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游两岸，分布着许多入华粟特人，近年发现的西安北周安伽墓（2000年发现）{42}、西安北周史君墓（2003年发现）{43}、西安北周康业墓（2004年发现），都出土有石质的葬具，上面雕刻着成组的反映粟特人生活风情的图像，特别重要的是，几座墓都有墓志或题刻，清楚记载了墓主人的国籍家世和埋葬年代。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分别是中亚安国、石国与康国的粟特人墓葬。
平城、晋阳的外来文明
文明碰撞接触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血与火构成的战争，有的是互惠互利的商贸或者其他和平方式，有时候两者混织一起。
工 艺
并州的外来文明内容很多，其中一项是外来的先进工艺，典型例子如《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传》记载的“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至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条珍贵史料，不仅仅记载了大月氏人在平城经商之事，还记载了他们把大月氏生产玻璃的工艺与技术传到中原，中原从北魏起就有了自己的玻璃生产作坊，开始成批生产，市场上很多，致使此后“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金银器
在北朝墓葬中，常可见到来自西方的器物，上世纪在大同还出土过许多外来金银器，如大同电焊厂北魏墓群内曾出土了来自波斯的琉璃碗和鎏金刻花银碗各一件。大同小站村花疙瘩台北魏墓，也出土过波斯的鎏金银盘和高脚杯等{44}，鎏金银盘高4.1厘米、口径18厘米、圈足直径4.5厘米、高14厘米。盘中央用锤揲法锤出一幅狩猎图，画面中是一伊朗脸型的中年男子，深目高鼻，卷发长髯，头戴冠，耳、项饰璎珞，着紧身衣服，手执长柄武器，周围植物丛中有三头野猪。显然，这些器物，都是经过丝绸之路传来的。
日常用品
随着胡人的涌入，一些外来的日常用品也得到了汉人的喜爱，如胡床、茵褥等，汉代后期已经出现，并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后汉书》志十三《五行志一》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到北朝时，随着入华胡人数量的剧增，《汉书》中所载的胡帐、胡床等更加普遍，具体实物也在北朝墓葬中出现了，如在太原北齐徐显秀墓葬壁画中，就有关于这些日用品的画面。在徐显秀墓室西壁的壁画中，有一群女扮男装的侍女，其中一人左肩扛一胡床（即现在所谓的“马扎”），其身后一人为壁画所绘人物中最矮的女扮男装者，身高1.42米，腋下就夹着一个茵褥。茵褥在《洛神赋图》中也有，唐代已经普及，在李凤墓壁画及李寿墓石椁线刻图中均有，仅李凤墓壁画中就见有几个，也是挟在侍从腋下，或搭在手臂上，有人称此为衾绸，孙机先生指出是茵褥，“作对折状，此物可垫于坐处”{45}。
在徐显秀墓壁画中，还有许多明显的外来因素，墓室西壁壁画正中为一红色骏马，挺立于人群之中。马颈下挂一缨子，为蓝色竖条纹，是萨珊风格，一望而知源自丝绸之路。
壁画中侍女长裙上，还有类似的联珠纹对兽、对花草图案等，都是西来的日常生活用品，这种带联珠纹的纺织品，就是所谓的波斯锦。墓室东壁的牛车后有一内着白色长裙的侍女，裙边饰有花瓣，裙上饰有联珠纹，联珠纹内有一头戴莲花冠的人头像，这也是域外流行的图案。这些外圈为联珠纹，内为人头像的纹饰，在伊朗也出土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徐显秀墓中，出土了一枚形制复杂的蓝宝石戒指，由黄金戒托、戒指环与蓝宝石戒面组合而成，重约为23.443克。
蓝宝石戒面被镶嵌在黄金戒托表面中部，图案中一人物头戴一顶狮首形头盔，深目高鼻，上身穿紧身圆领半袖衫，下身着紧身裤，脚蹬皮靴，双手倒提着两件上有装饰的杖形器。该戒指图案中人物造型与衣饰以及指环上的连珠纹、两兽首相对之形，皆非中原传统式样，显然均来自遥远的西方。
