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心直口快，我们也为这种习惯自豪。当然，在一些正式的外交和社交场合中，我们也会仔细斟酌自己的语言。可是简单直接的说话方式仍然在我们的骨子里，只是在不同的地点，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亚洲人则不同，随着与他们接触时间的增加，渐渐地，我们发现他们的性格及为人处世与我们全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
很多亚洲国家的人，对别人的称呼恭维得过分，而我们很少用这种恭维的称呼。中国人总是用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十分简单的事，我们不这样。比如说，一个中国人对于死亡的表达就有很多种方式，其中没有一个是简单直接的，皇帝也好，乞丐也罢，在提及死亡的时候，都用一些委婉的方式，只是用词不同。我们并不谈言语的准确性，只是就一般的表述来说，若是每个人都这样直白地表达，也都知道其他人也是如此，那就仅仅只是采用何种方法的问题了。
熟悉中国人的外国人都会有这样的发现：只听中国人讲话，几乎不可能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就算这个外国人中文讲得再流利，甚至对中国的俗语方言也十分了解，他也未必能明白中国人内心的想法。这是因为中国人习惯说一些与内心想法相关的事，来让对方推敲出他想要表达的部分或者全部意思。
想与中国人交流，除了要对汉语十分精通外，还要有很强的推理能力。当然无论这个外国人的推理能力多么突出，他仍然会经常推断错误，因为推断和理解能力始终是有限的。举个例子来讲讲中国人生活中的这种普遍现象吧，首先说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人——仆人，他们看似不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中国人的代表。一天，仆人跑到主人面前说自己的阿姨病了，希望能请几天假去看看她。外国人听到这样的话只是会想，也许是他的阿姨真的病了，所以请几天假而已，肯定不会想到有其他的意思。实际上这个孩子可能根本就没有阿姨，或者说他的阿姨并没有生病，他只是与厨子闹了矛盾，而厨子的势力又大过他，所以找个借口，实际的目的是暗示自己的主人，他想要远走高飞。
有这么一个人，帮助了别人，那个被帮助的人当时身上没有钱，只能拿一些随身的物品来赠送。而那个施以援手的人则是有礼貌地拒绝赠送，并且说：“这种小事也要索取报酬，有损‘五常’。”如果对方还是坚持要送，那就是贬低他，看不起他。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的意思而已，绝对不是他的本意。那他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可能是被帮助的人给的东西太少他不满意，希望能多得一些的意思。就像是奥列弗·特维斯特（Oliver Twist）说的那样，想“得到更多”。或者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想暗示将来你有能力送他好的东西的时候再接受你的答谢。
中国人之所以会以这种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大概是怕伤了听者的感情。在谈到别人的时候，中国人会格外小心，唯恐惹来麻烦，得罪别人。中国人喜欢聊天，但是他们清楚在怎样的场合该说怎样的话，尤其是有外国人在的情况，他们会特别谨慎。所以这些中国人经常在人多的场合保持沉默，除非他们既不用冒险又能够得到好处，才会表现得不同一些。
当中国人想把一个坏消息暗示给别人时是很有趣的，他们想找到最佳的方法来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但总是词不达意。经常委婉地暗示对方这件事情只可意会。举个例子，有的人说话时，刻意地压低声音，还要时刻谨慎地看看有没有人偷听，然后伸出三只手指来暗示那个人就是他家老三。然后，他在叙述的过程中指出可疑之处，说着说着可能突然停下不说了，接着，他高深莫测地看着你点点头，一副“你明白了吧？”的表情。可能这个外国人根本就没弄明白他在说什么。于是这位告密者又会将你拉入黑暗之中，暗示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每个民族的人都希望尽可能隐瞒坏消息，报喜不报忧，这点中国人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人的方法在我们看来令人咋舌，毫无用处。据说曾经有位老奶奶的孙子不幸去世，两位老乡特意从外地赶来告知这位老奶奶，两人正在小声商量如何转告的时候，三人意外地相遇了。
他们反复地强调自己是在聊天，半个小时之后，才将事情转告。还有一位正在归乡途中的儿子碰上了他的朋友，那人叫他快些回家，不要留在这里看戏，他就知道自己的母亲去世了！曾经有一个离家的中国人，托我替他送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他在外的这段时间他的老婆死了，邻居趁着他家没人，拿走了本来属于他的全部家当。不过，信封上却写了“平安家信”这四个莫名其妙的大字！
