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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拿来·送去与季羡林先生的“送去主义”——兼论“东方文化集成”的意义

叶渭渠

鲁迅先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拿来主义”,也论及“送去主义”。季羡林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送去主义”,也谈及“拿来主义”。只是两位大师谈论这个“拿来”与“送去”的时代不同,他们强调的重点不同罢了。实质上,“拿来”与“送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可以比喻为承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文化交流的双翼。有了这双翼,文化交流这只雄鹰才能自由地翱翔。

在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和季羡林先生提出“送去主义”以前,事实上“拿来”与“送去”早已存在。比如,7世纪的唐高僧玄奘赴天竺取经,引进了古印度佛教文化,就是“拿来”。有文字记载的,公元3世纪,我们就“送去”日本《论语》和《千字文》,6世纪“送去”日本更多的佛典汉籍和汉字。8世纪唐高僧鉴真赴日弘法,送去了建筑、雕塑、书法诸艺术和医药知识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在交通不发达的当时,“拿来”与“送去”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进步作用之巨大,这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见,“拿来”与“送去”,作为文化交流不可分割的形式,1000年前就已有之,而且延绵不断。

广言之,一部世界文化交流史,也是“拿来”与“送去”不断变化和充实的历史。季先生在《东方文化丛书》总序中就讲过“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从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注:闪米特人)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的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程”。

到了近代和现当代,这个“拿来”与“送去”更加突显了出来。就我国而言,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先行的西方近代国家的经验,是值得“拿来”借鉴的。五四运动就拿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鲁迅就是针对“五四”以后,当时仍然实行“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的情况,提出了“拿来主义”,强调了“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至于怎样“拿来”,鲁迅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换句话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是将“以人为本”、“独立思考”的精神作为基础的。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的精神,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这是北大人应该引以为荣的。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不畏威权,坚持学术上的真,死而后已,这就是实践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典范。《文汇读书周报》的特约记者采访我,就提到某某先生说自己是北大人,会加上一句“我是沙滩那个北大的”,问我是哪里的北大呢?我当时只回答说,我是1952年入学,是燕园的北大了。事后我感到惭愧,因为特约记者的提问,实际上有其内涵的,那就是某某先生实际上以沙滩那个北大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而自豪,而燕园的北大精神,已变成泛泛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化了。北大百年领导人的讲话,媒体的报道就是如此宣传的。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五四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任务仍未完成,这也是今天我们要继续完成的。光“拿来”科学,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现代化。两者都要“拿来”。正如季先生所强调的,那些妨碍生产力和思想进步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应有胆量讲出来,大家都来纠正,这才是拨乱反正(转引《东方学人季羡林》)。的确,“文革”的历史教训,“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如果不彻底拔掉产生“文革”突现出来的封建主义的根,是不可能完全“反正”的。当然,光有科学与民主还不够,还需要加上再生的传统文化,否则就是西方式的现代化。加藤周一总结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就提出了“科技文明+民主主义+传统文化”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模式。我在“传统文化”补上“再生”二字,因为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需要的是再生的传统文化。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后整整实行了30年的“闭关主义”时期,“拿来”和“送去”也都没有间断过,我们拒绝“拿来”一个西方文化,却完全“拿来”另一个西方文化,即从前苏联的集权政治、计划经济到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模式,都全盘“拿来”,食而不化。别的不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也是互为作用的,既密切相连,又有所区分。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特别是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而社会科学则主要研究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发展规律,重于意识形态。我们长期以来,就存在重视社会学科,而轻视乃至否定人文学科的现象,直至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几场论争和反复,人们才开始重视和肯定人文学科,尤其是新世纪伊始提出“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以后,社会大大关心和研究人文学科,并掀起了一股热潮。

