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一年四季一天到晚都离不开扁担。“穷灶头，富水缸”，在自来水和煤气还没出现之前，农民每天都要靠扁担挑水担柴维系一天的生活。人们冬天用它开河挖沟，春天用它送土担肥，夏天用它运送瓜果，秋天用它挑粮挑草。
有一位农民诗人，用质朴的语言歌咏他家挑了近百年的扁担：“就是这根枣木扁担，祖孙三代，已经担过了百年。爷爷用它挑过江堤，挑过河岸，可他却始终没有挑起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爸爸用过这根扁担，在大跃进的岁月，用它炼过钢铁，深耕深翻，可是换回的却还是一家人的缺吃少穿。我也曾挑过这根扁担，那已是改革开放的春天，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挑回来的却是连年丰收的甘甜。”
扁担除了和农民“攀亲”外，和码头工人也“生死相恋”，在大吊车没有出现前，码头工人硬是靠一根扁担在码头上装卸，挑来了一船船“煤海”，又挑去了一座座“粮山”。码头工人负重登高，如履平地。更为离奇的是，他们在午休时竟能在一根扁担上打着呼噜睡觉。
查查资料，这扁担还真和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先说扁担诗，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湖北宜昌出了个蜚声中外的扁担诗人黄声孝，他在《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外一百多家报刊发表了三千多首扁担诗，和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郭小川、徐迟等都成了好朋友。在全国的文代会上毛主席和他握过手，周总理为他敬过酒。他的诗作曾用十多种文字翻译到世界各国。他在一首扁担诗中写到：“一条扁担压上肩，一把汗水一滴血，一路脚印一身疤，艰难困苦难悠然。挑着大米空着肚，挑着布匹露着肩，挑着柴炭灶无火，挑着砖瓦睡露天。”这字字句句都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
再说扁担舞，在广西红水河畔，春节期间，壮族男女老少，欢快地跳起扁担舞，用扁担撞击长凳，发出“咯咯咯咯”的和谐音响，人们边击，边舞，边歌，这扁担又是乐器又是道具。
再就是扁担歌，一曲“黄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下酉州，人说酉州姑娘好，酉州的姑娘会梳头”的四川民歌，被李双江唱遍了大半个中国。还有“小扁担，三尺三”的湖南民歌，更成了“辣妹子”宋祖英的保留节目。
扁担，作为文艺道具，更多的是为人民带来欢乐，但作为一种劳动工具，更多的是担着艰辛，担着生活的重负。扁担，如今在农村使用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但在山城重庆，仍然是朝天门码头的保留节目，成千的“担担帮”靠着一支小扁担迎送旅客，甚至“肩挑满担上高楼，扁担压弯颤悠悠，下得楼来犹喘气，遍身汗水往下流。”
农船
江南水乡，沟渠纵横，河川如织，三里一桥，五里一渡，形成了独特的水文化、桥文化、船文化。
有一年仲春，我和季全保、西江月等常州龙网的网友一起，游览兴化市的万亩油菜花，见到了久违的木质农船，成百上千的游客，坐在被桐油油得黄澄澄的木船椅子上，一边品茗，一遍观赏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只见船夫撑篙，船娘摇橹，在弯弯曲曲花团簇锦的菜田中间穿梭。几十条农船首尾相接，相互照应，田歌对唱，乐器奏和，使人们仿佛置身于“菜花园”中，来到了“世外桃园”。
据兴化报社的同仁介绍，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兴化四十八万农户中，拥有六十多万条农船，人人会水，家家弄船。农人用船上工收工，运送肥料，收割庄稼，迎亲嫁女，拜年张节，走亲访友，接送学生，上街卖粮，进城办事，检查生产，冬训春训，礼送新兵，进场赶集，乃至看戏、看电影，几乎乡村所有生产、生活、社交、农事活动，都离不开农船。
我们常州地区，虽没有兴化农船多，但每个生产队至少有三五条船。在金坛茅山香汛期间，烧香的香船敲着“铛铛铛铛”的铜锣，插着杏黄旗，从四面八方向茅山进发，那阵势也蔚为壮观。有首民唱歌道：“三月三，千条香船朝茅山，头船已到青培桥，尾船还在古龙山”。