中国人在数字上也喜欢绕弯，一套五本的书，按先后顺序不用一二三四五等数字，而是用“仁、义、礼、智、信”等所谓的“五常”来表达。像《康熙字典》这种四十册以上的书，并非按照我们估计的那样用一二三四五等数字，或是ABCD等字母，而是用所谓的十二地支来排列。而考试时每个考生的考场次序又参照了《永乐大典》的字目顺序。
另外，中国人对已婚妇女的称呼以及已婚妇女对家人的称呼也都不一样。中国人称呼这种已婚妇女并不用原名来称呼，而是用丈夫的姓和女方娘家的姓来称呼，或者是“谁谁他妈”，比如你的中国朋友对你说“小黑他妈”病了，可能你并不知道他家有个“小黑”，但他认为你知道。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可能此女会被称为“小黑他婶子”，或者是其他拗口的称呼。上了年纪的妇女一般称呼自己的丈夫是“外面的”，这个“外面的”是指在外面赚钱养家的人。如果是年轻的已婚妇女没有孩子的话，就不用两家的姓了，而只用丈夫的姓。她们会称呼自己的丈夫为“先生”，或者干脆直接称呼其职业。
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将军，在出征的途中，他对着沼泽中的青蛙鞠躬，想要告诉士兵们，要像这些青蛙一样英勇。对我们这些西方人来说，这位将军想要表达的意思需要极强的推理能力才能理解，但是比起中国人所希望的那种推理能力来说，也就没什么了。比如说中国每到年末，都是算总账的时候。一位中国的朋友来看我，一句话没说，而是先指了指天，后指了指地，然后指指我，最后指了指自己。我实在看不懂这些手势要表达什么，但是他以为我故意不理他。他觉得我通过他的手势一定会明白他想要借钱，而且希望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中国人委婉的另一个例子表现在复杂的礼仪规定上，这让人往往不明不白地就冒犯了他人，而这种委婉的方法又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例如叠信时，没有将对方的名字另起一行，就是对对方的冒犯，这种行为就像是英国人故意用小写字母来拼写对方名字一样。在社交场合，不说话，或是说了不好听的话，也算是不尊重对方。没有按照客人的身份而送出不同的距离，或者没去合适的地点迎接客人，都算是一种失礼。在一些简单的动作中，哪怕是忽略了其中一丝细节，都可能是一种侮辱，而且中国人会立刻发现。许多不懂此道理的外国人不但不觉得自己得到了特殊礼遇，还受到了很多伤害。
中国人生气时，经常恶言相向，但是那些有才学的人，会用很巧妙隐晦的话来侮辱他人。这种隐晦的暗语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就像裹着糖衣的药丸一样，吃的时候是甜的，咽下去才渐渐觉得恶心。比如“东西”这个词，用来形容人就是一种辱骂。若是拐个弯来说一个人不是“南北”，那就是说他是“东西”！
中国人，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人，凭空虚构找一些借口也会让外人觉得似乎很合理，这种随机应变的水平实在是我们外国人所不及的。
然而除了外国人，没人会相信这些借口，除非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就算是最认真的外国人也不会对其穷追不舍，对外国人来说，用最简单的方式看清真相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如果中国人被逼到理屈词穷，他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来掩盖他的行为。就像上帝一样，无知的人是会被宽恕的。
《京报》每天都会刊登很多关于类似的话题。比如古人所说的“指鹿为马”在当今已经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事情的外观与内在的不同是中国人的特质。这种半透明的镜头反映了关于中国政府的本质，更是其他所有窗口所不及的。如果中国人的普遍规则是对任何事情都不讲实情，那仅从语言中猜测对方的意思，就成了最高深的技巧。
中国朝廷将矫揉造作和局限于形式的生活发挥到了极点。《京报》刊登的希望辞官的老官员所遭遇的痛苦写照有哪些意义？将奏折作为事实材料揭露出来又意味着什么？官员们的请求被无视存在，被强制送回岗位这又是为什么？一个犯罪的高官被判无罪从轻发落，这是因为起诉人影响力不够，还是那个官员真的没有犯罪？没人能够说清楚。
就像他人所说的，每个仔细阅读《京报》的人，在对待每一个事件时，都要看清事件背后的真实情况，这要比阅读一些名著更能了解中国。但目前为止，每个外来的野蛮民族都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人，因为他们忽略了很多，仅仅是根据语言的表象来解释其中的意思而已，这实在是令人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