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发挥带头作用。在与医疗团体的斗争中，领导人可以发挥带头作用，通过调动民众积极性，提高公众关注度，加强对利益集团的管理。其他国家的许多案例也表明领导人的政治鼓动对医改的成功推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韩国总统金大中高度关注医改，他将医改直接放在总统层面上操作执行，亲自制订计划，避免了立法过程中一系列繁琐的程序，由于执政党在国会中有稳定的大多数支持，因此总统的提议往往受到议会的支持。
政权变更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机会。亚洲金融危机和外汇储备的虚空，使韩国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增多。在那个特殊时刻，政府进行了改组，前总统金大中具有强烈的革新意识，高度关注医疗卫生政策。此外，经济危机和失业率上升唤起了韩国民众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关注。这样，政府在医改之前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例如医疗支付体系改革前推出的导航计划）、失业保险政策以及扩大救济金涵盖范围，都体现了国家政策的指向，也为医改的施行铺平了道路。
民众参与也是推动改革的关键。政策平稳地推行离不开中央政府的主导，民众参与医改政策的规划是推动这项改革的关键。许多年来，韩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和医疗行业主导了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国民在改革过程中毫无话语权，因此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无法施行，所谓的改革还是旨在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原有地位。新政府对公共政策决策程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一些新团体能够加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在医改方面，金大中积极要求民间组织参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这些民间组织也不负所望，迅速积极地融入了医改进程，并努力为医改施行创造机会，为新政策的施行提供了可能。这也使得行政官员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下降，并在医改政策的形成阶段丧失了主导地位，一些医改政策才得以通过。
三项改革的结果大相径庭
医疗政策改革的民主化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民众在政策制定时有效地主导改革，而另一方面医疗行业的利益集团轻易动用否决权，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正是由于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政策变化，在改革的倡导者获得机会的同时，也使得医师们找到了可乘之机，导致在医疗保险筹资体系改革中获得了成功，但是在药品改革以及支付体系改革中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医疗保险筹资体系改革顺利推行的主要原因是它得到了一个工会和乡村居民的大力支持。区域性医疗保险机构的员工甚至通过成立工会来支持医改，这些员工充分地认识到，区域性医保机构普遍规模较小，分散的医疗保险机构体制使他们的工作前途严重受限，工作变动微乎其微，他们也明白，现行政策下的体制问题使机构自身财务压力过大。这样一来，他们同当地农村的贫困人口成了支持单一医保机构体系的最坚定支持者。
医疗保险筹资体系改革最大的障碍是来自技术方层面，这是因为现行的税收管理制度具有局限性。
医疗保险筹资体系改革的进行仅仅受到轻微的反对。需要支付员工一半保费的公司，原本应是对这项政策的最大反对者，他们认为改革后的体系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财务负担。但是与此同时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了结构调整的巨大挑战，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将给他们造成一定利益损害的医保改革；另外，对于医师群体来说，这次改革对他们的既得利益没有多大影响，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益冲突，这就使得改革平稳推行。倒是负责企事业工人医保的保险公司员工反对此项计划，但收效甚微，一来他们行动采取过晚，在政策执行阶段他们所组织起的反对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那些支持改革的员工可以轻易取代他们的工作岗位。
