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的雷神虽是次尊之神,位在日神炎帝之下,但他被楚人奉为家祭毋忘的始祖,就亲缘关系来说是整个民族的至尊之神。
从自然界循环来看,雷是生命力的象征。早春时节,雷始发声,卉木维新;晚秋时节,雷乃收声,草木黄落。从早春到晚秋,是雷活跃的时期,也是生命力旺盛的时期。这雷,似乎可怕,其实非常可爱可敬。楚人的始祖被尊为雷神,是因为他们对中原农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令后人难以忘怀的贡献。
祝融之始,他由火神升格为雷神,祝融之终,他却由火神降格为灶神了。汉代,不但祝融沦为灶神,连他的上司炎帝也一起被贬为灶神了。
图腾崇拜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原始的文化现象。关于楚人的图腾崇拜,有多种说法。一说楚人出自黄帝,黄帝是以熊为图腾,故楚也以熊为图腾,而且这与其称有熊氏是相宜的。另一说是楚先祖季连的母亲是羌人,他也随母芈姓,既然羌族是以羊为图腾,那么楚亦当以羊为图腾。甚至还有人提出,楚人后来以荆楚为族名兼国号,可能曾以荆楚为图腾。更多人认同的是,楚人尊龙崇凤现象突出,故以龙或凤为图腾。在出土的楚文物中,几乎随处可看到绘饰精美、各具形态而又栩栩如生的凤凰图案。楚人尊龙,有关古文献记载颇多。著名的成语故事“叶公好龙”或许是这方面的文化衍生。
之所以出现多种说法,究其原因,一是楚人出自黄帝、颛顼集团这一庞大的血缘群体,其内部各氏族部落的图腾和图腾崇拜必然是多种的,影响到楚人的图腾崇拜也当然很难划一;二是楚之先祖南徙后,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和新的氏族或民族的融合,图腾崇拜也就会进一步多样化,形成楚图腾崇拜文化的丰富内容。
楚人的先民总是依附于强国大族,他们寄人篱下,实为不得已。他们处在强国大族的夹缝之中,只好以弱事强,以小事大。贬之者可以说他们朝秦暮楚,褒之者可以说他们弃无道而就有道。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道义的基本准则。
楚人先祖的头脑常常是狂热而偏执的,他们简单而朴素的生活笼罩在神秘乃至怪诞的气氛之中,然而,原始的理性必然采取神秘乃至怪诞的形式,知识即在其中,科学即在其中,文明的曙光即在其中。
楚文化的主源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为楚文化了。楚人及其先民依附于比他们强大而且进步的华夏及其先民,自然会吸收后者的文化因素,但楚文化毕竟有介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的主源,即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它左右着楚文化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这个主源,江汉地区要么华夏化,要么蛮夷化,不会生出一个楚文化来。
司马迁对于楚先祖历史的记录依然带有神话的韵味,但厘清这一具体历史事实并不是他写作的真正目的,他想要传递的是“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所蕴涵的文化认同观念及其意义。这是从文献记述角度来接受和肯定楚人千年的文化寻根之旅及其梦想,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楚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这是司马迁的高明和伟大之处。过去的楚人要感谢司马迁,今天传承和借用楚文化发展经济的地区和人民,更要感谢司马迁。司马迁为楚文化真正做了一次正本清源的工作。
二、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楚在文献意义上走入信史,则是从商末周初开始的。《史记·楚世家》载:“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竹简记楚君先祖之名,就提到了鬻熊。楚人的信史时代,是从这位鬻熊开始的。
关于鬻熊的事迹,文献所记只有三言两语,后世乃莫知其详。他被誉为贤者,大概颇有见识,在族群中威望很高。他的事业创始于商朝末年。
