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江南金陵传来消息，曾国荃所率部将，挖掘地道，用炸药轰坍了二十余丈长的一段城墙，官军们一拥而进，搜杀了三昼夜，肃清全城，并活捉了太平天国第一流人物李秀成。同时传来的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本科江南乡试，决定在十一月间补新。听到这个消息的士子们无不欢欣鼓舞，可是洪钧高兴不起来，他在为一笔赴江宁乡试的盘缠发愁。有一天，洪钧回家，发觉马褂口袋中有张二百两银子的银票，仔细回想事情的细枝末节，才知道银票为红颜知己所馈赠。洪钧想推却，李霭如反问：“我是不是过于高攀了？”一句话呛得洪钧再也说不出话来，最难消受美人恩，洪钧只好先接受了。
李霭如说过的一句话始终萦绕在洪钧心头：“一不卖身，二不做妾”。要娶李霭如，名分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林语堂说：“妓女的归宿，总无非是嫁作小星，或则做人外室情妇。”眼前的这位名妓心高气傲，不愿意“嫁作小星”，那么摆在洪钧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休掉原配夫人王氏，再明媒正娶，用花轿将李霭如抬入洪家，而这个办法，不仅洪家所有人不会同意，洪钧自己良心上也通不过。
原配夫人王氏是个出了名的贤妻，貌逊于才，才逊于德，她终生厮守老祖宗“三从四德”的古训，相夫教子，伺候公婆，一门心思全部为洪家着想。洪钧去烟台赴任时，她甚至吐露出了要为丈夫纳妾的心愿，原因有两个，一是纳妾可为洪家多生养几个后代；二是丈夫一人在外，起居总得有个人照顾，纳妾是最好的办法。这么贤惠的妻子要休掉，他于心何忍？
正当洪钧一筹莫展之际，母亲洪老太太替他想了个好办法：兼祧。
祧者，承嗣也。兼祧，俗称“一子顶二门”，就是说一人兼承两家的后代。这个词大有学问，充分体现了古人在婚姻家庭关系上的创造力。一家兄弟数人，如果后代中只有一个独子，那么两房合一房，三房合一房，这个人兼祧叔伯之后。清律附例中规定：“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具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兼祧的目的是为了承继家族香火，客观上也使一夫多妻制更加合法化。
这样的例子旧时不属少见。同治皇帝死时没有儿子，由道光皇帝第七子醇贤亲王的第二子载湉继统，这便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死时又没有儿子，便由光绪五弟载沣的长子溥仪继统，这便是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宣统。也就是说，溥仪是同治皇帝的承继子，也是光绪皇帝的兼祧子。
皇室是这样，民间人家更是十分流行。这种做法既承继了家族香火，在兼祧之子也很划算，不说别的，明媒正娶的妻子就可以娶两三房。对于次妻，如若捡了个大便宜，进门就居正室之位，而非小妾。旧时女子最为看重的“名分”二字，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洪钧在洪家是老三，洪家人丁不旺，几兄弟中只有他得一子，而他的大伯又无后，想出兼祧的好主意后，家族中最有威望的几个长辈一合议，遂将此事定了下来，让洪钧兼祧伯父之后，将来再有了儿子就算伯父那一支的孙子。洪钧能为没有儿子的大伯娶一房儿媳妇，大伯自然高兴；而在李霭如那一方面，总是花轿抬入洪家的，见了洪钧的原配夫人也是妯娌相称，占住了身份。这样一来可真是皆大欢喜了。
洪钧满心欢喜，赶紧乘船前往烟台，向李霭如报告喜讯。及至后来洪钧赴京殿试，被皇帝点中了状元，大魁天下的消息传来，轰动了整个烟台，登莱青道新任道台刘达善、福山知县吴恩荣，都鸣锣开道，专程到李家贺喜，认识不认识的人也全都涌到望海阁，祝贺她成为“状元娘子”。这位出自名门之后的名妓感到苦日子快熬出头了，格外得意，“我前半生受尽委屈羞辱，后半辈子要扬眉吐气一番”，先前有意无意说的话眼看就要变成了现实。
