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9月28日，中华民国政府参议院通过决议将武昌首义日定为国庆节，于是10月10日那天北京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大会主持者是宋教仁，这自然算是民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刚到北京不久的鲁迅也和几位好友参加了大会，并于当晚在广和居一起痛饮——日后人们会发现，鲁迅还会去这个广和居很多次。至于这次的饮酒，我们尚不能确定是否和庆祝国庆有关，因为鲁迅在日记中明确写道，那天“特冷”：
十日 国庆日休息。上午同许铭伯、季市、诗荃、诗苓至留黎厂观共和纪念会，但有数彩坊，而人多如蚁子，不可久驻，遂出。予取名刺，并以二元购《前后汉纪》一部而归。晚饮于广和居，同席五人，如往留黎厂者。今日特冷。钞补《经典释文》两叶。
鲁迅写日记用字一向十分准确谨慎，十月的北京天气如果不是特别冷，鲁迅是不会用一个“特”字的，所以他们当晚的饮酒可能仅仅与御寒有关。此外，那时的鲁迅显然还处于“呐喊”之前的蛰伏期，所以对民国的第一个国庆日，不会有太多热情，因此也没有影响他照旧买古书和抄古籍。鲁迅在其作品中曾数次出现对“挂旗”细节的描述，从中亦可见他对“双十节”的态度。如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就借N先生之口，以嘲讽的语气描写民国时期北京纪念国庆节的情景：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
自然，鲁迅对民国初年北京社会生活状况的失望其实来源于他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也与其内心的灰暗绝望有关，对此他在作品中有很清楚的表现和批判。鲁迅后来还写过一篇《双十怀古》（收入《准风月谈》），以隐晦的手法对双十节予以嘲讽。此文写得十分巧妙：鲁迅先是摘抄了1930年10月初上海各种报刊的新闻报道题目，其中就有“举国欢腾庆祝双十”、“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这样耐人寻味的标题。在罗列很多新闻题目后，鲁迅仅仅写了一句发人深思的结语：“我也说‘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罢’。”
至于周作人，1912年还在绍兴，在他的日记中没有相关的记录。
这一天，远在千里之外的成都，那位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对于这个节日似乎也没有反应，至少在其日记中没有相关记录——按照吴虞连柴米油盐生活琐事都写入日记的习惯，如果他愿意写，这样的节日是不会忘记的。
而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显然对这一天极为敏感，在日记中称之为“大革命周年之纪念”，虽然限于当时的通讯水平，胡适还不太可能知道国民政府已经确定该日为国庆节：
今日，为我国大革命周年之纪念，天雨濛笼，秋风萧瑟，客子眷顾，永怀故国，百感都集。欲作一诗写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而且，胡适显然具有很好的联想能力：
今日Montcncgro王国与土耳其宣战，巴尔干半岛风云又起矣。世界和平之声犹在耳边，而战歌杀声亦与相间而起，东亚革命之周年纪念，乃与巴尔干战云相映，亦一奇也。[1]
现存钱玄同日记中缺少1912年10月的内容，我们无法得知这位五四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对这第一个国庆节的态度。不过，从其1912年9月6日日记，可以看出钱玄同对民国采用公历持认可态度。这一天是旧历7月25日，是钱玄同生日。但他认为既然民国已经用公历纪年，则他的生日也应为公历的9月12日，并决定以后自己的生日都按照公历来计算。
最后自然要说说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主将对“双十节”的态度，虽然他没有相应的日记或书信，不过可以从他后来所写文章间接发现他的意见。在写于1920年10月的《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陈独秀还是对“双十节”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过去的纪念象黄花岗壮烈的牺牲，接着就是十月革命，废黜君主，建设共和，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说不是空前的盛举。在这一点上看起来，我以为全中国人都应该觉得双十节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纪念日。”[2]自然，此时已经将注意力转向共产主义学说的陈独秀，也指出了中国共和制度的失败原因并深信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
再看被世人认为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一方。首先是吴宓，从其1911年10月日记，可以推测出他对日后新生之民国的态度：
夕，阅报，则湖北武昌府方有革党举事，而防兵复变，倒戈相向，以故武昌府城已陷，瑞督逃驻汉口，提督张彪已被捉杀。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1911年10月12日）