商末最后一个君主是商纣王,史书记载说其暴戾无道,杀贤罢能,好色淫奢,天下一片混乱,民众苦不堪言,希望能有一个伟大的贤能之人来推翻他,建立新的王朝。而商王朝统治下的西部,有一个周氏的部落集团,其君主为西伯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周族所在的渭水流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人口兴旺,五谷丰登,礼义融融,西伯是商纣王封予周族首领的尊称。封伯后,西伯昌更加礼贤下士,积极发展生产,于是,一大批贤能人士陆续投靠西伯昌。如著名的姜太公,又名姜子牙,西伯昌拜其为师,尊称尚父,又称太公。“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即源于此。其他名流如鬻熊等人也参加了这支日益壮大的人才队伍。
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已75岁高龄的鬻熊,多次劝诫商纣王要以民为本,推行惠民政策,停止盘剥老百姓,但纣王根本听不进去。于是,鬻熊为了楚族百姓的出路和发展,毅然决然地作出一个历史性抉择,即前往投靠西部兴起来的周族首领周文王。周文王的重要大臣召公热情接见了他,与他一谈,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赶往周文王住处,向其推荐了鬻熊。周文王知道,眼下正是用人之时,连夜召见了鬻熊,任命其为公卿。据载,周文王当时见到鬻熊精神抖擞、气宇轩昂,惊叹地说:“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精神依然矍铄,钦佩钦佩。”鬻熊哈哈大笑,答道:“我怎么能称老了,您要是让我去丛林中捕捉虎豹,追赶麋鹿,那也许我真的老了,您要是请我分析天下大事,那我或许还很年轻。”鬻熊的这一番“似老又不老”的哲理言辞,使得周文王更加敬佩这位南方来的部落首领,并且拜其为师。这是楚国后世引以为豪的一大资本。楚武王曾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
关于这个“师”,有的人认为是指老师,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指军队之长、军队之帅。还有人说,这个师是指火师。《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是这样的:“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这里提及的“文、武勤劳之后嗣”,说明鬻熊当时既在治国谋略上辅佐周文王,同时还在军事行动上为周文王承担指导职责和实战指挥。至于火师的说法,恐怕不符合事实。
鬻熊在其族内,很可能就是一位火正,也即先祖祝融一类。说其通晓法术,是一位有宗教声望的大巫,也是有道理的。还有人以为鬻熊是一位大学者,与道家有渊源关系,这是从《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作品之一《鬻子》而来的。《鬻子》,班固著录有二十二卷,全书已佚,原貌不可复睹。今传《鬻子》仅两卷,是清代叶德辉校辑本。《鬻子》的内容是鬻熊答周文王和周武王。这估计是战国时代的伪作。因为鬻熊不可能活在周武王时代。《史记·楚世家》两次说到鬻熊死得很早,一说是“蚤卒”,一说是“蚤终”,总之没有享尽天年。据《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殷纣王时,与周联军的,并没有楚人。鬻熊已不见踪影。
鬻熊跟随周文王,可谓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有一次,殷纣王为了打压周文王的“嚣张气焰”,心生一计,派人请周文王来都城商量国事。周文王明知道殷纣王不怀好意,但为了大局,只身前往。他一到就被殷纣王关起来了。这可急坏了周文王的一批谋臣。他们设法实施营救。鬻熊就是谋划营救者之一。通过宝物美女的贿赂,周文王被释放出来。鬻熊也被认为是周氏族部落的有功之臣。
鬻熊使他的部众在艰难之中获得了生机,为楚国的建成谱写了序曲。他背弃丧失人心的殷纣王,亲附深孚众望的周文王,善于因时乘势,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酋长。虽非开国始封之君,却是肇业奠基之主,在楚君奉祀的列祖列宗之间,鬻熊的地位仅亚于祝融。
不幸的是,鬻熊及西伯昌不久就去世了。周族由西伯昌的儿子周武王继位当政,继续率领所属部落集团讨伐商纣王,著名的牧野之战就这样发生了。不过,奇怪的是,这么重大的征伐活动,竟没有楚人加入,似乎周、楚父辈建立的良好关系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
鬻熊死后,其子熊丽继位。目前史籍有关熊丽的事迹,仅有《墨子·非攻》载曰:“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睢山,后世称祖山,今称主山,在湖北南漳西北部。从鬻熊所居的丹阳到熊丽所讨的睢山,意味着从比较富饶的地方到比较贫瘠的地方。熊丽不顾旧乡故居之恋,不辞跋山涉水之苦,率部南走,若非势不得已,实难出此一举。这或许说明周、楚之间确实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同时也透露出像楚这样僻居于南方蛮夷之地的小部族,不可能真正受到周氏族首领的认可和重视。
