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周王室对楚族首领熊绎进行了分封，但在西周王朝“尊尊亲亲”的思想指导下，楚也只是一个蛮夷之国，既得不到周天子的公正赏赐，也没有参加重大盟会的资格。楚国还未真正成为华夏系统的诸侯之国，楚只是缘于参加周灭商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勤劳和忠贞，以及通过艰苦创业而展示出来的国力发展，才得到周王室的承认，这种认可显然是一种无奈。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言）昔我先王熊绎与吕及、王孙牟、燮文、胥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右尹子革对曰：“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吕及，是齐太公之子；王孙牟，是卫康叔之子；燮文是晋唐叔之子；胥（禽）父是鲁周公之子。所谓有分无分，是指齐、卫、晋、鲁四国都有周朝分赐的钟、鼎、车、旗、鼓之类象征地位和权力的宝物，楚国却没有。这说得很明白，齐、晋、鲁、卫，都是周的至亲，周康王当然要赏赐他们，而楚乃江汉流域之蛮夷，肯定得不到赏赐，这在当时人看来很正常。熊绎是不敢有非分之想的，但后世已经强大起来的楚灵王，可就要为祖先愤懑不平了。
还有《国语·晋语八》记晋大夫叔向云：“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蛮荆，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燎，即祭祀名），故不与盟。”对这一记载，有人认为，楚部族首领因继承了祝融善于“火正”的传统，精通天地鬼神的缘故，所以在鲜卑的帮助下承担祭山川大神的具体活动，晋叔向认为楚为荆蛮，故不与盟，这完全是一种偏见和误解，叔向之说显系推测之辞，绝不可信。楚君参加了这次会盟，正好与周分封熊绎之事相印证。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楚国当时还没有资格参加周朝歃血为盟的仪式，而且，从熊渠亲口说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话来看，晋叔向的这种偏见是可以成立的。
自鬻熊开始，楚族在周文王、周武王时期，都积极参加对商王朝的征伐，功劳卓著，勤勤恳恳，对周表现得尊尊敬敬。到周成王时期，鬻熊的第三代继承人熊绎，因其祖辈们的努力和勤劳，被周封以子男之田，但熊绎似乎颇能为王事尽心竭力。他以恭谨勤劳换来了周朝的信任和楚国的安宁。周成王去世，周康王继位，熊绎仍恪尽职守。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子革答楚灵王问：“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筚路蓝缕”一句后来成为常用的成语，借以形容创业艰辛。“路”为车，“缕”为衣。“筚路”是简陋的柴车，“蓝缕”是破旧的袍裳。“跋涉山林”，是说熊绎奔波于丹阳和镐京之间，为周王效力，又纳贡，又当差。“桃弧、棘矢”，即桃木做的弓、棘枝做的箭，熊绎要贡这些玩意儿给周室。它们不是真正的兵器，而是模仿兵器的法器。古人以桃树为神物，桃木有神力，用以驱鬼有神效。至于棘枝，则因其多生尖刺，做象征性的箭最为相宜。桃弧、棘矢不仅可以驱鬼辟邪，而且可以消弭灾害。桃和棘到处都有，周室却要楚国贡纳，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楚国贫弱，没有什么贵重的方物，只好献桃、棘这类东西了；二是楚地所产的桃木和棘枝或许较好，属于上品；三是楚君作为火神的后裔，用桃弧、棘矢作法最为灵验。
楚君所贡纳给周室的方物，除了桃弧、棘矢，还有苞茅。苞茅是一种草本植物。这种茅草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先秦却是人与神沟通时所常用的。
苞茅的第一个用途是做神的坐垫。第二个用途就是缩酒以敬神。当时的酒很浑浊，需经过滤，方可敬神，以示尊崇。第三个用途是望祭。所谓望祭，就是祭名山大川。第四个用途是做宗庙和王宫的门檐。第五个用途是代表宗庙和社稷。《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周武王伐殷纣王，宋微子肉袒面缚表示服罪，持祭器表示甘愿绝祀，牵羊表示犒劳周师，把茅表示献出宗庙和社稷，膝行表示谦卑。苞茅之物虽细小，但其作用不可谓不大。
