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渭渠
鲁迅先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拿来主义”，也论及“送去主义”。季羡林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送去主义”，也谈及“拿来主义”。只是两位大师谈论这个“拿来”与“送去”的时代不同，他们强调的重点不同罢了。实质上，“拿来”与“送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可以比喻为承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文化交流的双翼。有了这双翼，文化交流这只雄鹰才能自由地翱翔。
在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和季羡林先生提出“送去主义”以前，事实上“拿来”与“送去”早已存在。比如，7世纪的唐高僧玄奘赴天竺取经，引进了古印度佛教文化，就是“拿来”。有文字记载的，公元3世纪，我们就“送去”日本《论语》和《千字文》，6世纪“送去”日本更多的佛典汉籍和汉字。8世纪唐高僧鉴真赴日弘法，送去了建筑、雕塑、书法诸艺术和医药知识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在交通不发达的当时，“拿来”与“送去”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进步作用之巨大，这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见，“拿来”与“送去”，作为文化交流不可分割的形式，1000年前就已有之，而且延绵不断。
广言之，一部世界文化交流史，也是“拿来”与“送去”不断变化和充实的历史。季先生在《东方文化丛书》总序中就讲过“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从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注：闪米特人）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的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程”。
到了近代和现当代，这个“拿来”与“送去”更加突显了出来。就我国而言，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先行的西方近代国家的经验，是值得“拿来”借鉴的。五四运动就拿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鲁迅就是针对“五四”以后，当时仍然实行“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的情况，提出了“拿来主义”，强调了“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至于怎样“拿来”，鲁迅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换句话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是将“以人为本”、“独立思考”的精神作为基础的。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的精神，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这是北大人应该引以为荣的。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不畏威权，坚持学术上的真，死而后已，这就是实践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典范。《文汇读书周报》的特约记者采访我，就提到某某先生说自己是北大人，会加上一句“我是沙滩那个北大的”，问我是哪里的北大呢？我当时只回答说，我是1952年入学，是燕园的北大了。事后我感到惭愧，因为特约记者的提问，实际上有其内涵的，那就是某某先生实际上以沙滩那个北大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而自豪，而燕园的北大精神，已变成泛泛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化了。北大百年领导人的讲话，媒体的报道就是如此宣传的。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五四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任务仍未完成，这也是今天我们要继续完成的。光“拿来”科学，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现代化。两者都要“拿来”。正如季先生所强调的，那些妨碍生产力和思想进步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应有胆量讲出来，大家都来纠正，这才是拨乱反正（转引《东方学人季羡林》）。的确，“文革”的历史教训，“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如果不彻底拔掉产生“文革”突现出来的封建主义的根，是不可能完全“反正”的。当然，光有科学与民主还不够，还需要加上再生的传统文化，否则就是西方式的现代化。加藤周一总结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就提出了“科技文明+民主主义+传统文化”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模式。我在“传统文化”补上“再生”二字，因为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需要的是再生的传统文化。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后整整实行了30年的“闭关主义”时期，“拿来”和“送去”也都没有间断过，我们拒绝“拿来”一个西方文化，却完全“拿来”另一个西方文化，即从前苏联的集权政治、计划经济到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模式，都全盘“拿来”，食而不化。别的不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也是互为作用的，既密切相连，又有所区分。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特别是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而社会科学则主要研究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发展规律，重于意识形态。我们长期以来，就存在重视社会学科，而轻视乃至否定人文学科的现象，直至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几场论争和反复，人们才开始重视和肯定人文学科，尤其是新世纪伊始提出“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以后，社会大大关心和研究人文学科，并掀起了一股热潮。
