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为了帮助本书的读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对它有一个大致的印象，我们不妨在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对比当中，勾勒出它的一些基本倾向，当然这种勾勒只是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完整的理论概括。这些倾向是：1.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2.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3.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4.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以上的描述是十分简略的，但即令通过这样一种极其简略的描述和比较，我们也可以发现，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研究全然不同的、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
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倡导算起，文化研究在欧美已经经历了大约40多年的发展，目前许多欧美大学都建立了有关文化研究的系科，开设了文化研究的课程，文化研究在欧美学术体制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将对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作一初步的介绍，为了使论述较为集中，我们将以介绍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著名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工作为主。
一、文化研究的起源
狭义的文化研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逐步兴起，而后扩展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尽管霍尔声称，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但在追溯其根源时，大多数学者都把五六十年代之交出现的几部著作，如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以及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看作是它的奠基作。
理查德·约翰生指出，文化研究在政治和思想上各有其传统，在政治上，文化研究的产生与英国新左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左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而是50年代末由一批前共产党知识分子(核心是一批党内历史学家)、左翼文化人，以及激进的大学生结合而成的一种政治运动。新左派的目的是在英国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造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50年代末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如1956年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同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英国国内声势浩大的核裁军运动，推动他们走到一起。新左派的中坚力量是团结在《明理者》《大学与左派评论》两个刊物周围的知识分子，前者的成员大多是前英共党员，他们反对苏军入侵匈牙利，公开要求英共领导撤销对苏联侵略行径的支持，他们认为，无条件地接受苏共的政策实际上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历史方法，他们批判斯大林主义乃是基于抽象的教条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经验，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破产是由于其经济化约论，即把社会、政治、道德和艺术维度简单地化约为经济和阶级结构。他们批评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模式，要求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后者的成员主要是牛津大学的一批激进的大学生，其政治成分和态度更加复杂，但在倡导一种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上，他们和前者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促使两个刊物的成员走到一起，并于1959年合并为著名的《新左派评论》。新左派与文化研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许多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如威廉斯、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等，同时又是新左派的核心成员。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新左派对文化政治的特殊重视，尤其是新左派在文化问题上的一些重要观点，例如，第一，对经济化约论的批判；第二，把文化看作社会过程本身，而把经济、政治仅仅看作这一过程的构成因素，都对后来文化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思想来源方面，文化研究可以上溯至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和以他为代表的“细绎”集团。50年代，由于商业电视的普及，大众文化在英国迅速崛起，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李维斯为首的一批文学批评家就已经开始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如李维斯和丹尼·汤普生的《文化与环境》(1938)与Q.F.李维斯的《小说与大众》(1932)便分别研究了广告和通俗小说。但令人遗憾的是，李维斯的历史观是保守的。对他来说，一种有机与和谐的社会秩序仅仅存在于17世纪之前，它遭受到工业革命的破坏。李维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所诊断的那样，存在于经济方面，而主要存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李维斯主张，为了拯救现代社会，必须恢复古老的有机社会的价值观念，而这需要借助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力量。站在这一立场，李维斯批评大众文化缺乏“道德的严肃性”和“审美价值”。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如霍加特、威廉斯等在批评方法和文化观念上曾受到李维斯的影响，但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与李维斯等人却存在重大分歧，这种差异与两代批评家的出身和文化背景有关。李维斯等战前一代批评家大多出身于社会精英阶层，而在战后，由于经济重建的需要和福利国家带来的教育普及，许多出身于下层阶级的子弟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威廉斯后来曾多次强调这种经验对于他们从事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这种经验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那些被排斥到边缘位置的非主流的社会集团，接触到为这些社会集团所熟悉的大众文化。
