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怕与拒绝证伪，是中国人思维的缺陷与民族性格的弱点。我们这个民族有强调思维统一的传统，加上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加上思想钳制，加上文字狱，便使得我们的思维模式日趋单一，思路日趋狭窄。对于一种事物、一种观点、一个决策，大家均循着求同思维的路子，要肯定则全部肯定，要否定则全部否定。千百万人何以能做到如此的整齐划一，我想原因并非“英雄所见略同”，而是大家根本用不着也不敢去做更多的探究，只需顺着操有生杀大权、代表绝对真理者的杆子往上爬即可。久而久之，中国人的血液骨髓中便越来越欠缺社会批判精神和求异思维能力。至于“证伪”，则压根儿就被视为异端邪说，被视作洪水猛兽。倡导证伪，似乎与号召造反，号召犯上作乱，号召逼良为娼，号召扔小孩子下井一样可怕、可恨、可恶、可憎。所以中国历史上虽也曾数度冒出过“证伪”的思想幼芽，但其结果可想而知，统统被扼死在襁褓中、摇篮里了，只为后世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留下了可资闲谈、可资凭吊追念的故事而已。
“证伪”果真会抽人筋、剥人皮、喝人血吗？果真会“坏我民心”乱我方寸毁我幸福吗？果真会使真理变为谬误、谬误变为真理吗？非也。说白了，所谓证伪，就是对一种理论一个决策等等思想成果进行分析，探求其非科学性非可行性，从反面支持一种正确理论或决策，或者否定错误理论或决策。它是论证中与证明相依相偎的方法。舍弃了其中之一，便如单脚走路，不成体统。“证伪”本身作为方法论并无什么阶级性、种族性、倾向性。但它确有挑战性，有了这种方法，就需要理论本身更加科学，更加透明，就难以做到少数人吐口唾沫即为钉，就难以钳制舆论、糊弄百姓。因此，选择“证伪”，不仅大脑神经要健康，人格要健全，还必须有一点民主精神和个人牺牲精神。在拒绝了几千年后，要想将其拿过来为今日之社会服务，可能还需要同“左”的一套做一番抗争。
西方人在此方面神经比我们健全。西方的理论，欢迎横挑鼻子竖挑眼；西方的某些决策，不挑出一堆毛病并制定克服它的办法不最后拍板；西方政治家对只会说自己决策“好”、“正确”、“赞成”的部下不屑一顾，而对能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提出问题、提出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部下则颇为赏识。西方人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鼓励和运用“证伪”的思维方法，不能不说也是原因之一。而检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不能不说惧怕、拒绝证伪也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回想1958年，对“超英赶美”，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对亩产20万斤粮食的计划，如果能切实以科学的态度坐下来予以论证，予以证伪，何以能引致生产力的大破坏，引致60年代虽说是自然灾害实乃人为灾害的恶果。“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如果思维方式健全，决策程序合理，对于关于阶级斗争的估计和揪斗“走资派”、革文化的命、革文化人的命等一系列决策予以证伪，予以否定，也不会有人类历史上那场空前的浩劫，不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不会使有过“过五关斩六将”辉煌业绩的领袖人物误入麦城，从天上重重落到泥地上。这一深刻的教训，不知国人感受如何，有多少人警醒了，改弦易辙了。变化会有，这自不待言，可太明显的变化我并未感觉到。我所感到的，仍是对某一句话、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决策、一种理想甚至一种假想的一片齐声赞扬，众人在做着一项工作，那就是比赛谁夸得巧妙，夸得当事人心花怒放，以便夸出点升官发财当某某权威某某家的名堂来。照这样搞下去，谁能保证不再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的错误，谁能保证那些事前大唱赞歌事后大加诅咒者不永远如鱼得水，谁能保证中国人不被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家伙瞧扁。
“证伪”难矣，但再难也需要去做，或者说需要开始学着去做，否则我们的落后便是注定了的。到那时怨客观条件，怨某几个人恐怕也顶不了什么用。要紧的，是从建立证伪的学术方式与决策机制开始，使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先强大起来，健全起来。
1994.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