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基会的5种文字表述方案，有大陆方面明显不能同意的文字，如“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如台湾方面以“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统一的中国”，以示反对“一国两制”；有的用模棱两可的词来替换明确的概念，如用两岸事务“是中国人事务”，来回避“是中国的事务”。我方当然不同意台湾方面的上述5种文字表述方案，此后，许惠佑后又提出了3项口头表述方案：
1.鉴于中国仍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由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2.海峡两岸文书查证问题，是两岸中国人间的事务。
3.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唯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上述三个口头表述方案，由许惠佑念、周宁记。在周宁记完了以后，双方又进行了核对。
由于双方大部分时间都还在讨论对方提出的5个文字表述，但两会事先商定的会谈时间已经结束（原定两天，后根据对方要求，已延长了半天），海协代表团按期结束了这轮会谈。
鉴于两会香港商谈取得了很大进展，10月29日和11月2日，海协两度函告海基会，建议对商谈结果进行评估后，在北京或台湾、厦门或金门，就有关问题进行进一步商谈，并由两会负责人签署协议。
海协内部评估，感到海基会的第八案相对比较好，海协决定以我方在香港会谈时提出的第四案为基础，稍作改动，作为对应。
11月3日，海基会来函，对于一个中国，正式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
大陆方面早已多次主张，“表述方式也可以协商”，这当然包括用口头方式来表述这一方式。
为此，我即请时任海协副秘书长孙亚夫，在当日下午三时许打电话给陈荣杰，表示海协充分尊重并接受海基会的建议，并提议就口头声明的具体内容，进行协商。
当晚，海基会对孙亚夫下午的电话，通过发布《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新闻稿》，做出回应。该新闻稿称：
“对‘一个中国’原则”，“本会经征得主管机关同意，以口头声明各自表达，可以接受。至于口头声明的具体内容，我方将根据‘国家统一纲领’及国家统一委员会本年八月一日对于‘一个中国’涵义所作决议，加以表达。”
我认为，为避免形成大陆方面接受海基会上述受权发表的《新闻稿》代替10月香港会谈时海基会受权口头表述的第8案的印象，海协应明确表示接受上述海基会第8案的态度。同时，由于上述海基会第8案有“双方对涵义的认知有所不同”一句，为避免形成我默认台湾当局在这一词句掩盖下“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或“中华民国”的印象，我应做出适当回应。考虑到国共两党历史上曾经达成过协议，但后又被国民党撕毁；这次尽管是两岸受权的两个民间团体的口头协议，但后台“老板”仍然还是国共两党，要防止有朝一天台湾当局“翻脸不认账”，十分有必要把双方达成的口头共识，用文字记录下去，知会对方、公诸于众，以起“立此存照”的作用。
为此，我决定根据经批准发表的海协负责人公开谈话和海协在香港会谈时提出的第4案，由海协起草一封给海基会的函，明确写上上述海基会在香港会谈时受权口述的第8案和海协会的对案。海协第4案的原文是：“在海峡两岸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对两岸公证文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这段话的前两句与海基会的第8案吻合或相近，但没有对应海基会第8案中“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的文字。经与海协同志商议，我决定，在海协第4案内前两句后加上“但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一句。
我所以决定用这句话对应海基会的“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是考虑到：1.首先，这句话表达了我不同意海基会“认知不同”句的立场；2.这句话保留了海协与海基会在适当时候讨论的权利。我当时就对研究局的同志说，在事务性商谈中不讨论，但在政治性商谈中，我将与你讨论。3.这句话比较委婉，与双方达成口头共识的气氛和准备此后举行汪辜会谈的气氛比较一致。
1992年11月16日，海协正式致函海基会，并由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当天向国内外广播。
函件的全文如下：
海峡交流基金会：
10月28-30日，我会、中国公证员协会人员与贵会人员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进行了工作性商谈，同时也就开办海峡两岸挂号函件遗失查询及补偿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工作性商谈，不但在具体业务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而且也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这是有关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3月份北京工作性商谈结束后，我会一再表明，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的事务，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协商解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在事务性商谈中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方式可以充分讨论协商，并愿听取贵会及台湾各界的意见。
在这次工作性商谈中，贵会代表建议在相互谅解的前提下，采用贵我两会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并提出了具体表述内容（见附件），其中明确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项内容也已于日后见诸台湾报刊。我们注意到，许惠佑先生于11月1日公开发表书面声明，表达了与上述建议一致的态度。11月3日贵会来函正式通知我会，表示已征得台湾有关方面的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并已于11月3日电话告知陈荣杰先生。
