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吧！为了尽量不占篇幅，我作这样一个简要的表述。我替单位草拟第一份买车报告的时候是三十多岁，上面终于落实给我们单位这辆“羚羊”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在这一过程中，我的儿子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攻读了硕士研究生，然后出国就读于Cornell University，就是康奈尔大学，再回到中国当上副教授、教授。我的意思是说，在我的儿子完成从求学到出国再到就业的人生三级跳之后，他的父亲也实现了一个梦想——他的单位终于拥有了一辆小排量的“羚羊”牌小轿车。
前面我说当年我们第一眼见到“羚羊”时，就像见到家里突然来了一位新媳妇一样兴奋不已。可是，当年上面并不是直接给我们送来这只“羚羊”的，而是在我们的第十五份报告上批了五万元购车费，相当于一位开明的父亲，终于同意给他的大龄儿子娶媳妇了，并筹集了婚宴的经费。至于媳妇在哪里，还得儿子自己去找，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嘛！
八年前，五万元能买到一辆什么样的车呢？这恐怕是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当年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像拿低保的人走进菜市一样，战战兢兢地在车行里转悠。我们低着头死死地盯着那些车的额头，额头上面吊着车的价格。我们的目光每触到一辆车的额头，我们的心就狠狠地被撞击一下。我们转完了市里所有的车行，终于在一处挨着修理厂的车行发现了我们要寻找的目标——一辆“五菱”面包车。五万块钱，我们只能买这样一款车。“五菱”面包车当时是一款火爆的车，火爆的原因是很多人买来后可以变相营运，偷揽生意，逃避运管部门的检查。
班子连夜召开扩大会议，党员同志全部参加。买车心急的同志认为，这辆“五菱”面包车是可以买的，一是它油耗小，维修性价比高，我们这样一个“前列腺炎部门”能承受得起它的吃喝拉撒。买车不是买完就完，车是需要伺候的。你买一辆“奔驰”，光换一只轮胎就要几千块钱，你伺候得起吗？就好比你娶了一个时尚的女孩做老婆，她一个星期的化妆品，就抵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其次是“五菱”面包车容量大，可以坐到七个人，超载能坐到九、十人，正好能装得下当时我们单位所有的人。如果我们单位集体出去旅游，这一辆“五菱”面包车就够了。当然，集体出去旅游只能是我们单位一项永远无法实现的远景规划。会后决定放弃这辆“五菱”面包车，理由是它体积虽小，但理论上它不能算是小车，而我们要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车。
转机出现在那年夏天，那个随时都会降阵雨的季节，我们单位来了一位潘副。潘副是因为写一篇小说得罪了上级领导，从报社副总编辑的位子上调到我们单位来分管创作，也是属于真正的人岗相适。潘副一来没多久不知道就从哪里弄来了三万块钱，有点儿像过去进了山寨入了伙的味道。
这三万块钱，是我们单位有史以来第一笔账外收入。这三万块钱一进账，买车的程序就重新启动了。仿佛一只搁浅在干涸河床上的木船，终于迎来了汛期。我们重新回到车行时，很轻松地绕过了那辆“五菱”面包车，先后站在了一辆“皮卡”和一辆“羚羊”的面前。我们账面上的钱，可以让我们选择其中一辆。班子成员就在车行那里现场办公。当时的主席杨天德同志比较倾向于“皮卡”，理由是这辆“皮卡”带有后厢，“三下乡”时可以装演出道具或者书籍，到联系点访贫问苦时可以装面条大米。陈副提醒道，这可是农用车系列，如果出差南海市后厢就得盖上，不然只能等到夜里十点以后才能进城。杨主席征求潘副意见，潘副那时就有私家车了，对单位买车的态度不怎么积极。他“进贡”那三万元，本意是给单位换它几套办公桌椅装上几台空调。潘副人长得高大肥硕，屁股一坐到椅子上，椅子就发出骨折的声音。他人稍微一动哪怕打一个喷嚏就会出汗，电风扇吹出来的风，反而不断催生他身上的汗液。潘副既不倾向于“皮卡”，也不满意“羚羊”。他说我们过一段再买吧！买这样的车很容易淘汰的。杨主席当场拍板不等了，他说上面如果见我们不买车就会把经费收回去。我们已经等了二十年了，我没来之前同志们已经等了十几年了，我来后又等了几年。我们不能再等了，也等不起了。潘副当即建议道，要不我们买一辆好一点儿的“二手车”吧！八万元可以买得一款好品牌的“二手车”。“二手车”虽然是旧车，但无论档次还是质量都是眼前这两部无法比的。