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发轫之作。它的写作意图与新左派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在自由主义知识界一个颇为流行的看法是，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工人阶级正在逐渐中产阶级化，他们的生活条件、价值观念、文化趣味都日渐与中产阶级合流，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而新左派则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确认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身份，霍加特的著作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霍加特既不同意上述自由主义的观点，也不同意旧左派把工人阶级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主张，他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既有连续性，又有变化性。这种变化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分辨出来。《文化的用途》一书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描绘了霍加特青年时代(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后一部分描述了50年代美国式的大众娱乐文化对这种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冲击。李维斯的影响在书中清晰可辨，霍加特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李维斯式的历史文化景观，一种健康、淳朴的文化正在逐步被一种堕落、时髦的文化所取代。不过，与李维斯把17世纪看作理想的有机社会不同，霍加特心目中的“美好的旧时光”是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在书中，霍加特充满同情，兴味盎然地描绘了这种文化，他以赞赏的口吻谈到在工人阶级读者中流行的通俗故事所表现的淳朴的感情：“这些故事描写的是一个有限的淳朴的世界，以几种公认并信奉已久的价值为基础，它往往是一个幼稚而华美的世界，感情的迸发形成巨大的热情，但这些感情迸发的确在起作用，这不是一个腐败或虚伪的世界。”[1]这些通俗故事“不是鼓励人们去逃避日常生活，而是强化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兴趣”。这可以看作霍加特对他青年时代工人阶级通俗文化的总体评价。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是自然、淳朴的，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是一个有机的社会。霍加特在书中详尽地描写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侧面，工人聚集的小酒馆、工人俱乐部，工人中流行的期刊和故事，他们的体育活动、语言习惯与私生活、家庭和性别关系等。霍加特指出，在这各个方面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内在联系，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感受”，它的特征是集体价值和个人生活的紧密交织，这种内在的联系和共同感受使工人阶级文化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霍加特的著作具有浓厚的怀旧气息，他对战前工人阶级文化的赞美与对战后美国式大众文化的批判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缺乏有机性，缺乏在普通老百姓活生生的文化经验中牢固的根基，霍加特批评美国电视、流行音乐、犯罪小说等都是一种文化赝品。在《文化的用途》的后一部分，霍加特采用李维斯提供的术语，如“健康”、“严肃”等来批评这种大众文化，并力图建立一种系统地鉴别大众文化的标准。这样，在霍加特的著作中我们便可以发现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仍然沿用着英国精英文化所建立的价值尺度和意识形态假定，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工人阶级通俗文化与其政治传统的统一性，这使他在书中常常从对通俗文化的社会功能的肯定不知不觉地滑向对其文本形式的批评，同时也使他忽略了大众文化自身的复杂性。
霍加特这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对早期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三点影响。第一，《文化的用途》是一部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充分利用了自己童年时代的经验和记忆。在我们眼前生动逼真地复活了那一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氛围，正如一个学者所说，该书的“强大的影响来源于这种自传，文学想象和批评感性的混合，读者依据一个置身于这种生活内部的人的视野看到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具体形象，并通过他亲炙了这种经验”。霍加特这种著述方式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第二，霍加特曾接受过严格的文学训练，在书中他成功地把文学批评的方法应用于通俗文化，把流行音乐、通俗期刊等大众文化现象都作为一个个文本来加以分析，为早期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第三，霍加特首次采用了跨学科的多维的视野，例如在书中他便同时采用了社会学、政治学与文学批评的视角。
尽管霍加特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对早期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应属雷蒙·威廉斯，正是威廉斯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等著作中，威廉斯明确地与那种传统的、超越功利的，仅仅局囿于精英文化范围的文化定义告别。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追溯了从工业革命直至当代“文化”一词的内涵所发生的变化，威廉斯同意李维斯的意见，传统的最精致的部分体现在语言和文学中，但他不同意李维斯的观点，全部文化遗产都是由语言和文学承载的。威廉斯认为，李维斯忽略了其他的知识形式、制度、风俗、习惯等，夸大了文学的作用，威廉斯在书中写道：“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必须不断扩展它的意义，直至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成为同义的。”[2]
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对文化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他用“漫长的革命”来形容过去两百年间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和文化变革。威廉斯摒弃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他认为民主革命和文化变革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发的后果，而是社会整体进程的一部分。他说：“我们习惯了用政治和经济的术语来描绘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但作为一个经验的问题，人和社会并不局限于权力、财产和生产。他们对经验的描绘、学习、说服和交换的关系同样是基本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