为使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商谈早日克尽全功，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我会建议，在贵我两会约定各自同时口头声明之后，在北京或台湾、厦门或金门继续商谈有关协议草案中某些有分歧的具体业务问题，并由贵我两会负责人签署协议。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1992年11月16日
附：贵会于10月30日下午所提的口头表述方案：
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在时隔18天之后，1992年12月3日，海基会回函海协。
回函中，对上述海协的函件列出的海基会提供的对于一个中国的表述内容，未予否认，对海协提出的大陆方面的口头表述也未提出异议。同时，海基会直接用函件形式向海协重申了海基会11月3日《新闻稿》中的下面一段话，对“一个中国”“口头说明的具体内容”，“我方将根据‘国家统一纲领’及国家统一委员会本年八月一日对于‘一个中国’ˊ涵义所作决议加以表达”。而正如上面所引述的，在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1992年8月1日的决议中，载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这句话。
这样，通过两会的函件往来，两会在事务性商谈中确立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海基会对海协11月16日的去函，在事隔半个多月后才做出正式回应，应是经过反复评估斟酌和内部上级部门的审批程序。
在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不久，我和时任海基会驻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在北京就举行汪辜会谈进行了预备性磋商。1993年4月，汪辜会谈在新加坡顺利举行，签署了四项协议，它标志着两岸中国人在40多年的隔绝后，开始正式坐下来，平等商讨和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这无疑是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为历史留下公正的注脚
——1992年两会达成共识始末
刘墨 肖之光
1992年11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两会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但是，台湾方面这些年来把两会的共识说成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历史是不可更改的。共识究竟是什么？历史的真实又是什么？回顾这段历史，真相即可大白。
事务性商谈中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态度问题的提出
1987年底，长达30多年的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各项交流随之发展起来，同时也衍生出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三不政策”，成立得到官方授权的与大陆方面联系与协商的民间性中介机构，出面处理自己“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1990年11月21日，体现这一意图的海基会成立，1991年3月9日开始运作。海基会成立时，自我规定以“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为宗旨。为了发展两岸关系，尤其是逐步推进两岸谈判，并且注意到海基会的上述态度，大陆方面在确定以适当方式与海基会接触、商谈时，就认为两会商谈应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使之在一个健康的轨道上进行。
1991年4月28日，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率团来北京访问。4月29日，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在会见陈长文时，受权提出了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应遵循的五条原则，其中第二条是：“在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事务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也反对‘一国两府’以及其他类似的主张和行为。”11月3日至7日，陈长文再次率团来北京，就合作打击台湾海峡海上走私、抢劫犯罪活动问题进行程序性商谈。商谈中，唐树备再次提出希望海基会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争取双方达成共识。双方首次讨论了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但未能达成共识。此后，台“陆委会”一再强调台湾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与大陆方面不同，而表达对一个中国的态度是政治性的问题，与事务性商谈无关，海基会在事务性商谈中不得谈这个问题。
为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推动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1991年12月16日，海协成立，开始与海基会接触、商谈。海协根据国台办授权，继续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交往和事务性商谈的基础。
1992年3月23日至26日，两会在北京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和“开办海峡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问题进行第一次工作性商谈。商谈期间，海基会人员按台“陆委会”的要求，一再表示“没有受权谈一个中国问题”。同时，他们在商谈中提出的主张，则明显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例如，在解决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中，海基会起初用比照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来处理大陆公证书在台湾的使用；在解决开办两岸挂号函件业务问题中，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实践再次说明，在商谈中确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是必要的，而如何达成这一共识的方式是可以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