牧野之战,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大加分封诸侯。姜太公功劳最大,封在营丘(今山东淄博市),国号齐;封同姓召公奭的儿子于燕(今北京一带),其余重要亲属都给予了分封。在这次大分封中,楚族并没有得到什么,这或许是周武王没有让楚参加牧野之战的一个内在原因吧,有点故意疏远的味道。
经过这样的事情后,楚族首领深深认识到,要想强大,让人看得起,回到原来那个家,即迁徙南方之前的中原地带,享受中原文明的尊崇和高尚,就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于是,知趣的熊丽统率部族,主动退避,又继续举部南迁,渡过汉水,来到睢山。在这个易守难攻的大山深处,楚人决定暂时定居下来,抓紧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熊丽去世后,其子熊狂继位。熊狂去世后,其子熊绎继位。熊绎是楚国历史上继鬻熊之后的又一位重要的首领。就在楚族苦心经营、安分守己生活的时候,偶然的机缘让周楚关系得以复苏和加强。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周武王虽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牧野之战,推翻了商朝,建立了西周,但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继位的是仅有十一二岁的孩子,即周成王。周武王临终嘱咐其弟弟周公旦辅佐年幼的成王,以免丧失刚刚取得的胜利果实。因周成王年幼,每次上朝,都是由其叔父周公旦背着见群臣。有一次,成王病重,周公心急如焚,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祈祷圣灵保佑了,于是他剪下自己的指甲扔进河里,向河神祷告说:“大王还不懂事,现在是我带领周族统领天下,假如周朝有罪,请求神灵惩罚我吧!”当时身旁的史官为周公的话感动,把这事刻在甲骨上,收进保存档案资料的“记府”。没过多久,成王的病奇迹般地好了。待成王长大执政时,有人进谗言说周公一直心怀不轨,图谋叛乱夺权,请大王提防小心。成王一听,这还了得,想要惩治周公。周公得知消息后,知道成王是受奸臣蛊惑,而且一时也难以澄清事实,无奈之下逃离周都,竟跑到楚人那里了。
楚首领熊绎热情接待了他,视为上宾。这样的贤能之人,请都请不来的,熊绎还想让周公指导理政和发展生产呢,当然得友好接待,悉心保护了。周公也很感动,再次对南方小国刮目相看。可惜没过多久,周成王在记府里看到了周公旦的文书,猛然醒悟,非常后悔,也很感动,流着泪说:“谁说周公旦要造反?”随即诛杀进谗者,派人把周公旦接回镐京。周公旦回镐京后,向周成王诉说了他在楚的情况,周成王听了后也非常感激楚对周公旦的款待。这样,周、楚的冰冻也就有了回暖的契机。周、楚捐弃前嫌也是意料之中的了。至于接下来的分封,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于是,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标志着,楚族正式建立方国,即楚国产生了。楚族也有了自己的都城,居无定所、漂泊的日子终于结束了。这是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时的丹阳,名曰国都,实为村落,估计没有城池,只有棘围之类。棘围是荆棘环绕而构成的寨栅,有防御工事的作用。而丹阳究竟在何处,也成为我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热点,有湖北秭归、湖北枝江、河南淅川、湖北南漳境内以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等诸多说法。
关于楚国的建立时间,曾有不同认识。有人根据《墨子·非攻下》记载“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把“讨”释为“封”,认为熊绎之前的熊丽时代就已建国。还有人提出,鬻熊时即已建国。对前一种认识,有人提出了辩驳,认为“讨”是治理的意思,即熊丽开始在睢山之间建立统治关系,并不能说明其时楚国已建立。而关于后一种看法,显然不能成立,因为鬻熊只是周文王的老师或军事长官而已,“子事文王”的“子”并不是后来的公、侯、伯、子、男五爵位之代表,只是一种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