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单个的生活场景来认识历史，从柳直们新兵生活去认识60年代后期中国当代政治生活，并不完全符合兆林创作小说的初衷。他多次说到，写这段历史是为了未忘却的记忆。但是《青春期》如同一些“反思文学”一样，它完成了对一个时代，一群人物的典型再现。“反思文学”多是站在批判和揭露的深刻主题下来反观这段荒唐历史的种种丑行恶德，来追寻历史的失落责任。比如知青题材的反思“文革”的作品，多是从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的深刻反思上感时忧世，那是有血污和秽迹，有愤世疾俗的呼号和警策；而《青春期》把笔触放在作品中普通人物的思想行为和生存状态上，他们并不在艰窘和困境中为命运的不幸而挣扎，而忧愤，有时生活的幸运给他们不公正，为他们精神发展造设了障碍，同时也为他们带来幸运。如果从狭隘的功利观出发，他们能够从整个历史的悲剧和不幸中获取一种自我陶醉的名声和荣誉，而且表面的声誉又激发他们盲目的狂热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这恰是小说的深刻之处。它不直接对造成历史的不幸和悲剧进行正面的针砭和批判，只是对那些在政治挤压下扭曲的灵魂和精神创伤进行剖析。也许作者对那段曾经留下真诚的追求和真挚情感的年月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他的激愤和哀惋，隐含在善意的讽谕和劝诫中，他只是平淡地表现那些既可爱又可怜，既有政治勇气和热情，又缺少政治权谋和能力，以至几近被政治所吞没的下层官兵们的生活。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的政治觉悟和能力，由自在地适应到自觉地投入，最后成为无所依归、若有所失的精神流浪者。
作家正是从政治、历史和人之间来反观这特殊的生活。小说中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自己的生命之旅，作家并没有明白地倡扬什么，为小说中的人物设置生命之旅的生活轨迹，但又分明在真切地宣示着什么——历史的发展是以人的精神完善为其根本的。
三
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作品的艺术形象。
小说的人物不多，除“我”（即主人公柳直）外另有同学，战友吴勇、杨烨几位，再加上入伍后军营中的首长（团长、连长、指导员）等不过十来人。“我”原是县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在纪念红卫兵徒步长征一周年时，县里来了解放军，于是应征入伍。入伍后，新兵连训练、拉练、支农、换防，参加北线小岛保卫战……从政治进步角度看，先是评上先进，五好战士，后任副班长，又入党成为全军先进标兵……在政治生涯中，军营生活中，“我”如同一株岸边杨柳直抽枝干步步高。而这一切又得力于他政治生活的能力，包括先前创设的指挥千余人的红卫兵头头等颇为显赫的政治条件。
小说以“我”的视角这来结构作品，“我”成为作品的第一主人公，这是一个颇有职业意味的政治角色。早年中学徒步长征后，任东方红兵团的总指挥，他为纪念徒步长征而举行大会起草讲话，那通篇充满着政治口号式的讲稿，勾勒了他作为“少年老成”的“革命者”形象。为了革命需要，柳直这位“县大联委副主任”写血书当兵，因为在他看来，解放军才是革命战士，军营才是革命的好去处。他到医院为拦惊马负伤的解放军首长献血，虽不乏真诚的救死扶伤精神，更多的是要向解放军——他最崇拜的革命者献上一颗虔诚的投笔从戎之心。
柳直的父亲是一位教师，早年是伪满洲国的高中学生，可能入过国民党办的士官学校和“三青团”，“反右”时内定为“中右”，“政治问题”影响了柳直应征。为了实现孩提时就想挎枪当兵的梦，为了不被甩在“革命队伍之外”，柳直咬破手指写血书，发誓与父亲划清界限，取得了首长的信任，走人了绿色的军营。当兵后的柳直，有一腔追求奋斗的热忱，他的思想“从四五分裂的虚幻状态变得具体了、简单了、集中了”——
那是走向成熟的过渡点，因而实际上更加幼稚了……尤其一个小朋友崇拜地叫了我一声叔叔，我摸摸他的头后他竟对妈妈自豪地喊起来：“妈——解放军叔叔摸我的脑瓜儿啦！”那声喊真正使我的心灵产生了一次跳跃。我分明感到，我青春鲜红的血液在那一刻忽然变成绿色了。我变得态度严肃起来，肩上有了沉甸甸的责任感，而这一切变化都是营门带来的。军营的大门啊，你是我人生长途的转折点，里程碑，分水岭……
这种心灵的变化是优越的革命军人身份自尊，抑或是严肃的社会责任感自律，还是坚定执著的对政治前途的期待……作家说是更具体、更集中，而又“更加幼稚了”。这里深藏着一种暗示，一种隐喻，一种对柳直思想行为的伏笔。