农户使用的农船，一般都是手摇的，一条船上两人，一人在船头撑竹篙，把握方向，避免与其他船只相撞，船尾一人摇动木橹，通过一推一扳，让船向前移动，遇到顺风顺水，就扯起船帆，扬帆行船，没有风时，就上岸沿着纤道背纤拉舟。
开始学摇船的人，不懂一推一扳的技巧，经常将船橹滑了掉下来，只能当个助手，帮助摇橹的人吊傍，握住橹绳，学习技巧。
坐农船观赏沿途风景也是一种趣事，沿途经过几座桥、几个村落、几处竹园果林，一草一木尽收眼底，有时高兴了，还可与船农一起哼哼船夫号子，唱唱船歌。
木质农船，使用方便、灵巧，但保养起来很费力，到了夏季，船要上岸“伏修”，用麻丝拌上油灰修补破损，还要涂上一层层桐油进行保养，对烂掉的船板还要拆旧换新。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用钢丝网浇铸的水泥船渐渐代替了木质农船。水泥船不仅体积大，装载多，而且使用年代长，行驶平稳，保养方便，容易清仓，防火防腐，行驶的速度也不比木船慢。
生产队的水泥船大都用于平时村头、田头的短途运输，如运猪灰、运稻把、麦把、罱河泥、送公粮等等，但也有来去八十里的进城装氨水的长途运输。
年年冬季，都要去金坛县城北门外的化肥厂装氨水，回来给麦苗施肥。船上三个人，遇到顺风顺水，行船还算舒服，遇到逆风行船，就是苦差事了，船头一人用竹篙使劲地撑，船尾两人，用木橹拼命地摇。特别到了白龙荡，一望无际，无风也有三尺浪，遇到大风大雨，那装满氨水的水泥船，简直就是在地狱门前打转，心都吊在喉咙口，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船才像蚂蚁爬行那样前进了十几米，就这样穿着湿衣裤与风浪搏斗好几个小时，船才进入内河，紧靠岸边，这时三个人全都瘫倒在船上，捡了条命似的直喘粗气，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
当然，乘船也有欢乐的时候，那就是，陪新郎官去接新娘。当时已经是半机械化的挂桨船了，一般是三条船一起去，一条船装嫁妆，一条船载亲友，一条船载新郎新娘和乐队，且不说来去好吃好喝，乐队吹吹打打，遇到村庄和桥就放炮竹，就是沿路“闹新船”也十分热闹。所谓“闹新船”就是水手随便说个理由，如船坏了，没油了，将船停下来，逼新郎新娘表演节目，要他们唱歌唱戏，又是咬香蕉、苹果，又是喝交杯茶，又是拥抱接吻，反正将“闹新房”的一套节目，提前预演，直到新郎和媒人又是敬烟，又是发糖，又是发红包，让大家满意，喜船才继续前行。
水车
龙骨水车，现在许多景点都有摆设，年轻人和洋人都抢着爬到这古老玩意上去一试身手。
其实不远的过去，它一直是很实用的农具。
古农书记载，龙骨水车在我国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苏东坡《无锡道中赋水车》诗中，说它是“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
它有双人轴、四人轴甚至还有六人轴的。过去没有抽水机，“三吴”大地上的农民，车水灌田、抗旱全靠它。
夏季，田横头、大河旁。到处可见它们架在“当车口”，车水的人手扶车杠，像走路似的踏动车拐，通过联轴的齿轮，驱动长长的龙骨水链，由装在木链上的刮板将河水刮入槽管，流入田间灌溉久渴的禾苗。
遇大旱天或是出大水，农民“磨断轴心，车断脚筋”，没日没夜地车水，白天顶着一头烈日，夜晚披着一身星星，有时一天一夜车下来，脚下走路像踩着棉花，一点力气也没有。这种“头一伸脚一蹬，白天车水夜里哼”的滋味，今人是无法体会的。
至夜晚，四野又是另一番景象：一眼望去，水车上挂着的星星点点的灯笼和夜空的星星交相辉映，农民们敲着“哐哐哐哐”的破锣，尖着嗓子唱起“数墒歌”，伴随着水车“吱吱呀呀”的呻吟，此起彼落，忽近忽远，遥相呼应。
隐约记得有首车水“数墒号子”的词：一啊一更鼓儿响，一芽残月出苇塘，蛙声咯咯如雨点，萤火闪闪追逐忙；二啊二更鼓儿响，长旱禾苗心花放，露水落得背肩湿，不见汗水见盐霜……
山民抗旱更艰辛，从山顶高田到山下大河，几十米高的扬程，一垛水一般只有两米，要将河水一垛一垛翻上山，经常要架起二三十部龙骨水车，像接力棒那样，将救命水往高处引，浇灌稻田开裂、禾苗卷心的庄稼。
车水这农活，看着是轻巧，光着脚板在车拐上“走路”，时而慢悠悠地，时而又踏得飞快，车口飞起白晃晃的水花。但真的爬上水车，双手紧紧抓住横着的车杠，低头盯着脚下滚滚而来的“车拐”心里就发慌，明明是看得好好的一脚踩下去，稍不留神就要踏空，被“吊田鸡”挂在车杠上大喊大叫，惹得熟手在边上大笑。但万事开头难，蹬啊蹬的就熟练了。一步蹬，步步升，扬起水花笑出了声，也就能跟着农民车水数墒唱山歌了。
