那年参加考试，拿到考题，觉得很有把握，写得很快，回头一看，天塌地陷！原来他“越幅”了，违犯了书写规则。科举考试有严格的书写规范，每一页写十二行，每一行写二十五个字，还必须按照页码1，2，3连续写。蒲松龄下笔如有神，写完第一页，飞快一翻，连第二页一起翻过去，直接写到第三页上了，隔了一幅，这就叫“越幅”，而越幅要取消资格还要张榜公布。蒲松龄写了首词《大圣乐》描写闹中越幅的感受：“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沽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他痛心疾首，无颜见江东父老。五十一岁时参加乡试，头场考完，被内定第一名，偏偏第二场考试他因病没能考完。又是名落孙山！他的《醉太平》词写：“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蒲松龄的妻子刘氏比他看得开，劝蒲松龄：不要再考了，如果你命里有官运，早就位居台阁了。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一定要“肉鼓吹”？也就是听打着板子向老百姓催税的声音呢？蒲松龄自认为他做个进士绰绰有余，只是缺少举人这个环节。蒲松龄始终通不过的，正是举人考试，《聊斋志异》反映出强烈的“举人”情结。《王子安》写到秀才考举人有七似：人场前光着脚提着考篮，像乞丐；入场后俯首贴耳听着官呵吏骂，像囚犯，进了号房写文章，上边露头，下边露脚，像秋末之冷蜂；出了考场时神情恍惚，像出笼之病鸟；等发榜等得坐卧不宁，像被拴起来的猴；听到落榜的消息，下决心再也不念了，再也不考了，四书五经都丢了，灰心丧气，像吃了毒的苍蝇。过一阵子，又做起当官的美梦，像跌了蛋的斑鸿，重新衔草抱窝。“七似”对秀才人闹的精彩概括，没有切身体会绝对写不出来。蒲松龄在科举路上拼搏了几十年，折磨了几十年，终于明白：“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壁，不能自达于圣明。”现在看来，蒲松龄的苦恼实在可笑、可怜、可悲。中国古代举人数以万计，世界级短篇小说大师有几个？但正是蒲松龄的可怜可悲可笑，成就了中国小说史上多篇精彩小说，《叶生》、《王子安》、《司文郎》、《贾奉雄》等。因为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有深刻认识，《聊斋志异》是较早的集中揭露科举制度弊端和危害的作品。
蒲松龄十九岁成秀才，七十二岁成为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贡生有几种，蒲松龄是岁贡。所谓岁贡，又叫“挨贡”，就是做康生做够年头，挨号排到了，带安慰赛的意思。做了贡生，蒲松龄得了个“侯选儒学训导”虚衔，“儒学训导”是哪级官？不是官，也没有品，算个小吏。封建社会有各级官学，国子监，府学，最低的县学。县学正教官叫“教谕”，需要举人出身，副教官叫“儒学训导”，而蒲松龄的“儒学训导”前边还加了两个字“侯选”，就是你有儒学训导资格，能不能做上，还得看山东省除淄川县之外，有没有空出位子，如果空出位子，再看有没有排在你前边的人。对于年逾古稀的蒲松龄来说，贡生只带来精神安慰和小小的实际利益：四两贡银。县令却迟迟不肯给蒲松龄树旗匾，发规定的贡银。蒲松龄不得不一再上呈，请求县官给树旗匾，还声明，因为天早少收，他欠了税，急等这几两银子交税。县令给他树了旗匾，那几两贡银蒲松龄却始终没拿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蒲松龄画像，就穿着贡生的官服，这是蒲松龄七十四岁时，他的三儿子请偶然到淄川的江南画家朱湘鳞画的。
第三、写作《聊斋志异》的艰苦。
蒲松龄总考不上举人，跟他爱写小说有很大关系。蒲松龄是淄川人，淄川离齐国故都临淄数十里，是齐文化的发祥地。从古到今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必然影响蒲松龄，蒲松龄从小喜欢天马行空的作品，庄子、列子、李太白集，游侠列传。他酷爱小说。大约他二十五岁时《聊斋志异》的写作就并始了。他的好朋友张笃庆认为这不利于科举，写诗劝他放弃：“聊斋且莫竞谈空。”但蒲松龄不接受劝告，他选择了写《聊斋志异》。天才总要表现自己，天才也总能找到表现自己的形式，我们要感谢蒲松龄这个似乎不识时务的选择，他的选择给世界文学留下了一部盖世奇书。但这个选择对他来说，是掉进无底深渊，他得一边做私塾教师，维持全家的生活，一边写小说。那时写小说非但拿不到稿费，连写小说的纸都得从嘴里省。蒲松龄冬天穿个破棉袄，手冻得笔都拿不住，脚像是给猫咬了，砚台里磨的墨水都结冰了，还是着了迷似的写。不管听到什么新鲜事，马上写。南游期间走到沂州时遇到下雨，住在旅店休息，一个叫刘子敬的人拿出《桑生传》给他看，一个狐女，一个鬼女来跟一个书生恋爱，最后双美共一夫。蒲松龄被吸引住了，他把《桑生传》改写成聊斋名篇《莲香》。蒲松龄南游期间有两句很有名的诗：“新闻总人鬼狐史，斗酒难消块磊愁。”就是把所见所闻写成“鬼狐史”，鬼狐向来是中国小说的重要内容，但“鬼狐史”不是单纯的鬼狐故事，而是以鬼狐写人生，以鬼狐寄托块磊愁，块磊愁是忧国忧民之愁，是屈原、司马迁那样上下求索、报国无门的愁。既想青云直上，又喜欢写小说，两者是矛盾的。蒲松龄的东家孙蕙注意到蒲松龄写小说影响求取功名，劝他说：老兄绝顶聪明，只要“敛才攻苦”，就能在科举上获得成功。所谓“敛才”就是收敛写志怪小说的才能，把精力集中到攻读圣贤书上。蒲松龄没有接受孙蕙的劝告，继续在穷困潦倒全家食粥的情况下，坚持写作。