徐显秀墓所在的并州晋阳，因为当时是北齐军事中心，皇宫衙署、政要权贵，遍布晋阳内外。徐显秀时为太尉，位列三公，官居一品，是晋阳炙手可热的人物，自然也是粟特商人极力巴结的对象。这枚戒指极可能就是由粟特珠宝商带进中原，上贡朝廷或赠送达官贵人而落入徐显秀之手的。
胡 服
在并州出土的北朝到隋唐墓葬的随葬品中，还常有各种胡人俑，如粟特商人骑骆驼俑、突厥骑马俑、异域伎乐俑等，身穿各种外来服装。在徐显秀墓壁画中，就有身着外来男式服装的侍女，开了“女扮男装”之先河。
唐代墓葬壁画或石堂图案中，女扮男装或身穿低领露胸服装的侍女，业已非常普遍。这些服装显然是受入华中亚人的影响。如在山西万荣县皇甫乡皇甫村南唐代薛儆墓内的石堂，整体如一庑殿顶之房屋形状，由屋顶、墙体和底座三部分组成。石椁上有许多线刻画，其中墙体石板上的23幅侍者人物图最引人注目。皆为立像，高在1米上下。我们择要介绍三幅，第一幅是一对守门侍女图，以门扉为背景，雕刻着两个相对而立、装扮相同的侍女，二侍女头挽高髻，面庞圆润秀丽，双眉弯如新月，鼻梁挺直，仪态恬雅。身穿开领袒胸宽袖长衫。长裙曳地，露出一双重台高履。从整体看，线条流畅劲拔，浓淡相宜，庄重脱俗，清秀美丽。
第二幅是持扇侍女图，持扇侍女头挽一高髻，戴贴花发罩，面庞丰腴，弯眉凤目，鼻直口小。身穿低领袒胸宽袖长衫，正面站立，镶有宽阔花边的长裙系在胸前，裙腰高及双乳，裙裾拖地。在双肩上，还披着一条帔子，手捏着一面扇子。
第三幅是一幅女扮男装的捧物侍女图。侍女头戴顶部前倾的软脚幞头，身穿大翻领缺胯长衫，内着圆领衫，腰系蹀躞带，腰右侧佩一云纹磐囊，足穿软锦靴，靴尖上翘。双手隐于袖内捧一长方形扁盒。从隋至唐，侍女捧盒也是墓葬壁画雕刻的常见题材之一，所捧扁盒，内盛梳妆用具。该侍女尽管身着男装，但从眉目脸庞看，仍能判定，此乃女扮男装。
薛儆墓石堂上还有几幅女扮男装的捧物侍女图，皆身体侧立，细眉小口，戴软脚蹼头，鬓角上还留有未梳拢起的青丝。身着开领窄袖缺胯长袍，内着花边圆领衫，外罩一件花边半臂衫，足蹬锦制翘尖鞋，双手捧一花盘或其它日常用品{47}。
所谓女扮男装的男装，大都为胡装，这种风气滥觞于北朝，兴盛于唐代，是当时一大时代特征和社会风尚，表现在考古资料中，是在唐前期墓葬所见陶俑、线雕和壁画中，都有大批女扮男装的侍女。
葡萄种植与葡萄酒
大量粟特人生活并活跃在并州，促进了并州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领域和项目很多，还有一个例证，即推动了并州葡萄种植业的发展，催生了葡萄酒酿造业。
早在汉代张骞通西域时，就将葡萄种植业带回中原。但只在宫苑种植，为皇家观赏植物。一直到东汉，葡萄酒都是非常珍贵的礼品，最著名的事例，是有人以一升葡萄酒送给主持朝政的中常侍张让，便得到一个郡太守的位子。如司马彪著《续汉书》卷5记载，“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斛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刺史。”{48}此事在历史上很有名，一直到唐代写《晋书》时，史臣还在《晋书》卷43末以此事讥刺道：“自东京丧乱，吏曹湮灭，西园有三公之钱，蒲陶有一州之任，贪饕方驾，寺署斯满。时移三代，世历九王，拜谢私庭，此焉成俗。”
蒲萄、蒲陶即今天的葡萄。讥刺是讥刺，不过确实表明葡萄在当时的特殊价值。
葡萄的大规模引进路线，应是由今新疆地区进入甘肃，即所谓北朝河西地区，北魏太武帝平定西凉，从凉州迁徙到京畿地区大批人口和各种人才，其中当不乏精于种植葡萄者。葡萄的种植技术进入并州，很可能是在此段时间。从凉州内迁的人口有凉州人，也有粟特人，粟特人与凉州人就是葡萄栽培技术进入并州的传播者。
史书也记载，北魏不但有葡萄酒，而且还作为礼品赠送南朝官员，如《宋书》卷59《张畅传》：“既开门，畅屏却人仗，出对孝伯，并进饷物。虏使云：貂裘与太尉，骆驼、骡与安北，蒲陶酒杂饮，叔侄共尝。”