潘副这番话一下子触到了杨主席的某个痛处，杨主席很不高兴地连连摆手道，不不不！我们单位买车就像穷人家的孩子娶媳妇，一辈子只讨一个老婆，必须要处女的要红花女的要原装的。我不明白杨主席这番话的含义，旁边的导购小姐脸蛋却涨红得像西红柿一样。潘副不知趣地回道，这是一种虚荣的心态。处女又怎么样？我们要考虑的是她的体质她的体魄，她能不能干重活？能不能担负得起一个家庭的重任？破了瓜又怎么样？只要她身体好基因好，同样能养育出聪明漂亮的孩子……潘副意犹未尽，却被杨主席打断，别废话了！这事我说了算，就买这辆“羚羊”吧！当即就叫导购小姐去开发票。潘副不知道杨主席是离过婚的，而且他的描述正好和杨主席的某些情况雷同。杨主席是因为第一个老婆隐瞒了她的初夜，而且隐瞒了十几年，所以才导致他婚变。而婚变又像高血压并发症一样引发出杨主席在原单位的一些经济问题，虽然够不上法纪追究，组织上还是对他采取体面措施，将他换岗平调到我们单位来。屋漏偏遭连夜雨。杨主席第二任老婆过门没多久就患了贫血，身体虚弱得像一棵枯了根的苦楝树。杨主席远门都不能出，凡超过一天以上的会议一概由陈副或者潘副顶替。为了照顾老婆，几年前杨主席干脆办了病退，像报废车一样提前将自己“报废”了，其实，杨主席的身体壮得像一头牛。说实话，我是个“车盲”。我不懂得汽车的档次和品位，我只知道车子能坐人就行了，就像女人能生儿育女就是完美的女人。但是，我很佩服杨主席对车子的适应性和随意性。杨主席在原单位坐的是“广本”，现在居然不嫌弃“羚羊”这样低档次的车。杨主席说了一句和李主席在殡仪馆说的那句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他说车子就像棺材，好的差的厚的薄的还不一样睡进去，好的厚的睡进去了还能醒来？杨主席还说，“羚羊”又怎么样？我坐着“羚羊”车，穿着“宝马”牌衣服，不就搭配合理了！我是有点孤陋寡闻，只听说有“宝马”车，没想到还有“宝马”衣服，更没想到人和车也可以这样搭配搞综合平衡。
“羚羊”开回来的那一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第一任主席包主席。包老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年从上海“左联”出来的，全国拥有这个头衔的人恐怕不是很多。我们把“羚羊”开到包老的宿舍，把老人家从七楼扶下来。在“羚羊”边肃立恭候的陈副，亲自开车门把包老扶进后排。叮嘱我们道，既然有了车了，就要了解坐车的规矩，坐越野车领导要坐前排坐副驾驶位，坐小轿车领导就要坐后排了。陈副调到我们单位之前是管办公室的，这些规矩他自然了如指掌。“羚羊”载着包老，在我们这个一天比一天拥挤的小城区连续绕了三圈。包老余兴未尽回到小区，感叹道，当年李代总统德邻先生离开南京，他的专机在南京上空也只是绕了两圈啊！
我们好像永远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或者说永远落后于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过去我们是市直机关唯一没有小车的单位，后来好不容易有车了，车子又变成市直机关中最烂最差的车。我们在想方设法买车的时候，也是人家想方设法换车的时候。我们总是永远跟不上，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为此，我很想建议我们的李主席，这次换车，我们就一换到底，换一款美国车。美国车永远不会淘汰，永远不会报废。一旦淘汰了报废了，就变成“老爷车”了，那就是经典了。哪天我们把这款美国车，再开进殡仪馆去一趟，让门卫以为美国总统来了。当然，这只是我一种天真的幻想。美国车我们是买不了的，也不可能买的。公务用车是有具体规定的，别说进口车不能买，就是排量也有明确的规定。
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很有必要跟李主席提出来，就是现在我们换车与当年我们买“羚羊”的情况不同了。当年我们买“羚羊”时账面上还有八万块钱，目前我们账面上可以支配的钱只有三千六百五十三元，只够给“羚羊”支付本年度的年检费。我还想提醒李主席，人家换车就像换一台电脑，我们换车那是相当于人体器官移植啊！
可是种种迹象表明，李主席换车是铁了心了。李主席专门召集我们开了一次会，规定从现在起“羚羊”只能在市区内跑，不能跑长途，理由是他去殡仪馆参加告别会回来忘了“避邪”（就是当场给车子贴一小张红纸）。这当然是一种迷信说法，不可采信。我们心里都明白，李主席是不想让我们再把这只“羚羊”开出去丢人现眼，因为这只“羚羊”，让他已经丢尽了脸面。不过，“羚羊”目前车况的确不好存在安全隐患倒是事实。小黄还告诉我们，有几次他送李主席去开会，在会场远远的地方，李主席就让他停车，自己步行几百米进会场去，仿佛他前面铺了红地毯。有一次下着雨，李主席也是远远地淋着雨走进会场去。这不仅仅是一种只顾面子的问题了，而是一种刚毅的决心和信心，是要破釜沉舟了。
