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坐在那里，坐得实在无聊。我到厕所去小便。我站在那个白瓷便池前，正在面壁发呆，忽听得身后有人走进厕所来。原来这层楼里还有别的人。他也是来小便的。两个小便池并排贴着一面墙，这人和我也并排站立。我（因为自觉自己是坏人）头也不敢转一转，眼睛更不敢斜视去偷觑人家，只盼着他赶快结束走掉，我好把身体上难受的紧张放松。
忽然我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他不是别人，正是何其芳先生。
我心中的苦味突然陡增，我多想跟他说一句话啊，至少是对他说一声再见，因为我明天就要下乡去劳动改造了。可是我不敢对他说话。他是所长，是所里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小组组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好人们和我之间的界线是划得分明的，连楼里的勤杂工对我都不予理睬，更何况是他。我动也不敢动，两只手僵持在一个位置上，心中只盼他赶快走掉，又希望他不要马上走掉。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处于十分紧张难受的状态。
他先结束。转身走开。我仍然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听见身后他的皮带扣发出的声音。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向外走去的脚步声。
我有些奇怪了，没有再继续僵立，我转过身去。我发现其芳先生正立在我的身后。这时，我和他面对着面。我不敢对他说话，也不知该说什么。而先开口说话的是他。我万万料想不到，在这种时间，在这个地方，其芳先生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
说完这样一句短短的匆忙的言不尽意的话以后，他立刻昂起头，做出似乎并不曾理睬我的样子，转身走出厕所去。在他临出厕所门的那一顷刻间，我见他先是探头向外，看看走廊里有人没有，然后才大步地走开。他的这个动作说明了许许多多主观的和客观的问题，值得我们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去分析研究。
我在听到所长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以后，身体才恢复动作。听了他的这句话，我忽然感觉到，我的万念俱灰的黑暗处境里有了一线光亮。我还不是一个等于已经死掉的、一无用处的人，还有人对我抱着希望，要我继续做好我应该做好的工作。当时我觉得，其芳先生的这一句话是世界上最亲切感人的话。其实，在那个年代，那个中国现代历史的阶段，对于千千万万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党的声音，人民的声音，社会主义的声音。只可惜当时敢于说出或是有良知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他的这句话提醒我想到，我并不是像那些在大会上口吐白沫声嘶力竭痛斥和批判我的人们所说的那样，从此“盖棺论定”。（那时，有人还给我画了一幅漫画，我躺在棺材里，手里好像还拿着一本《奥涅金》，棺材盖子上写着“白专道路”几个字。）不！我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并没有错！其芳先生不是已经对我说了吗：“《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他的这句话在当时对我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这是一个让我重新直立起来、勇敢做人，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事业的精神的支柱。我过后越来越理解到，在当时，对我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在其芳先生又是多么地大胆，承担着怎样的风险啊。他不正是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吗？我不正是一个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阶级敌人吗？我觉得，其芳先生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忠诚，他为人处世的一颗善良之心，他对当时反右运动中的一些观念和做法（也就是当时的政策）在内心深处的判断和评价，在他对我所悄悄说出的这一句话中，全都坦率无遗地表现出来了。这些年里，我在国内国外，读到过不少专门研究何其芳先生的文章，而却很少有人探入他心灵和思想深处的这一个矛盾的方面。我觉得，不如此深探，便不能研究出一个真实的何其芳来。
