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奶奶说‘有’！谁告诉你的？”黄山芸起身一把抓住了周健的衣领，像一头母狮子甩动头上的鬃毛那样甩动着蓬松开的头发，把周健按倒在地上厉声问。
周健像是在荒塬上突然遇到野物袭击，惊慌起来。他胆怯地说：“我也是听别人乱传的！”
“谁说的？快说！”
“谁看见了就是谁说的。”
梁天伯、桂小芹一下惊呆了，他们怕黄山芸和周健真打起来，赶忙过来把黄山芸拉起。
桂小芹敦厚的方脸上带着歉疚，还不住赔着好话：“黄山芸，真对不起，我是真不知道咋回事，不是跟着起哄。你别生气！”
“你们去问文泞泞到底是咋回事，姑奶奶不解释了，以后谁再敢乱说，看我把他的嘴撕烂！”说完，扭头走了。
周健看黄山芸走远，强打精神骂道：“哪象个女孩儿？真像一头‘二痍子’！”
梁天伯看见周健难以招架的一副松包样子，即讽刺道：“你倒是像一头‘二痍子’！她可是像一头公羊！”
太阳落山后，当周健和梁天伯、桂小芹赶着羊群从二道塬上下来、到了学校羊圈的时候，才发现羊少了一只。再仔细看，看清楚是“二痍子”没有回来。周健、梁天伯让桂小芹在那里看着，俩人赶忙转身又往二道塬上跑。天渐渐黑下来，一路上他们俩像羊一样“咩咩”地叫着，呼唤着，可“二痍子”始终没有找到。再返回来时，天已经黑严了，桂小芹还站在昏暗的路灯下等着。周健近前，又耍贱地对她开玩笑：“我去叫老师来点数，干脆你待在圈里充‘二痍子’吧！”
“你个坏蛋，你才应该在圈里顶‘二痍子’！”桂小芹气得骂了一句。她就是在生气骂人的时候，声调也很低。让别人觉得她一点不厉害。
周健沾了便宜，脸上仍然得意地带着微笑。梁天伯为桂小芹抱不平，故意板着脸说：“你这嘴真贱，今天真该让黄山芸把那一巴掌打下去！”
“她敢！”周健扯着高亢的“二痍子”腔，去找管羊圈的人点数。
第二天，勤工俭学办公室通知：“因周健放羊小组丢失母羊一只，罚人民币八元”。
周健辩解无效，也很无奈。他向梁天伯和桂小芹两人各讨要了二元，俩人都交了，而他去向黄山芸要钱时，黄山芸不答理。
山芸回家把前两天发生的事给姨说了，最让她生气和想不通的是，文泞泞身为副班长，咋能故意添油加醋，乱编乱传别人的闲话，败坏别人的名声，更何况败坏的还是与她最要好的同学。
茹芝姨劝山芸：“她添油加醋说别人的闲话，肯定不对。不过，也算不得败坏你的名声。同学离开了，互送个纪念品，没有啥不好。即使说出去又有啥关系？也许她就是这样想，根本没有恶意。不要在意他们！再说文泞泞她爸爸还帮过咱们，平时对我的工作不像有些领导那么挑剔。我希望你不要记恨泞泞。”姨说完随即给了山芸二元钱，让她到学校补交罚款。
班上丢羊的风波平息了，从此，黄山芸和李安民“互赠纪念品”的事也没有人再议论。黄山芸虽不再记恨文泞泞，却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友好程度。而桂小芹又找机会两次向她表达歉疚、和她聊天，让她觉得桂小芹其实很单纯、也很善良，她也知道了桂小芹从小就没有父亲，俩人有点“同病相怜”。
这年古城各中学，虽然保送入高中的初中毕业生，不是完全按平时学习成绩遴选出的，但大多数都是团员，基本都是出身好、平时表现好的学生。在纺织城中学保送升高中的名单中有文泞泞、周健、梁天伯等人。而大家一致公认品学兼优的黄山芸和桂小芹的名字，却都不在其中。
黄山芸在初中三个多学期里，各门功课一直保持全优。但她除过到塬上或下工厂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和大家在一起外，课外很少参加班上的交谊活动，更不可能在周末跟同学们一起去郊游。尽管有不少同学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却都知道她的姓名。各个任课老师不仅叫得出她的名字，而且能把她的名字和右派姨夫闫泰岭的姓名准确地挂上钩。右派姨夫的姓名，通过两个渠道传到这所学校：渠道之一是学校负责人去市上参加教育系统会议，熟人之间交流；渠道之二是职工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家里谈论，由学生带到学校。为此，她在师生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对于升高中的考试，黄山芸心里非常平静。她既相信自己的实力、不担心会马失前蹄，又觉得不是非继续学业不可。