在此项政策执行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技术方面的难题，而非平衡各利益集团。由于难以评估个体户收入，所以即使所有的医疗保险机构合并成为一个单独的机构，个体户和公司员工的医疗保险基金仍然只有分开管理，这就使得改革最多只能在这两个群体中达到横向公平，而不能保证全国参保人群的平等。而要达到这一点，韩国就必须改革税收管理制度，这样才可以运用税收征管手段准确评估个体户的真实收入，个体户和公司员工的医保基金也就可以进行统一管理。
而后两项改革没有医保筹资体系改革那么顺利。刚开始，医疗药品改革的提案顺利通过，但是在该政策的执行阶段，医生们组成了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他们通过罢工进行了强烈抵制。由于医疗支付体系改革的方案在医药改革政策执行之初紧接着被提出来，所以它的通过也遭到了利益集团的阻碍。而支持医改的总统和民间组织大大低估了利益集团的力量，也没有认识到对利益集团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并且在政策执行上也有失妥当。
医药改革与支付体系的改革给医师利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于有限的承保范围和高昂的成本分担，韩国的国家医保筹资额仅占总医疗支出的55%。先进行的医疗费用报销管制只是让医师在受保的客户中利润减少，可这次改革将另一半未受保的客户也涵盖进去。此外支付改革中诊断治疗相关组（DRG-based）的支付模式不仅限制了医疗服务的价格，而且也影响到了数量。这项改革旨在强调医疗成本与服务质量之间的平衡，对医师医疗服务的自主化存在潜在的巨大威胁。上述种种原因让医师们强烈反对这两项改革。
2000年由私人医师发起的罢工浪潮在整个韩国医疗系统引起了一片恐慌。由于韩国的医疗体系中，国有医院只占10%，私人医师占了较大比重。经过几次全国范围的罢工，政府被迫降低了民间组织在谈判时的地位。医师成功阻碍了普通药物配药权的推行，确保了对品牌药物的配药权，同时扩大了处方药相对于非处方药的比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政府曾一度将注射药物列入清除名单来减少长期存在的过度使用问题，而最后也由于医师的干涉不了了之。最值得注意的是，医师通过罢工促使政府将医疗服务的报销费用提高到了44%，来弥补他们在药品体系改革中所蒙受的损失。相比而言，药师在此次反对浪潮中作用不大，他们只是不情愿地接受现状。
制药行业在药品体系改革中作用甚微。在此前，医师青睐于高利润、高附加值而非高品质的药物，因为高品质的药物并不一定有更高的市场份额。这也导致韩国的制药行业结构单一、效率低下，450多家制药企业中，2/3的企业是员工少于100人的小公司。大部分国内制药企业缺乏研发能力，主要生产和复制已有药物，再通过给医师高额回扣以促进销售，通过这样简单无效的方式维持企业的运转。这些因素导致整个制药行业效率低下。虽然药品体系改革可以给医师更多开高质量药物的机会，从而降低国内制药企业的市场份额，但这些企业并没有足够强的力量影响政府决策。相反，跨国制药企业却由衷地支持此项改革，因为这可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优势明显。这样一来，国内制药企业只好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中立。
药品体系改革的失败也影响到了支付体系改革。从本质上看，这项改革收效是显著的。为期三年的改革试点项目表明，诊断治疗相关组（DRG）支付方式能缩短病人的住院期，降低医疗费用，精简检查项目，减少抗生素的滥用等。但是阻碍药品改革的成功增加了医师们与政府进行谈判的能力，使其在支付体系改革的执行过程中也产生了巨大的阻碍。首先他们竭力阻止政府将此项改革推广到所有医疗机构；其次，他们让政府提高相对廉价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拒绝降低过于高昂的医疗项目服务价格，这就影响了相对价值标准（RBRV）支付方式的执行。因而，先前支付体系下长期存在的医疗服务过度提供的问题仍未解决，也对医师在不同医疗项目中过分偏重高额利润的服务项目的问题束手无策。
医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韩国医疗卫生状况，同时也造就了韩国最具特色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以及医药分离政策，我们也将在下文做深入的探讨。
深受医改影响的医保模式
韩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以私人经营为主导，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为运行体制，但其最具特色之处还是它的医疗保险模式。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迟缓，医疗卫生体制落后，如何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扩大社会福利，提供医疗保障业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燃眉之急，而韩国医疗保险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或许是不可多得的经验。