关于《聊斋志异》传得很广的说法：蒲松龄在柳泉摆茶摊，请人喝茶讲故事，回到家加工，写成《聊斋志异》。这个说法来自《三借庐笔谈》，鲁迅先生早就认为不可靠。蒲松龄一直在富贵人家坐馆，寄人篱下的私塾教师很辛酸，蒲松龄《闹馆》里的教师向雇主承诺：刮风下雨我背孩子，放了学挑土垫猪圈，来了客人我擦桌子端菜烧火。简直成了全能仆人了。这当然有点儿夸张，但身份低微的农村私塾教师求生确实艰难，哪有空闲到柳泉摆茶摊听故事？但蒲松龄在求生存同时，把写小说看得是跟生命一样重要。他总是有意识地向朋友收集小说素材，见缝插针研究前人的作品。《聊斋志异》有近百篇小说是能从前人作品中找到原型的，比如六朝小说和唐传奇有《纸月取月留月》的简短记载：第一个人能剪纸为月，第二个人能把月亮取到怀里，需要时拿出来照明，第三个人能把月光留住。这些记载不过百余字或数十字，蒲松龄改写成了精彩生动的《劳山道士》。
大家感兴趣的是：蒲松龄写了那么多优美的爱情故事，他自己有没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有没有逾墙相从的生死恋？有专家考证，蒲松龄写过一篇《陈淑卿小像题辞》，内容是文章作者跟陈淑卿的生死恋，于是据此推断蒲松龄有第二个夫人陈淑卿，两人自由恋爱，被父母棒打鸳鸯。但是又有专家考证，《陈淑卿小像题辞》是蒲松龄南游归来后在丰泉乡王家坐馆时替一位叫王敏人的朋友写的，这样一来，蒲松龄所谓第二夫人就不复存在了。蒲松龄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多互不重样的爱情故事？非常耐人寻味。蒲松龄妻子刘氏是贤妻良母，蒲松龄游学在外，她支撑家庭，养老育小，有点好吃的，都留给蒲松龄，有时都留坏了。蒲松龄家有贤妻，却数十年如一日，把家舍当邮亭，梅妻鹤子。蒲松龄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当他白天教完学生，夜深人静，一个人孤零零呆在书斋，月色朦胧，树影婆婆，远处传来狐狸的叫声，他很容易想像出这样的情节：一个才华横溢却不得志的书生荒斋独坐，美丽的少女推门而入，给书生安慰，和书生谈诗论文下围棋，帮助书生飞黄腾达，替书生生儿育女。而且这个少女不要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不要名分，不要金钱，还反过来给书生金钱。这是多么称心如意、一厢情愿的男人的幻想，穷书生的情爱幻想！在礼教森严、男女七岁不同席的社会能有这样的女性吗？不能。这美人，只能是天上来的，海底来的，深山洞穴来的，阴曹地府来的，是鲜花变的，飞鸟变的，狐狸变的。甚至像《书痴》写的，书架上拿下《汉书》，翻到第八卷，里边夹着个纱帛剪的美人，背面写着“天上织女”，突然，这纱剪美人从书本上折腰而起，飘然而下，花容月貌，善解人意，自称“颜如玉”，真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弗洛依德说“梦是愿望的达成”，我们说，花妖狐魅变成的美女就是穷秀才蒲松龄的白日梦。蒲松龄在毕家写过聊斋名篇《狐梦》，主人公姓名凿凿，是毕怡庵做了个跟狐女相恋的美梦，他的情人狐女请求蒲松龄把他们的事写下来。但是我们真去查毕家世谱，却没发现这位毕怡庵，这个人是蒲松龄造的，他做的梦是蒲松龄的梦。雨果曾说：想像是伟大的潜水者。蒲松龄能写出这么多爱情故事，靠的不是生活经历，而是想像天才，这么多的爱情故事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位穷秀才的亲身经历。如果我们想从聊斋数十个爱情故事一一坐实蒲松龄的经历，穷秀才蒲松龄就不是研究者喜欢说的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倒成了世界恋爱之王了。所以在考察《聊斋志异》成书时，我们可以说，有许多是蒲松龄经历过的，是朋友告诉的，是对前人作品的再创造。最重要的一点是，《聊斋志异》是天才作家的想像才能和创造才能的集中表现。
蒲松龄二十几岁开始写小说，四十岁那年，《聊斋志异》初步成书，六十八岁那年他写过《夏雪》，记录夏天下雪的奇闻。花费毕生精力创作、修订一部短篇小说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从《聊斋志异》传下的半部手稿可以看出他如何精益求精，百余字的《妾击贼》，题目就修改四次。
康熙54年（公元1715年）正月22日西时，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距今290年。他生前因为穷，没有能力把《聊斋志异》刻印出来，只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现在，《聊斋志异》已经有25种外文译本。《聊斋志异》虽然是文言，在中国却妇孺皆知。毛泽东主席欣赏《席方平》，邓小平酷爱聊斋。《聊斋志异》是亿万华人的必读书。
穷秀才出将入相的理想终成泡影，《聊斋志异》却光芒四射。历史是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