车水数墒一般是这样的：
在水链上系一根红布作为记号，车一圈水就数一根草棒，一般以五百圈为半墒，一千圈为一墒，数完一千根草棒，车完一墒水就可以下车杠稍作休息了，跳进大河“哗哗”痛痛快快洗个爽身澡，捧起海碗“咕咕”喝碗大麦凉茶舒舒服服歇个凉。
一般情况下，脚踏三四十步才有一圈水，要数完一千根草棒，在车拐上脚踩三四万步，相当于负重跑十几公里山路。
在龙骨水车上车水，还有个特别处：不管是四人上车还是六人上车，这动作还必须统一，步调必须一致，要齐心协力才能出水。不能说你用劲我不用劲，你用快步我用慢步，你蹬一脚我偏要蹬两脚，那就乱了套了，那就车不成水了。
洋龙
估计四十岁以下的朋友，对“洋龙”不会有什么印象了。
洋龙其实就是戽水机，可能是较早从国外引进的农业机械了，和“洋油、洋火、洋钉”一样，因为是舶来品，就都叫它“洋龙”。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在鲁迅、茅盾、郁达夫等笔下的乡村里，“洋龙”这个词出现频率不低。而“洋龙坝”、“洋龙埂”、“洋龙渠”、“洋龙垛”、“洋龙船”、“洋龙鬼子”这些名词，也在早先的文字中经常现身。
尤其苏锡常、杭嘉湖一带富庶乡村，更是抢先用“洋龙”来取代人力和牛力戽水，成为水稻产区较为现代的排灌工具。
我最早接触“洋龙”是在五十年代。
每到插秧季节，就有洋龙船“嘭嘭嘭”地戽着水、冲着浪，很威武地从城里开下来，将小面盆粗的铁管子架在“洋龙埂”上，然后发动机器，将大河里的水抽到十几米高的水渠里去，清清的源头活水哗啦啦沿着主渠、支渠、斗渠、毛渠一直流淌到稻田里去，滋润着禾苗的生长发育。
洋龙有“座龙”和“船龙”之分。
一般在高田用固定的“座机”，人们称它为“座龙”；在圩区用流动的“洋龙船”，人们称之为“船龙”。
在少年眼中“洋龙”可是个了不起的“庞然大物”，它安装在一条二三十吨的大木船上，因为它是单缸机，就显得特别的笨重，一台机器足有两三吨重，不像如今的三缸、四缸柴油机那样轻巧。
整个“龙身”占据了船的前舱和中舱百分之七十的位置，发动机有一人多高，牵引两只大飞轮，比乡村磨坊的石磨还要大。
开机时，长长的皮带牵引着飞轮快速地旋转，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使整条“洋龙船”“嘭—嘭”有规则、有节奏地抖动，张开“铁口”，将大河里的水通过粗粗的“龙口”，喷珠溅玉般抽到高垛上去。
它可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龙”，既不要吃草，又不要加料，靠一点儿油，就能灌溉村庄上五六百亩农田。只轻轻巧巧“吼”上一天，就抵得上三四十部龙骨水车、一百多个壮汉累死累活的劳动。
这铁家伙真厉害，能将大河里十几斤重的青鱼、草鱼、花鲢鱼，一轧两段地打上来。在“洋龙口”安上一张铁网，每天就有吃不尽的鱼。
孩子们喜欢猴到“洋龙船”上去，和“洋龙鬼子”作伴，看他们修机器，听他们在停机时说古今，在“洋龙船”上睡觉，尽管“抖”得厉害，但抖得人“松皮松骨”，抖得人昏昏欲睡，不用催眠，就睡着了。
最吸引人的，是和城里来的“洋龙师傅”一起袒胸露背喝酒吃鱼，听他们说城里和乡间的趣闻逸事。
农人尊称“洋龙鬼子”是“降龙罗汉”。
到了发洪水破圩的要命时刻，眼看着家园被淹，房倒屋坍，圩堤内不见了青青禾苗，不见了袅袅炊烟，不见了鸡鸣狗吠，眼望去就是滔天白浪、白浪滔天，心里惊恐无助得很。
这时，只听见大河里由远而近地开来了几十条“洋龙船”，“嘭嘭嘭嘭”地响成一片，赤脚爬天站在圩堤上的农民就一个个绽开紧锁的眉头，雀跃奔走：“洋龙鬼子来了，大圩有救了！”
顾不上休息，“洋龙师傅”立马就在圩堤上将机船一字儿排开，挖沟的挖沟，接管的接管，加油的加油，点火的点火，摇机的摇机，很快就只见几十条“白哗哗”的“水龙”大显威风了。
大概也就三两天，水便退了，田也现了，树也绿了，圩堤里又是一派勃勃生机。
乌头
传统的水田稻作农业中，艰辛的农活又何止是犁田、插秧，单单水稻的田间管理，就够苦够累。
“三交乌头四交草，一次也少不了。”据说，水稻的田间管理上少做一次“生活”，就少掉一层米油，有经验的老农只要看一看稻草，颠一颠稻谷，就知道这劳动的果实是缺水了，缺肥了，还是缺少了一次耘耥的过程。
当然懒人也有懒种田的办法，他们搞田间管理大都是“大草一掐，小草一捺，浑水一搂，拔脚就走”，其结果当然是“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伏天不耘稻，秋后要懊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