鄂西直到现代仍有缩酒之祭，已知有两种方法：一是在地上先铺一层茅草，在茅草上加铺一层沙子，倒酒，让酒经沙子和茅草过滤，流在地上，就算神灵享用过了；二是在桌上放一件容器，在容器上竖放几束茅草，倒酒，让酒经茅草过滤，流进容器，也算神灵享用过了。上古楚人可能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此等缩酒仪式与周王的缩酒仪式，恰如山野之鄙陋与庙堂之壮丽，不可同日而语。但缩酒的祭法逾三千年而不绝，则令人惊讶。楚俗源远流长，这也是一例。
楚人这段艰辛创业的日子，让楚后裔难以忘却，“筚路蓝缕”成了他们鼓舞士气的一种精神，影响至今。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楚人的不易和艰辛。熊绎死，其子熊艾继立。熊艾死，其子熊旦继立。约当熊旦之时，周昭王南征大败，归途中溺死于汉水。这似乎与楚无关，但历史硬要塞给楚国一个天大的冤屈，即周昭王的死与楚有关。
关于周昭王的死因，说法颇多。第一种说法认为，周昭王是去讨伐楚国的，他是被楚人打败并且害死的。东汉王逸著《楚辞章句》言：“南至于楚，楚人沉之。”后人多信其说。古人多贬楚，借此谴责楚人的阴谋。今人多褒楚，借此宣扬楚国的实力。第二种说法认为，周昭王南征归途之中，经过汉水，恰遇桥梁坏了，所以周昭王溺死水中。这是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而得出来的认识。第三种说法是据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说，周昭王南征是乘船渡汉水，船人想害他，故意让他乘胶船，到了中流，胶化了，船散了，周昭王就沉于汉水之中。第四种说法是据《初学记》引《竹书纪年》，周昭王两次南征，都遭遇恶劣天气，天昏地暗，第一次侥幸回来，第二次则丧命于汉水。或许是恶劣天气使其乘的船沉而人死于汉水。第五种说法认为，当时的周人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器械在汉水上架桥，用船来渡大队人马又很困难，估计周人只能驱使土著把大大小小的船连接起来，架设浮桥。土著出于怨恨，在工程中做了手脚，让浮桥在周人簇拥着周昭王和他的车经过时解体，以致不会游泳的周昭王溺死水中。
对于周昭王溺死汉水中是楚人谋害这一说法，后世楚人并不认可。有一次管仲代表齐桓公责问楚成王的使者说：“周昭王南征溺死水中，这是为何？寡人要问个明白。”意思是这与你们楚国有关，请给予合理解释。但管仲没有料到的是，这位楚王使者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这事呀，请您到汉水江边去打听打听吧。”这话说得很巧妙，也很俏皮，但让能言善辩的齐国贤相管仲无言以对，给了楚人一次申辩、辟谣的大好机会。对此，今人已有更为丰富的辩驳，认为这是一宗冤案或一场误会。《史记·周本纪》没有提及楚人曾谋害周昭王。当时的楚人无力犯上作乱，当时的楚国虽有铜但甚少，周昭王既用不着无端兴师问罪于一个服服帖帖的区区子男，也犯不着到穷乡僻壤去搜刮。周昭王南征的路线，跟楚沾不上边。况且，当时的楚国境并非在汉水。
昭王溺死之后，周人望汉水而却步，再也不敢轻易跑到这里侵扰了。但这并不是说周朝完全放弃了这片沃土，而是在汉水北面安插了一批亲信驻扎在当地的小方国内，时时刻刻监视楚国等汉水南面的一些方国部落。这些亲信每逢三月上旬的巳日，用香草或者沙袋包裹食品，投吊汉水，悼念昭王和两位爱妃。据说，这两位名叫延娟和延娱的能歌善舞的女子，是周昭王最宠爱的妃子，时常伴随其左右，当周昭王溺水，她们也跳了下去，这场面想必很悲壮。投吊是古代的一种风尚，盛行于南方，而且与楚息息相关。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中，后世楚人追念他的爱国之心，每年端午投吊屈原，用的是粽子。这也是端午节的起源。
三、翻身呐喊，蛮夷态度
周昭王溺死后，其子穆王继立。西周社会矛盾不断加深，朝政失修，国势不振。广大民众不断奋起反抗，社会危机日益加剧。周王朝对周边方国或臣属民族，不断加大征服和掠夺，民族矛盾也不断加深。
周昭王的死，无论楚人怎么解释，都会给周楚关系带来隔阂，从此周王朝更不会信任楚国。楚国随时都可能遭到周王朝的讨伐，尽管有时它也需要楚国的帮助。楚国君民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抓住任何一个难得的机遇来壮大自己，守护自己。这样的状况，大约维持了一百多年，直到熊渠时代才有所改观。
“射石饮羽”是中国很著名的一个成语典故，意思是说，箭射入石中，陷没了箭上的羽毛，形容勇猛善射，后用以比喻心意专注则可发挥超人的力量。与此成语相关的典故有四：一是《吕氏春秋·精通》记载的楚养由基射犀牛而误射石，箭之羽毛都穿入石头之中；二是《韩诗外传》记载的楚熊渠有一天夜里行走，忽见不远处趴着一只老虎，急忙射出一箭，跑过去一看射中的并非老虎而是块石头，但箭羽早已穿入石头之中；三是《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汉李广一次外出打猎，隐约望见草丛中藏着一只老虎，于是张弓搭箭，一发命中，上前一看，却是块巨石，箭羽也已没入石头之中，再也拔不出来；四是《周书·李远传》记载的北周李远，也是一次外出打猎，望见草丛中有一只野兔，便射中了它，就近一看，原来射中的是块石头。