未出所料，黄山芸和桂小芹都轻易地考上了高中。她俩仍然和文泞泞、周健、梁天伯、分在了一个班。升学后，黄山芸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时间安排，仍和在初中时一样。但她的学习兴趣却发生了很大改变，主要是对俄语、语文的兴趣有些淡薄，而对代数、几何、物理等推理计算的课程更加喜欢。学习功课、做题成了她的嗜好和享受，她的憧憬和理想又在心里燃烧起来。一天，她兴奋地对桂小芹说：
“我将来想当一个造拖拉机、造汽车或火车的工程师。我从小就想当拖拉机手，喜欢走得快，走得远！如果我能考上大学，我想上交通大学或铁道学院。”
桂小芹似乎早就想过这个问题，对黄山芸的想法不表赞同：“听我大哥说，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想上大学最好报考医农类院校。不要报文科，也不要报理科。”
黄山芸从来没有和谁谈过这类话题，她听不太明白桂小芹的意思，想让她再解释。但桂小芹却不愿多说，只说：
“我大哥说得不一定对，我也不太懂。”
“懂不懂无所谓，反正还早着呐，现在何苦动这脑筋！”黄山芸虽然嘴上这样嘟囔着，可心里却产生了涟漪。
上高中后，黄山芸仍然不和文泞泞一路上学，而且每碰到一起，就借故和她拉开距离。文泞泞每当想到由于自己随意传播黄山芸和李安民互赠纪念品的小道消息，给黄山芸带来了烦扰，就觉得不安，也为好朋友与她“反目”感到苦恼。一天，他去找校长秦伯伯述说。秦校长和泞泞的父亲是同一年从成都部队转业到古城来的，而且都到了纺织城，平时串门走动很方便。秦校长还能记得泞泞的父亲为黄山芸复学的事找过他，知道这个学生“父母双亡”跟着姨母生活；后来还听到几个老师也谈起过她，说她爱学习，不爱说话，实实在在。听了文泞泞的讲述后，他劝她去跟黄山芸认真诚恳地道歉，取得朋友的谅解，俩人继续做好朋友。最后他指指自己的一只空衣袖，深沉地说，“当年刚入伍时，我和你爸爸也经常顶撞，后来几次仗打下来，我俩谁都离不开谁。我这胳膊丢掉的那一仗，要不是你父亲救我，我这命就让日本鬼子要去了。二十多年来，你父亲可是帮我太多了。有一个好朋友，会让人终生受益。”
文泞泞从秦校长办公室出来，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对友谊的渴望，直接到教室里把正写作业的黄山芸叫到路边，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转述了秦校长的劝勉和希望。黄山芸非常感动，但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紧紧地握了握泞泞的手，就又回教室写作业了。写完作业，山芸叫了泞泞一同回家。两个小鸟一样活泼的姑娘，又在她们熟悉的路道上敞开心扉，向前蹦跳起来。
一天下午体育课后，黄山芸突然觉得胃里不适，恶心难受，上腹部剧烈疼痛，她按着肚子到厕所旁的垃圾堆边，想吐出来点东西，却只是干呕了几声。这时文泞泞赶过来扶住她，她换了几口气，觉得上腹部疼痛逐渐缓解。刚过了一阵，疼痛似乎又在剧烈地向右下腹部移动，全身开始发热。文泞泞扶她走到校医室，校医经过检查初步诊断是胃肠炎，但还需要排除急性阑尾炎和妇科疾病，让黄山芸赶快到职工医院去检查。
黄山芸捂着肚子，疼得头上冒冷汗。文泞泞继续陪伴她到医院，先找到茹芝姨。姨见状直接领她到急诊室。经过医生仔细检查和化验，确诊为急性阑尾炎。立即收她住院。
当晚，一个住在葛茹芝家附近的女医生，给山芸做了急诊手术。做手术的女医生很麻利，切一个阑尾下来还不到一小时。病情一点都没有拖延，黄山芸的体温，很快恢复正常，两天后就开始吃饭，并能下地走路。到了第三天就闹着要出院。医护人员都夸她体质好，人皮实，不娇气。到第四天文泞泞来看她时，她已经能直着身子走路了。她看着病房里贴的一张印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两行字的标语，对文泞泞说：“我将来也想学医，当个女医生！”
“不是听说你想当拖拉机手嘛，不当了？”文泞泞诧异地问道。
“原先是想当修理汽车、制造拖拉机的工程师，现在又想修理人了。”黄山芸说罢就和文泞泞一起笑了起来。
接着泞泞又严肃起来，对山芸说：“学校从我们支部抽人到职工子弟小学去当少先队校外辅导员，我们抽了几个团员，也想抽你这个积极分子，愿意吗？”
“我还没有写入团申请书呢！”
“每周用你课外两小时，我想你姨会同意，你先说自己同意不同意？”
“同意！”
