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实行乐舞制度的历史始于西周。人所共知，自周代立国以后，为了巩固政权，统治者建立了一套严明的制度，即后世所称的“制礼作乐”。
礼是周初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节，是在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也就是说，周公将从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予以全面整理、改造和规范化，以适应早期奴隶制的阶级统治。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
周初统治者“制礼作乐”，是因为乐与礼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而用礼乐互补的方式来治国治民，就能保证社会的有序状态。
首先，从礼的角度讲，礼包含了仁、义、智、信、忠、孝、悌、廉等伦理范畴，而这些范畴又全是宗法血缘关系的产物。由于古代中国政治以礼为中心，故宗法血缘使中国的政治成为伦理政治，而伦理政治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的情感性，那是一种建立在氏族血缘伦理道德基础上的情感。所以，重视和发展此种情感，以维护宗法制度，就成为统治者国政大事中的重要内容。如果在礼的各个环节，都一一渗透着与宗法血缘关系直接相连的伦理道德和情感，那么伦理律令的强制性和专制主义就将被其浓厚的人情味所掩盖。人们从情感上得到愉快的体验，便会不知不觉地遵循伦理律令，消泯其个性人格与自由意志，服从于宗法统治，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所以，礼是以宗法伦理情感为依托的，偏离了这个基点，中国的“礼乐文化”就会是另外的面目。
其次，就乐而言，乐舞本身就是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艺术。“情动于中而形于外”，乐舞无论是生成还是表现，都是以情感为媒介、以达情为旨归。而乐舞的感染人，亦首先是通过打动人的情感来实现的。因此，将礼的内容赋予乐的形式，以乐求礼，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次，由于礼乐各自的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言以蔽之，即以礼来区别等级贵贱，以乐来沟通情感，协调人际关系，一如《礼记·乐记》云：“礼仪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是从内部不加强制地去作用于人的情感，感发人的心灵，感发人“仁”的天性，它是以启发诱导而不是教训说理来陶冶、培养人的向善之心。乐的这种“治心”作用，是从外部规范人的行为的礼所达不到的。反之，欲使人们相互之间既不失仁爱、和睦又不轻谩，并保持其等级严明，就必须施以礼。所以，《周礼》规定：“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又，“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为节，士以《采蘩》为节。”《周礼》明确了不同级别的人用乐的限制，在这里，乐显然是体现礼的一种手段。礼离不开乐，通过乐而导向礼，使礼得到很好的施行；同时，乐的使用又不能超出礼的范围，要受礼的节制。所谓：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者相亲，异者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
“礼异乐同”之“同”在舞蹈中的表现，可从朱载堉的一段话中见其一斑：“古人自天子至于庶人，无有不能舞者，以其从幼习之也。是故大司乐王大射，诏诸侯以弓矢舞，此臣舞于其君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冕而干，此君舞于其臣也；冕而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此孙舞于其祖也；老莱子著斑斓之衣舞，此子舞于其父也；子路援戚而舞，此弟子舞于其师也；高帝置酒沛宫，酒酣，上自起舞，此故旧相舞也；其谓戚夫人曰：‘为我楚舞’，此夫妇相舞也；武帝时，长沙定王舞，此弟兄相舞也；灌夫酒酣起舞，以属丞相，此宾主相舞也。”这里，朱载堉引经据典地介绍了各种关系的人相互舞蹈的情况，目的在于揭示舞蹈所具有的“同”的功能，说明人的喜乐之情相通，人性相同。更重要的是，相互无间的舞蹈可以勾通人心、联络情感，使人与人之间相亲互爱，创造出温馨的“和”的人际环境。
“礼异乐同”反映了西周“礼治”与“乐治”之间的关系。周代的“制礼作乐”，其目的就在于通过礼乐并举，促使社会的外在规范最终化为人们内在心灵的愉快和满足，从而产生强大的社会情感力量，以至影响整个社会生活，导致群体的和谐与社会的稳定，实现天下大治（参见第三章“舞蹈与国家政事”、第四章“舞蹈与社会教化”）。
周以后，历代因袭其乐制，并愈益完善，有些甚至建得十分繁琐。而这些乐舞制度也就成为名符其实的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措施之一。
§§第三章 舞蹈与国家政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