事实上，关于“人文”，我国的文献早已有记录，《易经》就曾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等等，只不过其发生在封建的体制下，神权、皇权的绝对统治，古代人文精神缺乏培育的土壤。倒是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强调了人的价值，具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并将它确立为文艺复兴的主题，宣扬人、人性、人道主义的精神。尽管其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但这种人文精神，不仅促进近代的自我觉醒，文学艺术的繁荣，而且也促进自然科学的发达，产生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学说，出现表述自然现象的新概念等等。像人类不能没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也不能没有人文科学，它已然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不能没有人文科学，西方文化这方面的精华，也是要“拿来”的，而不仅仅是某个领导人所提出“拿来”的只有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如果是这样，就会丢掉鲁迅“以人为本”、“独立思考”的“拿来主义”这两者的灵魂。
季先生谈到人文社会学科问题时，以文学学科为例，说明我们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问题，受到前苏联的很大影响，他在《学海泛槎》一书的总结中指出：“不错，文学作品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但却不能只一味强调政治标准，忽视艺术标准。”“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无用处，这样的作品绝不会为读者所接受。”因此，在文学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提出“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与日共宫本显治提出的“政治首位论”如出一辙，都是将文学从属于政治，作为政治的载体，这无疑都是教条主义的照搬前苏联“拉普”的“辩证唯物论创作方法”，从而混淆了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区别，将文学创作方法纳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范畴。
实行“闭关主义”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也没有少“送去”。只不过“送去”的，是极“左”的“革命思想”和“世界革命”的理论，遍布亚非拉。这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言。在这里，还是谈谈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的历史时期，季羡林先生提出的“送去主义”的意义问题。季先生提出“送去主义”的时候，首先强调了对西方的文化而言，鲁迅先生当年提出的“拿来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过去我们拿来，今天我们仍然拿来，只要拿得不过头。他还主张，在“拿来”的同时，也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在一次学术对谈中，季先生以泰戈尔为例，说明泰戈尔既是一个“拿来主义者”，又是一个“送去主义者”，所以他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留得下名。拿来主义，说明他对外国文化态度开放，不封闭，善于消化、吸收。送去主义，说明他自信，有奉献精神，有东西送出去。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社会的发展，需要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不需要关门思想和贾桂思想。泰戈尔对“拿来”和“送去”的关系处理得好，所以在印度文化现代转型中，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是印度现代文化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今天，季先生也正像泰戈尔那样，在中国和东方文化的现代转型时期，主张“拿来”的同时，也扮演着一个“送去”的重要角色，而且将“送去”定为重点，我想这是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因为近代以来，东方许多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西方殖民国家不仅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还在文化上奴役东方许多国家和人民。二战结束后，东方国家和人民纷纷摆脱西方殖民的统治，获得政治的独立、经济的不同程度的发展，文化也正在复兴。东方文化，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重新屹立在世界文化之林，东西方文化平等地互相交流，共创人类的文明和世界的和平。我以为这正是季先生提出“送去主义”的初衷，而不是要张扬什么“东方中心主义”。
季先生提倡“送去主义”，送去什么呢？季先生说：“除了理论、观点之外，还应包括资料。”季先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主持了跨世纪的文化大工程《东方文化集成》，带领“集成”各编的编委们，在东方学界同人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走过了10年的曲折历程，完成了出书百余卷的计划。《东方文化集成》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承担了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向西方和世界“送去”的重要任务，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拿来”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东方文化集成》计划出书的500种之中，中华文化100种，其余东方国家400种，占多数。东方有些国家也有过悠久的辉煌的文化，20世纪东方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正在走向文化复兴，正在走向现代化，它们创造了许多值得我们“拿来”学习的经验。我们今天需要“拿来”的，不仅是西方的先进文化，也要“拿来”东方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共同学习，互相了解。正如季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谈到他老人家之所以倡议编纂这套“集成”时所说的：“世界人民、东方人民、中国人民的需要，是我们的动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是我们的愿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越来越变得聪明，是我们的追求。”
总之，《东方文化集成》以“送去”为重点，“拿来”也不能忽视。我们日本文化编的编委们作为学生，在季先生的教导下，也要像季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宣示的一样：“我们坚决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人类会越来越能相互了解，世界和平越来越成为可能，人类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不管还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人类有朝一日总会共同进入太平盛世，共同进入大同之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