另外，在大同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的一批来自中亚或者西亚的鎏金银器，时代在北魏迁都洛阳前，其中一件鎏金高足银酒杯，器身周围满饰着葡萄叶蔓、成串的葡萄与一些禽鸟，葡萄与葡萄叶蔓组成5个圆环，在每个圆环中，还分别有1个人物，像是跳舞，又像是采摘。在云冈石窟中，也有葡萄图案，甚至在大同方山永固陵遗址，在一些残存的石构建上，也有葡萄蔓枝纹的图案。方山永固陵修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公元479年）至太和十四年（公元491年），说明在北魏平城时代，葡萄及其图案已经比较普及。
种植葡萄的主要条件是技术与合适的地理环境，这两大条件在当时的并州均已具备。一是以后的山西葡萄种植史证明，山西的地理、土壤、光照等条件，都适于葡萄的成长。二是北魏太延年后，粟特人大量进入并州，许多人与虞弘家族一样，在并州世代居住。这些人喜饮葡萄酒，有人随着商贸或者其他原因奔赴并州各地，长期居住后，在各处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
北齐时，葡萄的种植已很普遍。北齐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就专门谈到了葡萄的种植法、摘取法与保存法。其书“种植法”云：“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安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即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
摘蒲萄法：“熟者一一零叠摘取，从本至末，悉皆无遗。世人全房折杀者，十不收一。”
作乾蒲萄法：“极熟者一一零叠摘取，刀子切去蒂，勿令汁出。蜜两分，脂一分，和内蒲萄中，煮四五沸，漉出，阴乾便成矣。非直滋味倍胜，又得夏暑不败坏也。”
藏蒲萄法：“极熟时，全房折取。于屋下作荫坑，坑内近地凿壁为孔，插枝于孔中，还筑孔使坚，屋子置土覆之，经冬不异也。”
这些关于葡萄从栽种到收藏和加工过程的详细记载，说明葡萄种植已是北齐农家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提到葡萄酒的制作技术。不过也可理解，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主要是与农家有关的事情，葡萄酒的制作技术，这时极可能没有普及，还掌握在少数人特别是粟特工匠手里，秘而不宣地藏在专门生产葡萄酒的作坊。
晋阳居住着很多粟特人，虞弘就是在北齐时入华来到晋阳的。太原虞弘墓、西安安伽墓、史君墓出土石葬具以及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安阳墓出土石葬具、日本弥贺博物馆所藏北齐石葬具图像中的许多葡萄叶蔓和成串的葡萄，既是粟特人喜爱的图案纹饰，也是北齐、北周种植葡萄的反映。虞弘墓石堂图像和甘肃天水出土石葬具图像中的酿造葡萄酒图，实际上正是当时并州和凉州粟特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生活在隋末唐初的并州大诗人王绩在《题酒家五首》（一作《题酒店壁》）中也写诗赞叹过并州的葡萄酒：
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
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
唐初酿造葡萄酒的高手几乎都是中亚人。汉人中据说唐太宗和魏征善于酿造葡萄美酒。据柳宗元记载，魏征酿造葡萄酒就是学自粟特人，其云：“公此酒本学酿于西胡人，岂非得大宛之法？”{49}
有唐一代，葡萄酒成为并州特产，一直是名闻天下的贡酒，只有凉州葡萄酒可以与并州葡萄酒齐名。《新唐书》卷39《地理志》：“太原府，太原郡。本并州，开元十一年为府。土贡：铜镜、铁镜、马鞍、梨、蒲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