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3中国现代性的内质建构：实践驱动、融合生成、创新发展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现代性的内质建构不仅是一种理论思维的问题，也不仅是实践上的可能性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实践”及其内涵确认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实践驱动”、“融合生成”、“创新发展”三个方面来逐一说明和阐述。
在中国现代性的内质建构中，“实践”不仅是前提基础，还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不仅如此，“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31]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中被迫启动。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先行者们相继在技术、制度、观念等层面为探寻民族复兴的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努力。但在特殊的历史处境下，“救亡图存”成为最紧迫的历史课题和首要选择，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是艰难而持续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提出和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才真正开始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或者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主旋律，才成为我们自觉的追求。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论是在广度、深度，还是力度、速度上，都是以往不可比拟的。与之相应，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把握也是以往不可比拟的。事实上，经过30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里，我们可以说，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既是中国人大踏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性逐渐形成自己独特品格，并走上历史舞台的过程。
从“历时”的逻辑行程看，从“救亡图存”到建设“小康社会”，从“激发模仿”到“生成完善”，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和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已经历了百年的历史航程；从共时的融合生成看，站在世纪初新的起点上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现代性的内质建构有其复杂的多项参量、多个维度和多种要素。
就“多项参量”来说，正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其现代性的熔铸和建构必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一方面，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自觉应该有一个全球的视野，有一个更长的历史眼光，以加强文明选择的自主性和创新发展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决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必然要以各种有益元素作为建构的资源，同时，也将对自我的深刻反思作为建构的“思想材料”。比如，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合理思想就有利于培养国民的创造性、协调性，以及求真、行善、崇美的人格品质。针对西方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批判，但对启蒙方案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我们又应该积极肯定和接受，并在扬弃和超越中，发挥中国现代性的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此外，我们还必须正视和反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新传统”，要直面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生态破坏、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等负面现象。总之，建构中国现代性，必须从民族文化传统和现代性反思的成果中汲取智慧，必须在中西文化大交流和大交融中，提升其创造性，进而把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融入到以社会整体协调发展为旨归的谋划和实践之中。
就“多个维度”而言，现代性是一个系统，是由各种特性、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总体上说，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整体性、系统性”具有四个维度，即，“经济”的维度、“政治”的维度、“文化”的维度、“社会”的维度，或者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这“四位一体”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之中。这四者整体推进、和谐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现代性逐渐生成，中国社会逐渐真正获得现代性身份的过程，同时又是自觉防止和遏制现代性侵蚀、蚕食，宰制人文关怀理性，避免现代性危机的过程，也就是有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文化精神、价值准则、社会因素的传承、弘扬与生长的过程。”[132]
当然，在中国现代性的内质建构中，不管是“参量”的仔细甄别，还是“维度”的辩证考量，其最关键的落点还在于内质“要素”及其内涵的具体化。它标明和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基本理念、基本性质和基本品格，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意义上，这些“基本精神、基本理念、基本性质和基本品格”对中国现代化实践具有规范性的引导作用，是驱动中国现代化的认知理念，是形塑中国当代社会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的价值理念。在这里，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情形，同时把握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性发展进程前后相续的历史连续性，我们可以从中勾勒、挖掘出铸就中国现代性基本精神、性质与特征的一系列关键词，比如，“图强”、“维新”、“革命”、“科学”、“民主”、“和谐”、“科学发展”等。特别是“科学发展”，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关键内容，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这里，如果将这一系列关键词进一步熔铸成一个整体的话语表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现代性迄今为止最集中、最完整、最科学的揭示和概括。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又为我们继续进行理论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间，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33]
在当代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为此，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本世纪初，季羡林先生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张岱年指出：“21世纪是中国新文化建设成功的世纪，也将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发展的世纪。”“21世纪，中华文明将作出‘十大创新’，以实现其现代复兴并为创造新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特殊的贡献。这十大创新就是：（一）创造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二）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三）开创一体两翼式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体制：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科学文化；（四）开创‘体制改革—经济起飞—国家统—文化复兴’四大潮流有机统一的跨世纪中国主潮；（五）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模式；（六）创造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七）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八）创造富有时代精神与东方神韵的新方法论体系——大成智慧学；（九）创造大器晚成、现代复兴的中华文明新型态；（十）创造现代新型主体性，以熔铸21世纪新型世界文明。”[134]当今世界，现代性是发达国家发展的新起点，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在“发展”的当代主题中，尽管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与完善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历史过程，但它无疑是当代中国坚定不移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当前，中国现代性已初步生成与确立，下一步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其基本精神、价值理念等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自觉，并使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同时，也为建构21世纪新型的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
1.2.4改革剧审美现代性的历史具体性
通过以上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性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审美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基础。这种“基础”无疑为我们审视改革剧审美现代性的历史具体性及内涵与特质，提供了一个科学、合理的意义阐释的前提条件。
就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现代性来说，中国语境和中国现代性必然要铸就其历史具体性。然而，这种思想观念曾遭到质疑。比如，20世纪末，在一场关于“20世纪文学”现代性品质的争论中，有论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论者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中国的社会发展远没有进入到现代水平，人的个性还未得到解放，文学还没有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因此，以关注个体精神世界、带有鲜明非理性倾向、表现形式空前解放为特点的现代主义性质的文学，也就不可能在一个近代性质的社会中得以真正展开。[135]
或者说，在论者看来，“近代性”这一“全新命题”的提出基于这样的“事实”：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在呼唤启蒙，在肯定理性，在维护意识形态，而这与反启蒙、反理性、反意识形态的“现代”标准是不相符的。诚然，现代性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阶段。杰姆逊就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区分为“三个阶段”，即，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或帝国主义阶段、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的资本主义阶段，并将其与文化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立起相互关联的对应关系。[136]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是否也应该坚持后现代的批判立场？对此，有研究者指出：“此场讨论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套错了概念并错置了文化时空的与现代性反思无关的问题。”《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的作者“拿具有强烈后现代意味的‘现代性’概念，来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重新进行本质主义的分期、定位的做法，实在是成问题的。”[137]
就改革剧审美现代性的历史具体性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的问题意识和学理路径。如果依照论者的思路和标准，我们同样可以得出改革剧不具备“审美现代性”的结论。然而，事实显然不是这样。那么，问题出在哪？问题就出在论者的逻辑出发点，即，对西方审美现代性标准的认同。可以说，这种“认同和搬用”是以牺牲活生生的历史具体性为代价的。在这里，这种来自反面的教训表明，改革剧的审美现代性研究既要重视西方艺术和西方理论的参照作用，以便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审美参照系和更加深厚的文化语境；又要保持清醒中国语境中的问题意识，强调历史具体性，以便为我们的研究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进而使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达成有机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