这个发生在厕所中的故事，自从我把它写在我的译后记中，已经在读者和朋友中间广为流传。现在，在这篇文字中，再次回忆起那一天生动的经历，想到我这个人的一生，竟然是在那一间厕所里，从迷茫、昏乱中重又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的。那间厕所应该是我的人生旅途的一个“圣地”。我要永远记住它才是。
心头的激动催出我眼中汹涌的热泪，我从那个厕所里奔回研究室，俯在那张空无所有的写字桌上痛哭了一场。哭过以后，我回到宿舍，打开已经封存的书箱，取出我那本已经翻破的《奥涅金》单行本、苏联科学院出版的那套俄文普希金全集第五卷（有《奥涅金》的那一卷）和我已经译出的稿子，把它们塞进我下乡要带的行李中……
在河北农村劳动期间
第二天，我就作为一个“五类分子”，由中国科学院下放干部大军的许多好人押带着，去河北省建屏县（现在叫平山县）劳动改造了。我被分配在西柏坡村附近的小米峪村，落户在老党员王良大伯家里，和他的儿子海兵同睡在驴圈旁的一张土炕上。一住下来，我就每晚在煤油灯下继续一节节细读《奥涅金》，心中琢磨着如何翻译出来。海兵是个初中一年级学生，他好奇地问我这本书的内容，还问我，是不是一本英文书。因为他的老师说过，英文书都是反动的。我告诉他是俄文书，是世界文学名著。这才消除他的怀疑。后来王良大伯知道了，又再三询问过我。他是一位好心肠的老人，也知道我下来以前是一个搞外国文学的干部，他没有阻止我，还说：“你以后还是要回去工作的。温习一下你的书也是应该的。”但是，他又说：“不要影响了改造啊。可要好好改造呢！”
在建屏县的那段日子仍是很不好过。劳动我不怕，老乡们和我关系也非常好，只是一次两次没完没了的检讨批判和思想汇报等等让人难以承受，而且看不见个出头的日子。有时真有不想活下去的心思。那次我坐在滹沱河边，差一点跳下去而没有跳，我对俄国文学研究和《奥涅金》翻译的留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太行山麓小米峪山村外，有一天，蓝天白云下，我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刚刚撒下旱稻稻种的田垄（为了把土踩实），一边借助这一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奥涅金》中四音步轻重格的诗行，再一句一句地把原诗按照我给自己定下的方法在心中翻译成中文，也要它和着我脚下的节奏，均匀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来……那时我每天都这样做，不管干什么农活，一边干，一边心里在默默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反正也没人跟我这个五类分子聊天说话。到夜晚，等海兵弟弟睡着以后，我就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上，有时是写在卫生纸或香烟盒上。这时，我往往会想起人家给我贴的那张大字报和那张漫画上我的棺材盖上放着的《奥涅金》。
后来，1982年当《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时，我在初版的“译后记”中诚心诚意地写下这样一段：在这件工作上，我首先应该衷心、诚挚地感谢的，是我的老师和领导，尊敬的长者，何其芳同志。是他在二十六年前鼓励我译这部作品的。他还曾在他的著名论文《论红楼梦》中引用了一节我的译文。记得二十年前，当我从农村回来，从一片片香烟盒、包装纸和卫生纸上把译稿最初凑成一个整体时，我还能抄一部寄去呈在他的面前，而现在，这本书又经过上十次的重译、重抄，终于排印出来的时候，已不可能请他亲自过目了……安息吧，敬爱的其芳同志！请允许我以这份极不完满的成绩，奉献在你您的灵前，希望您能知道，您为培育后来人所用的心血，并没有白费。我，以及所有经过您教育培养的后来人，一定会遵照您的教导，学着您的榜样，永远忠实地为祖国人民工作。
这应该是后话。我的回忆还只到1958年。
在1958和1959这两年的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高举“三面红旗”的日子里，我一边服从监督、老实劳动、认真改造，一边仍在悄悄译我的《奥涅金》。记得那一天，我从平山县西边一处小山坡上把一块据说是含有铁矿的石头（大约有一百来斤重）背往县委所在地洪子店的炼钢场地的途中，一直在心中反复推敲，寻找一节诗的韵脚，于是也忘记了脊背上的重负。
1959年底，有了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第一个政策，我回到北京，这时我曾经见到过其芳先生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我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也没主动找他，一来避嫌，二来我的《奥涅金》翻译工作还没有做完，不能向他交代。讨论摘帽问题时，有人揭发我改造的决心不够，例证之一便是我在农村仍然“念念不忘”《奥涅金》的翻译，再加上其他原因，这次我的帽子没有能摘掉。我再次被发配甘肃，继续改造，还是带上我的那个《奥涅金》单行本（那上面有许许多多我随时涂写下的字迹，实际上是我几十年中痛苦心声的记录）和那本普希金全集第五卷，还有我的没完成的译稿。