近日国中多事，独吾陕景象尚号太平，毫无诸种动作。呜呼，国社危灭，恐桑梓亦只燕巢幕上，庆旦夕之安而已。（10月13日）
今日中国大乱，四海鼎沸，桑梓夫岂能独安？吾家三原，想不至有他虑欤。吾尝读历史及诸种小说，至末世乱离之际，戎马倥偬、颠沛流荡，则谓人之生彼时者，不知其心境如何？今乃亲得闻之，吾他日或亦目睹而身受之乎？他年结果，此时殊难见端倪也。（10月26日）
作为吴宓的好友，陈寅恪一如既往，很少对社会现状直接发表议论，自然没有对民国第一个国庆节的评价，但多年之后却有对民国社会状况的感叹。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他就这样写道：
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飚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3]
不过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节日，陈寅恪依然抱有感情，特别是每逢七夕、中秋，陈氏几乎每年都有诗作，现存陈氏诗歌中仅以“七夕”为题者就多达14首。但对于政府所定节日，陈寅恪却没有作诗之兴趣，此中奥妙颇耐人寻味。
而作为遗老代表的郑孝胥，则在其日记中毫不掩饰他对“双十节”这个节日的轻蔑：
九月朔（10月10日）过女景，长尾雨山来，还所题二卷。应子云来。是日，革命党以为起事纪念日，市人多休业。[4]
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黄侃，其日记中这一天则没有任何国庆的信息：
九月十一日（新十月十日 金曜）阴，以玉检诗寄通一。[5]
无论怎样，民国初年的文人欢迎也好反对也好，他们都意识到，一个全新的民国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皇帝，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既然已是民国，就意味着至少在表面上，他们不再是旧时代的文人，无论他们穿的是长衫还是西装。
说到这穿衣，显然是民国初年文人必须解决的大问题：继续穿长衫还是改换西装，此外还有刚刚问世的中山装可供选择。一时间，穿什么样式的衣服成为判别一个人开明还是保守的标志。至于是否留辫子，彼时倒不是问题，因为早在清室灭亡前，很多革命志士和留日学生就已纷纷剪掉辫子以示其革命决心了。且说这西装传入中国，当在清代晚期。据《清史·西洋记》中记载，第一个穿西服的是严复的大公子。他曾做过一个英国外交官的翻译，这位外交官见他穿长袍短褂，觉得出入不方便就送了他一套西装。而严公子也很开放，剪掉辫子，穿起西装，走上街头。至于国人自己制作的第一套西装，据说是“红帮裁缝”为大革命家徐锡麟制作的。徐锡麟1903年在日本大阪与正在日本学习西装制作工艺的宁波裁缝王睿谟相识，次年徐锡麟回国，就在上海王睿谟开设的王荣泰西服店定制西服。王睿谟花了三天三夜，全部用手工一针一线缝制出了第一套国产西装。那个时代一般穿西装者，思想之开放甚至激进，自不待言。
穿什么样式的衣服，对那些自称或被世人称为“遗老”或“遗少”者本不是问题，他们继续穿长衫就是了，前者如陈三立、章太炎、王国维等，后者如陈三立之子陈寅恪、怪教授刘文典等。对他们而言，长衫基本是唯一选择，如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就回忆说，父亲在他的印象中总是一身长衫。除了在早年一张照片中身着西服外，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1949年后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他也从未改换。今人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曾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想想其貌不扬的刘文典身穿这样的长衫“慢移莲步”，该是有些滑稽的吧。
其实真正在穿衣方面有些纠结的是那些曾经出国留洋又返回国内者，他们有时穿西装，有时又改换长衫，其改变的理由既与特定场合有关，更与其心境有关。自然很多人对此也不是特别在意，鲁迅留学日本时穿西装，回国后就改穿长衫，晚年更是全着长衫。而他的弟子殷夫、柔石等，虽然是比较激进的“左联”成员，又是在上海居住，倒也是以穿长衫为主。至于留学欧美者如胡适、吴宓，也都只是在国外穿西装，回国即改换长衫，虽然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截然对立。
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民国时期的文人，一般年龄大一些或者所谓的文人气质重一些者，在公众场合都是穿长衫者居多，真正西装革履者反而不多见，无论其政见和文学观念如何。例如笔者曾见到鲁迅和胡兰成分别与日本友人的合影，在西装革履的日本人中间，两位都是长衫打扮。而在鲁迅笔下，那位可笑的孔乙己都穷困到和短衣帮为伍的地步了，却还是不愿脱掉长衫，成为“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固守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那所谓的读书人身份。从这也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更认可“长衫”作为民国时代文人的符号。而西服洋装更多是作为留洋阔少、买办和风流公子的符号出现在社交场合和文艺作品中。由此“长衫”和“西服洋装”也反过来成为判定公众人物思想特征的符号。