周一早上例会，李主席提出一个出乎意料的议题——我们单位要搞一份刊物。在这之前，我们单位是没有什么例会的，我们经常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不开一次会。李主席来以后，我们一周至少有两次会要开。周一上午是例会，讨论分析我们将要做的工作和正在做的工作。周五下午是学习会，学习会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李主席要求每个人挑选出自己认为最好的一部小说或者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歌，然后当众朗读，让大家一起赏析。李主席亲自带头朗读，他朗读最多的是舒婷的《这不是一切》。“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李主席的朗读不仅情感投入，而且字正腔圆。
在正式讨论刊物之前，李主席和往常一样先谈了换车话题。这叫承上启下，因为上周例会我们分析讨论的议题是换车。李主席这次谈换车谈的时间很长，比上次例会谈的时间还长。李主席这样比喻道，对一个农家来说，车子是一扇大门。这扇大门的好与坏，关系到你在一个家族的地位，关系到你在一个村子里的影响力，关系到你有没有话语权，关系到你在信用社那里能不能搞到小额信贷。对于一个人来说，车子就是脚上的一双鞋。不同的人群穿着不同的鞋，不同的鞋体现不同的身份。纵然你是个博士你是个专家你是个院士，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纵然是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你脚上一双臭烘烘的露出脚趾的鞋，也是让人迟疑的，也是与这个时代不和谐的。李主席最后强调，车子的档次性能和质量，还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问题。人要善待自己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见到。人更要善待自己，因为一辈子就在睁眼和闭眼之间。我们一坐到车子上，就把生命托付给它了。谈到这里，李主席话锋一转，就转到了刊物上。话说回来，李主席道，车子虽然是个庞然大物，说到底毕竟只是个面具。我们这样一个单位，真正能够支撑门面的是一份刊物，一份举足轻重的刊物。道公念经要有唱本，我们文人也是道公，也是救赎现实的人的罪孽，我们的唱本就是刊物。没有刊物，我们单位就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失去了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两样东西，我们单位就形同虚设。
听到会议的议题是搞刊物，始终关心换车的陈副，小心翼翼地问道，我们不换车了？李主席摆了摆手道，车要换，刊物也要搞。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学会弹钢琴。轮下来应该到潘副发言，潘副在偷偷地摆弄他刚买的苹果手机。潘副最近不但换了手机，还换了私家车，把原来的“马自达”换成了排量为2.5的“别克君威”。潘副自我安慰道，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落实了个厅级待遇。李主席脸有不悦道，潘副你讲一下吧！潘副不说话则已，一说话直率的毛病又犯了。他说，我想提醒的是，搞刊物不是搞“一夜情”，搞一夜算一夜，搞一期算一期。搞刊物那是真正的谈婚论嫁，组建家庭，得一期接一期地搞下去，一代接一代地搞下去。要么搞要么不搞，搞不下去干脆不要搞。我估算了一下，目前我们搞一份刊物跟换一辆车的困难一样大。换一辆车是一次性投入，一下子需要筹集十几二十万。搞一份刊物，开头只要两三万元就可以创刊了，可是一年下来，一期一期地累计也是一辆车的钱了，只是相当于分期付款而已。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刊物叫什么，而是搞刊物的钱从哪里来。我们现在就像一对久婚不孕的夫妇，首先要想的是怎么生的问题。是继续寻医问药呢？还是通过试管婴儿或者借腹生子的渠道把孩子生下来？至于孩子叫什么名字，孩子长大以后要不要培养成作家艺术家，那是以后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