养由基是楚庄王时期的楚国名将，熊渠则是熊绎的第四代孙。熊旦死，其子熊胜立，熊胜死，其弟熊杨立。熊杨死，其子熊渠立。由此可见，“射石饮羽”这成语典故的最早来源应与熊渠有关。而且他与李广的传说故事如出一辙，说明他们都是善射高手，可以说百步穿杨。不过说起历史影响来，汉李广可谓深远，“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名诗就是对他的赞誉和传颂。
熊渠是楚国历史上又一位了不起的开拓者，他当政时，恰是周夷王在位。在连续几代的征伐淮夷之役中，周朝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兵力。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蛰伏在南方的楚人开始锋芒毕露了。
熊渠不仅身材高大，力敌千钧，而且深谋远虑，智慧过人，可谓智勇双全。他采取的总战略就是近交远攻，即联合楚国四周诸如邓国、卢国、罗国、鄢国等小方国，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合作政策，史书载其“甚得江汉间民和”，这样楚国的政治影响扩大，有了扩张的基础和资本了，那么接下来就要进行对外军事进攻了。
熊渠的远攻战略宛如楚人谱写的三部曲，先是西征，拿庸国开刀。庸是自商代就存在的古国，建都于上庸（今湖北竹山县东），拥有今鄂西北的部分地区。西周时，国力进一步发展，成为巴、秦、楚三国之间较大的方国。对庸国的征伐，算是一次武力警告。接着是东征，攻打汉水中游的杨粤，进入江汉平原。最后是远征，攻打今湖北东部的鄂国。鄂国，交通方便，物产丰富，特别是有着丰富的铜矿。征服了鄂国，对于楚国是如虎添翼，有了与周王室抗衡的物质资本。
熊渠兵锋向南而东，表明他的战略发展重点在南方，企图在江汉流域确立其强国的地位，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影响很大，奠定了楚国立足汉江、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不失为楚国历史上一大政治家、军事家，对楚国的崛起与荆楚文化的孕育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次出征，都成功了。这不能不让楚国上下欢欣鼓舞，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兴奋不已的熊渠说出了楚人憋了已久的呐喊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这表现出一种不服周的恢宏气势和开拓精神。
既然你周王室那么不待见我楚国，我楚国何不自强自立，雄霸一方，走出一条独立发展的强国之路？当然，从整个楚国历史来看，这样的豪言壮语并非楚国的真情实感，即并非从此就不继续回归华夏文明这个大家庭了，实属一种无奈的呐喊。
经过熊渠的努力开拓，楚国的势力迅速发展，先后征服了庸国等江上楚蛮之地，控制了江汉流域广大地区，并模仿西周王朝进行分封。他分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让他们分别镇守长江中游的三个要地。按照西周的所谓“国际法则”，唯有周天子能称王，诸侯只能称公、侯、伯、子、男。熊渠这个子男自称公，已经算是僭越周礼了，还一下子封了三个王，这明摆着是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尽管后来鉴于周王朝的压力和自身的实力，熊渠不得不取消了三个儿子的封王番号，但楚人的这一举动，在当时来讲，实乃石破天惊。《史记·楚世家》载：“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有学者认为，熊渠之所以主动放弃王号，并非周厉王暴虐，而是与周厉王时期的强大有关，这是有道理的。
从熊绎到熊渠（约公元前1042—前877年）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逐步摆脱了周王朝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自熊渠之后，楚国虽也有宗族篡位嗜杀，但周平王东迁之前，即进入春秋战国之前，楚国是比较平稳的，当然亦受西周王朝的遏制和打击，可以说是仍在夹缝中生存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