“好！同意当辅导员，也要积极向团组织靠拢！这是团章和学习材料，还有一份申请书样板，这两天你如果没有别的事儿，就先把申请写好，出院后交给我。”
黄山芸住院一周就完全康复。返回学校后，她郑重地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并开始按学校规定的时间，和几个团员一起到职工子弟小学当少先队的校外辅导员。
第一学年结束时，黄山芸不仅各门课总评成绩都在班上排第一，而且由于能较多地参加集体活动，政治上要求进步，还被评上了“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在老师和团干部看来，她姨夫的右派分子问题，只不过是在不太重要的社会关系人身上发生的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对她影响不大。这年暑假，黄山芸接到姐姐黄山蓁从天马老家给姨和她的一封来信。信上说，她考上了山东大学物理系，还说，在考生登记表上，她如实地在亲属政治面貌一栏里填写了“姨夫1957年定为右派分子，父亲解放前参加国民党军队，现下落不明。”这个喜讯表明姨夫的右派分子问题没有影响姐姐上大学，这让山芸倍受鼓舞，家庭问题在她内心投下的阴影一扫而空，坚定了她追赶姐姐的信心。她决心圆自己修造拖拉机、汽车、火车、甚至飞机或者当医生的梦想。
葛茹芝医师接到山蓁考上大学的喜讯后推断，丈夫的问题也不至于影响到山芸和山芋，这让她的心理压力减小了许多。第二天一上班就情不自禁地把这个喜讯告诉在一起工作的几个同事。但从同事们听话的眼神看，似乎他们对她家发生的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在意。其实，葛茹芝早就明白了，不管你个人有什么好出身、好表现，只要你是右派分子的妻子，你和别人就已经有了一层既是无形的又是厚厚的隔膜，你的喜怒哀乐就都得包在心里，最好不要流露在脸上和言谈举止中。这种难以名状的孤独感，在丈夫下放的近两年中，她感受很深。她从丈夫身上发生的事，以及本院丁副院长的遭遇，已经悟出“人们的心理实际是社会的心理，是跟着国家政策走的从众心理。”
闫泰岭先下放到黄河滩农场劳动了半年，后来抽调到黄龙县克山病疫区防病治病。这种病的病因不明，人一旦发病，吐几口黄水，就进入休克状态。如抢救不及时，就会因心衰而死亡。后来，他在那里遇到医学院师生组成的医疗队，学习了他们用大剂量维生素C静脉注射抢救危重病人的方法；也和他们一起做流行病学调查和死亡调查；还进行农村营养学研究和农村劳动保护探讨；宣传积肥卫生等。医学院师生的到来，也让他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在农民家里吃饭。村干部中知道他底细的人，没有谁告诉师生他的右派分子背景，在当地，下乡支农的单位多，素不相识的人短时间接触，都是工作关系。凭直观印象，医学院的师生不但没有对他歧视，而且学生们还尊称他为老师。医学院医疗队临别时，带队的老师还向当地政府部门如实反映了与他们合作过的闫医生吃苦耐劳、不畏艰辛的“先进事迹”。这对闫泰岭来说非常重要，后来他听说，这是他能够提前结束下放的一个重要因素。
闫泰岭被通知结束基层锻炼，恢复校医工作。他欣喜若狂地回到了自己温暖的家。在家门口，他先看见了晃着大脑袋只顾和小朋友游戏、不照管弟弟的大儿子长长，又看见二儿子方方正疯跑着抢夺小朋友手中玩具。孩子们都没有把他认出来。他叫了声“长长”，长长只是把他看看，就继续玩起来。他过去把方方搂在怀里，方方一使劲从他身下挣脱。闫泰岭潸然泪下，未等他把眼泪擦掉，岳母已经闻声出门，高兴地朝屋里喊，“泰岭回来了！”边喊边接过他手里的提兜，让他卸下行李包进屋。泰岭看到岳母为家庭分忧、操劳，两年不见头发已经花白，老了许多。茹芝缓缓地从里屋走出，带着微笑，平和地轻声问了声，“结束了？”泰岭看着显得十分憔悴倦怠的妻子，还没有说话就泣不成声。他知道妻子几年来，为他、也为孩子而忍辱负重、含辛茹苦。
丈夫的下放再返城，让葛茹芝感到极大安慰。但是，当她看到丈夫变得少言寡语，畏首畏尾，心情又沉重起来。多年的相识相知，她坚信丈夫是个好人，只是性格不适应社会。丈夫下放劳动前，她就安慰他要想开，要放下思想包袱，鼓励他一切从头开始；还宽慰他说，“如果咱们在古城实在干不下去，就申请调回山东老家工作。”后来她听说有政策规定，“右派分子不能调离原单位。”就此，他们调离古城的念头化作青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