事实上,关于“人文”,我国的文献早已有记录,《易经》就曾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等等,只不过其发生在封建的体制下,神权、皇权的绝对统治,古代人文精神缺乏培育的土壤。倒是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强调了人的价值,具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并将它确立为文艺复兴的主题,宣扬人、人性、人道主义的精神。尽管其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但这种人文精神,不仅促进近代的自我觉醒,文学艺术的繁荣,而且也促进自然科学的发达,产生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学说,出现表述自然现象的新概念等等。像人类不能没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也不能没有人文科学,它已然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不能没有人文科学,西方文化这方面的精华,也是要“拿来”的,而不仅仅是某个领导人所提出“拿来”的只有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如果是这样,就会丢掉鲁迅“以人为本”、“独立思考”的“拿来主义”这两者的灵魂。

季先生谈到人文社会学科问题时,以文学学科为例,说明我们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问题,受到前苏联的很大影响,他在《学海泛槎》一书的总结中指出:“不错,文学作品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但却不能只一味强调政治标准,忽视艺术标准。”“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无用处,这样的作品绝不会为读者所接受。”因此,在文学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提出“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与日共宫本显治提出的“政治首位论”如出一辙,都是将文学从属于政治,作为政治的载体,这无疑都是教条主义的照搬前苏联“拉普”的“辩证唯物论创作方法”,从而混淆了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区别,将文学创作方法纳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范畴。

实行“闭关主义”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也没有少“送去”。只不过“送去”的,是极“左”的“革命思想”和“世界革命”的理论,遍布亚非拉。这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言。在这里,还是谈谈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的历史时期,季羡林先生提出的“送去主义”的意义问题。季先生提出“送去主义”的时候,首先强调了对西方的文化而言,鲁迅先生当年提出的“拿来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过去我们拿来,今天我们仍然拿来,只要拿得不过头。他还主张,在“拿来”的同时,也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在一次学术对谈中,季先生以泰戈尔为例,说明泰戈尔既是一个“拿来主义者”,又是一个“送去主义者”,所以他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留得下名。拿来主义,说明他对外国文化态度开放,不封闭,善于消化、吸收。送去主义,说明他自信,有奉献精神,有东西送出去。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社会的发展,需要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不需要关门思想和贾桂思想。泰戈尔对“拿来”和“送去”的关系处理得好,所以在印度文化现代转型中,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是印度现代文化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今天,季先生也正像泰戈尔那样,在中国和东方文化的现代转型时期,主张“拿来”的同时,也扮演着一个“送去”的重要角色,而且将“送去”定为重点,我想这是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因为近代以来,东方许多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西方殖民国家不仅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还在文化上奴役东方许多国家和人民。二战结束后,东方国家和人民纷纷摆脱西方殖民的统治,获得政治的独立、经济的不同程度的发展,文化也正在复兴。东方文化,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重新屹立在世界文化之林,东西方文化平等地互相交流,共创人类的文明和世界的和平。我以为这正是季先生提出“送去主义”的初衷,而不是要张扬什么“东方中心主义”。

季先生提倡“送去主义”,送去什么呢?季先生说:“除了理论、观点之外,还应包括资料。”季先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主持了跨世纪的文化大工程《东方文化集成》,带领“集成”各编的编委们,在东方学界同人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走过了10年的曲折历程,完成了出书百余卷的计划。《东方文化集成》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承担了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向西方和世界“送去”的重要任务,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拿来”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东方文化集成》计划出书的500种之中,中华文化100种,其余东方国家400种,占多数。东方有些国家也有过悠久的辉煌的文化,20世纪东方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正在走向文化复兴,正在走向现代化,它们创造了许多值得我们“拿来”学习的经验。我们今天需要“拿来”的,不仅是西方的先进文化,也要“拿来”东方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共同学习,互相了解。正如季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谈到他老人家之所以倡议编纂这套“集成”时所说的:“世界人民、东方人民、中国人民的需要,是我们的动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是我们的愿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越来越变得聪明,是我们的追求。”

总之,《东方文化集成》以“送去”为重点,“拿来”也不能忽视。我们日本文化编的编委们作为学生,在季先生的教导下,也要像季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宣示的一样:“我们坚决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人类会越来越能相互了解,世界和平越来越成为可能,人类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不管还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人类有朝一日总会共同进入太平盛世,共同进入大同之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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