是的，就柳直的思想基调来分析，他从一个早年投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县造反兵团指挥，到摆脱家庭政治包袱，投身到当时被认为最革命的选择——当兵入伍，他的热情和信念是基于对政治的不折不扣的信仰和对革命至高无尚的忠诚。他真诚得令人感动，也狂热得今人敬畏。他入伍后，无论是早期处理结巴老兵的桃色事件，处理与其父也有政治问题的女同学之间的微妙关系，以至后来支农时搞最极端的“忆苦活动”，家父病重不回去探视，割舍亲情保持革命的坚定性等等，都是在摆脱各种非革命化非政治性的思想束缚，以革命的原则和标准来衡估一切。同柳直一样，“智多星”吴勇，因背上家庭包袱仍向往军营生活最终被拒之门外的女同学杨烨，以及老兵新兵们，他们不乏有真诚的奉献，更多的是狂热的盲从。他们的人生面临着选择也面临着困惑。他们从小曾受到革命思想的哺育，在那个极度强化政治的年代，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膨胀的政治空气滋生了一些政治狂热者，和一些人的政治崇拜病。柳直们也成为政治精神的导体，一切离不开政治，一切向政治挂靠。每当心理和生理的某种追求某种欲念发生，而总是政治的优势捕获了人本身的情感要求和生命体验。
即便是在政治涵盖一切，高度集中的政治生活氛围中，兆林的《青春期》从总体上还是让柳直他们展示了自己“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精神追求和躁动不宁的情感体验。这些绿色军营的主角们，从徒步长征到血洒小岛保卫战，理想的实现经历了狂热走向迷惘，从凌空蹈虚到落在实处的过程（虽然他们最终也没有找到其支撑点）。在军营生活的日常琐细的事件和重大活动中，他们体味和尝试着革命名义的无限荣耀，他们发挥着政治信仰的精神力量，他们有痛苦的精神反省，甚至激烈的灵魂搏斗，毕竟他们葆有善良的人性和执著的尊严。在政治的急风大浪中，他们只是湍流中的一滴水珠。
刘兆林是以善意的笔触来描写他的同龄人们追求奋斗、失落和迷惘的。他不忍心柳直们的一股青春热血在被压抑的生命情感中冰冻，也不忍心他的钟爱的军营成为乱了阵脚的一盘散沙；他叹惜历史不幸和畸形政治生活枉费了柳直们青春的热忱，他不惮烦难地写那些灵魂的粗鄙、乖戾，写他们沉重的生活磨难，倾诉着作家铭心刻骨的痛切和沉重。也许兆林并没有为这些灵魂的受难者们找出疗救的药石，但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真实记录，作家无法为了观念而舍弃生活面貌的真实。我们不能苛求作家，那是一个需要时间和历史才有可能完成的。
四
刘兆林的这部长篇处女作的风格是写实，沉实忧郁的情调，真实浓郁的情感。这得力于他对生活的真切体验，也得力于他所选取的生活表现范围。他从他所熟悉的兵们写起，写他所谓的兵营文化、兵的文化。他在大千世界的宏阔之中选取一个基本单元（兵营、新兵连）来反观既往的历史，从个体的生命和人的基本生存形态来写人生的历史情状，他把写人的责任感和生命的主体意识放在特殊的生活领域和时间单元里表现。
作为军人作家，他对历史的不幸更多是从一个恶梦醒来者的角度看待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们蹒跚的步履，既舔舐血污打扫秽迹，又抚慰创伤，他笔下活动的人们以强烈的个人欲望和琐碎的动机而陷入历史的泥淖中不得自拔，他们是精神的迷惘者，是畸形政治的殉葬品，但他们毕竟在执行那个时代无可选择的职责时，贡献了自己的真诚。
刘兆林真切地描绘他同代人走过来的青春历史。他对主人公们生活表现得既严酷又真实，作家不粉饰人物，不欺瞒读者，不迁就历史，这是对文学也是对历史最可珍贵的一种责任感。
刘兆林的军旅小说在新时期文坛上创建了自己的位置。他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等名篇把艺术的凝聚力集中到下层官兵的思想行为上，集中在政治生活和军人情感的剖析开掘上。他的小说题材历史感较强，即从惯常的军旅生活中挖掘出重大的社会意义。但他并非从高层领导和重要的军事活动着笔，而从普通军人的普通生活、凡人小事中见时代风云、历史风采。《青春期》也承继了这一特色。
小说写实性强，极细碎的生活层面上演示大千世界。小说的性格凝重而厚实，写军营的生活，其故事情节如画栏雕础，意蕴凝重而故事铺展得潇洒自如。小说写生活的流程，极富情节性，也即所谓生活流的风格。也许，这是兆林逐渐形成的恒稳的艺术风格；也许，不由此不足以表现他所体验的这段深重沉实的历史。他要让“生活流”的写实风格流泻出历史和人生的真实情形，也流泻出一个真诚的作家生命感受。
小说的《写在前面》中，作家感叹说：“我绿色的幼稚苍老真诚且虚伪真实又荒诞的青春期哟”。这可以看作小说的题旨生发点。作为同代人，我们从小说中读到自己那段难忘的往昔岁月；作为过来人，我们由此更深刻地认识自己认识历史认识人生。我们感谢作家的真诚和作品的启示。因为古往今来，哲人智者天授神谕：认识人认识生活认识历史，首先在于认识你自己。
一九八九年《当代作家评论》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