韩国很早便参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保险模式来解决自身的医疗保障问题，但考虑到韩国自生的实际国情与经济发展程度，韩国政府在效仿西方模式的同时，创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全民医疗保险模式，即有收入的国民都必须参加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计划始于19世纪60年代，1989年韩国建立了自己的卫生保险体系（NHI），初步实现医疗保险全民化，并在以后的20年中不断改革与创新。
目前，韩国的医疗保险类型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保险的参保人员为拥有5名以上企业的员工及其家属，占全国总人口的54.9%。在这类保险计划中，企业员工保险费用由雇主与雇员各承担一半。第二类保险的主要参与人为政府职员及私立学校教师。在这一计划中保险费由个人自付50%，政府支付50%；私立学校的教师由个人自付50%，政府支付30%，校方支付20%。第三类保险计划针对全国范围内的个体经营者、城市以及农村居民。以上三类的医疗保险覆盖了超过97%的全国人口，而对于那些贫困人口，政府已将其列入公共资助计划给予救济。
引入经济指标的韩国医疗保险体系
韩国医疗卫生体制最引人注目的是1989年卫生保险体系（NHI）的建立。从1977年企业员工的社会保险项目开始施行，NHI的运作已超过30年。由于合理的政策，NHI的运作都很少受到政治、经济及社会的抵制。
然而，NHI的成功发展也带来了极大的成本。随着覆盖面的扩大，消费者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持续增长，这加重了医疗卫生体系的财务压力。NHI在1997年出现了财务赤字，这一赤字逐年积累。面对不断累积的财务赤字，决策层将扭转亏损作为首要问题来解决。一系列致力于减少并消除这一赤字的措施开始见效，2004年赤字便成功消除。同时，为了维持长期的财务稳定，各种改革也开始逐步实施。利用经济数据分析来决定引进哪些新的药物技术，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改革措施，因为大部分NHI增长的成本都来自新型医药技术的大量使用。
经济数据的利用产生了极有效率的决定，这使得现有的开支作用更为明显。制药行业成为新政策实施的第一个领域。韩国政府也成为第一个在医疗卫生领域以经济指标来进行资源分配的亚洲国家。与此同时，周边的其他国家也密切关注这项政策的准备、运行和实施，我们希望通过观察韩国利用经济数据来决定药物赔偿方面的背景、目标、预期效果、潜在问题及所引发的贸易冲突，能从中挖掘出有意义的经验与教训。
深入民心的大管家——NHI
NHI是负责韩国医疗卫生系统的中心管理机构，政府、消费者、企业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资源都以其作为流动的基础。如今，97%的韩国人都是NHI的受益者，对于剩下的3%，即最为贫困的社会成员，他们的健康保障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医药保护项目买单。韩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健康保障的百分之百人口全覆盖，这一卓越的成就得益于在过去三十年中日益增长的人均收入与逐渐深入人心的政治民主。韩国医疗卫生体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患者拥有选择权。在大多数的健康服务情况中，病人可以自行选择医院或诊所。他们可以毫无约束地选择任何形式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但韩国自1989年起开始部分限制病人对NHI所提供医疗服务的选择，并建立起了医疗服务推荐渠道（即由NHI为患者推荐相关医疗服务）。尽管如此，因为担心医院的收入会因此减少，这项制度对于医院来说并非强制。所以，大多数病人也不用强制遵守这项制度。
资金来源较为合理。医疗服务提供者通过由保险提供的服务收费平台（FFS）得到服务费用。这些服务费用部分由全民医疗保险公司（NHIC）支付，剩下的则由病人承担。NHI主要依靠员工与其雇主共同支付的保险金进行筹资，同时政府也会对NHI进行财政补贴。
私有制为主体的医疗布局。韩国的医疗服务多由私有部门提供，在保险计划引进之前，这些私有部门占有统治地位。如今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与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扩大，这种统治地位日益增强。健康服务的提供者通常可划分为综合医院、普通医院与诊所。1999年，仅20%的综合医院和7%的普通医院是公有的，而诊所则全都是私有的。当时每千人拥有7.1个医院床位，其中的88%来自私营医院与诊所。2006年的情况依旧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