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来自鲁迅，他对穿西装者似乎总不太喜欢。如1928年7月2日赵景深、徐霞村等为约稿到鲁迅家中拜访，行前徐霞村发现不妥，因为他那天刚好穿的是最时髦的西装。果然，他们的拜访遭到鲁迅的冷遇。鲁迅在当日日记中这样记载：“午，赵景深、徐霞村突来索稿”。一个“突”字把鲁迅的不快显露无遗。此外，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一段话，几乎等于判定那个时代穿西装者大都是洋场恶少、文坛流氓了：
去年的有一天，有一位名人（指夏衍）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还有另一两个，一律洋服，气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即“叛徒”之意）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
由于鲁迅和当时的“左联”领导者有矛盾，他以杂文笔法这样描述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让人们更“目瞪口呆”的还在后面。数十年后，鲁迅这段带有调侃讽刺口吻的话在十年“文革”中变成夏衍等人打击迫害鲁迅的罪名，他们也因为“四条汉子”这个称号而惨遭迫害，直至“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昭雪。看来，这文人的穿衣戴帽还真不是小事，一不小心就可能引发大祸。在这方面，同样是风流倜傥的徐志摩似乎就比较注意。当年泰戈尔来华访问，他与林徽因陪同，大都是身着长衫，两人一左一右陪伴在泰戈尔身边，被称为金童玉女，一时传为美谈。
说到各类节日，民国后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对来自西方各种节日的接受，这其中最重要者一个是元旦，另一个是圣诞节。前者由于采用公历纪元，自然逐渐成为重大节日。后者则完全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扩大，以致文人在创作和日常交往中也对其开始关注，如钱玄同在写给周氏兄弟的信中就幽默地称圣诞节为“大秦之蛤蜊屎马屎（英语Christmas的音译）节”。不过，整体而言，民国时代文人对于圣诞节之类来自西方的节日，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不怎么关注的，至于文学作品中的有关描述，则另当别论。
就鲁迅而言，他对各种节日一直不太热心，对于元旦也是如此。他曾经说：“……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且看1913年的元旦，也即鲁迅到京后的第一个元旦，他是如何度过的。在日记中鲁迅这样写道：“一日，晴，暖。上午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午后同季市游先农坛，但人多耳。回看杨仲和，未遇。夜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尽一卷。”
而据鲁迅日记，在前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鲁迅也不过是和许寿裳等人一起上街购物，吃饭饮酒而已。
这一年元旦是官方所定之“共和大纪念日”，当时的内务部设在先农坛的文物保存所免费开放，酷爱收藏的鲁迅当然不会错过，和好友许寿裳一起去看。但鲁迅最难度过的还是夜晚，更何况是节日之夜，所以尽管是元旦，鲁迅还是以校对古籍来打发这寒夜中无边的寂寞。
再看鲁迅笔下的春节。1917年1月22日，鲁迅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是怎样度过大年三十的：“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相对他在小说《祝福》中所写的旧历除夕的热闹，这差异真是巨大：“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我们可以想见的是，1917年的北京，除夕之夜也同样会爆竹声声，不知听到这声音的鲁迅，是如何依赖抄碑度过那漫漫长夜的？好在半年之后钱玄同就开始经常到鲁迅这里鼓动他投身于新文化运动，鲁迅的寂寞不会太久了。
那么1917年1月22日的钱玄同又在想些什么呢？看看他这一天的日记吧：“今日为阴历除夕日。自袁政府制定以阴历元旦为春节以来，学校中至今遵行。……前此用阴历之日改用世界通用之阳历，此阴历便当废弃。……民间习惯沿用已久，一时旧习殊难尽除。”
看来钱玄同对于传统力量的顽固还是很清楚的，虽然他后来特别偏激。而据他该日日记，他自己在除夕之夜也还是要去哥哥那里团聚，不但一起吃年夜饭，而且还要拜祭祖先。从钱玄同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北京期间每逢长兄钱恂和长嫂单士厘生日，都必去看望，有时还要请他们吃饭。对于长兄所组织的大家族或亲戚之间的聚会，他也总是参加。长兄去世后，钱玄同也还是按照传统礼仪穿了孝衣。就这一点来说，他和鲁迅，甚至吴宓、梅光迪等反对新文化运动者一样，都有理性和感性的冲突。在骨子里他们都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为其很多方面的内容所深深陶醉，其内心深处对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的眷恋就是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