在甘肃兰州和陇西
到兰州以后，我被分配在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叫做《工农文艺》的编辑室里做勤杂工，每天夜晚打扫完办公室，给每一位编辑先生整理过桌子，我就利用那里的灯光和纸张，继续翻译我的《奥涅金》。是悄悄地译，不敢让那位对右派分子非常严厉的编辑部主任知道。但是不久后他还是知道了，是一位平时对我看来很不错的先生向他汇报的。他们在例行的批判会上质问我，每天晚上下班以后，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鬼鬼祟祟地干些什么？但是编辑部里也有好心的同志存心保护我，让我能继续做下去。
1960年春天，在那个大饥饿的年代里，我被派到甘肃省定西县重灾区去支援春耕。吃着野菜树皮去拉犁种地的时候，我没有忘记其芳先生的嘱咐，继续我的《奥涅金》翻译工作。有些当时的情况和体会我把它作为创作素材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里。那位曾经听我对她朗读过《奥涅金》中一些诗节的大嫂（我小说中秋眉嫂的原型）不知是否还健在，我谨在此祝她生活幸福，身体健康！就在那段时间里，我也曾因为翻译这本书受到过批判。下放领导小组不知怎的知道了我每天晚上都在做翻译的事，把我叫到牛庄镇上去开了一次批斗会。一位“左”得可敬又可爱的女同志把我狗血喷头似的大骂一顿，她在发言中还说，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她的话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那句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早期版本。其实，我哪里是个大知识分子啊。那时不是，现在就是当了几十年教授也还不是。而在我们中国，这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的过于动荡，培养出来的真正的大知识分子和尖端人才不是实在太少了吗？所以我们在许多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领域里至今落后于人。我们的国家实在太需要发展，太需要稳定，太需要“以人为本”了！
我来到上海
1960年底，我失去了干部身份、健康甚至户口等等，只剩下头上一顶右派帽子来到上海。我的哥哥嫂嫂冒着巨大的压力收留了我，给我了一条生路，也给了我继续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条件。我从兰州出发，睡在人家硬座车座位底下来到上海，我随身的行李是几袋书和一只盛满各种各样碎纸片和几个小本本的手提包，那些纸片和小本本就是一节节《奥涅金》的译稿。
我到上海后遇见的第一个顶头上司是我哥哥家所在地段的户籍警察。我作为一个“五类分子”，是要受他监管的。我是否能在上海待下去，也完全决定于他。我到达的第二天清早他就来了。仔细询问过我的情况后，他要我把随身带来的行李给他看看。当他看见我那个手提包里的纸片和小本本，他诧异了，见他沉思着久久不出声音，我不知怎的想起在牛庄镇上的那次批斗会。我真害怕他会和那位可爱的女同志一样也臭骂我一顿。骂一顿事小，他若是不让我留在上海，要赶我走，那我怎么办？我无处可去啊。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陈文俊（这是他的名字）同志在查看过我那一堆纸片的《奥涅金》译稿，又沉思良久之后，长叹一口气，对我说：“这件工作，你应该继续做下去。不要半途而废啊。”
就是在这位正直的人的关照下，我得以留在上海，报上了户口，摘掉了右派帽子，并继续进行我的《奥涅金》翻译，直到初稿完成。这位同志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里千千万万淳朴的普通人的一个代表。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凭他做人的本分和良知，做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而他自己为帮助我又不知承担了多少风险！像他这样的普通人，正是最伟大的中国人。我母亲在我到达上海的当天，悄悄找一个瞎子给我算了一个命，那个瞎子说，我命中会遇见“贵人”。母亲后来一再说，这“贵人”就是陈文俊。
贵人陈文俊同志后来在他艰苦的人生奔波中早早病逝了。愿他善良的灵魂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