谁知在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变故。
祸兮福倚，福兮祸伏
与洪钧一起参加殿试的还有个苏州同乡叫吴大澂，字清卿，也是个才华横溢，博古通今，尤嗜金石书法，做官也做得聪明的人。这一科殿试，前十名中苏州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状元洪钧、第五名吴宝恕、第八名吴大澂。“恭喜，恭喜，文卿，你可真是扬眉吐气了。”吴大澂抱拳向洪钧祝贺。
前来祝贺的人一拨又一拨，车水马龙，煞是热闹。等贺喜的人渐渐散了，吴大澂把洪钧拉到一个僻静处，神情黯然：你这个状元真是当“坏了”。洪钧不解其意，吴大澂急得一跺脚：“坏就坏在你是皇上亲笔点的天子门生！”听了这句话，洪钧如同当胸挨了一拳，他会过意来，明白吴大澂说的是李霭如的事。
洪钧和吴大澂是无话不说的好友，他要娶李霭如的想法，吴大澂也是一清二楚。夜深了，天边疏星几点，会馆里的墙壁上，红烛的微光幽幽闪烁，吴大澂还在帮洪钧细致分析：“这是皇上亲阅进呈的前十本，你是皇上的第一个门生，如果闹出事来，你说皇上心里会怎么想？”会怎么想？洪钧不敢深想。吴大澂继续分析：“皇上的门生如果行为有失检点，皇上就会觉得丢面子，那样一来，不仅你一个人脱不了干系，进呈试卷的大臣也会受牵连，不知有多少人会遭到严谴，弄得不好，还可能兴大狱！”
听吴大澂这么一讲，洪钧心里警醒起来，暴得大名则不祥，莫非他和李霭如的婚事要吹？洪钧正在绕室彷徨，会馆外有人拖长了声音在喊：“洪老爷有信！”来送信的中年人是潘家的一个听差，洪钧赶紧迎上前去，对老师潘祖荫派来的人，他丝毫不敢怠慢。
潘祖荫，字伯寅，也是江南苏州人，咸丰二年探花，授编修，迁侍读，入值南书房，教习皇子讲起居注官。时与翁同和同为清流派领袖，世人称作“潘翁”。在中国历史上，清流派由来已久，这个政治派系的主要特征是经常议论政策得失，揭露政府和官场中的一些弊病，面对战乱与亡国之忧，清流派的对策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派结成同盟的成员大多为官场知识分子，他们太过清高，太看重道义上的清名。
潘祖荫作为道光咸丰年间清流派一度的掌门人，除了议论朝政唱唱高调之外，许多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金石古玩上。三代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帖以及宋版图书，成了他发疯搜罗的对象，潇洒地玩一把学问，在动荡的社会思潮中找点太平盛世的感觉。同治十一年（1872），潘祖荫出了第一本专著《攀古楼款识》，感叹“今好此者益多，价益踊，故古器益不可得见”。有这样的掌门人带头，这股雅玩之风愈演愈烈，经咸丰、同治两朝而不衰。
进入光绪年间，潘祖荫和翁同和得了侍郎，接着飞快提升，过两三年就上一个新台阶，不过也就七、八年时间，拜了尚书又兼了军机，由他们带动起来的金石古玩热，引起了士大夫们交往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故士大夫中性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叹终朝。”这股士风的广泛效应是：高官兼名士成为官场追求的一种境界，以金石学为敲门砖，成为士子搏名士头衔的一种途径。
潘祖荫玩赏金石古董之余，并没有忘了肩上的道义和责任，风闻山东烟台有人以“状元娘子”自居，而且此事与他的学生——新科状元洪钧关系重大，脸上不免有些愠色，同时也隐含一丝担心，赶紧派听差送信叫洪钧来谈话。
同洪钧谈话的是潘祖荫的父亲潘曾绶。潘家是苏州显赫的旺族，一族出了九个进士，实属不易。最为人道的是癸丑科考中状元的潘世恩，此翁得意之事，是道光二十四年内阁四大学士，除他之外，穆彰阿、宝兴、卓秉恬均是他的门生；夹在中间的是潘曾绶，再往下数是考中探花的潘祖荫。
有个状元父亲，又有个探花儿子，潘曾绶上叨余荫，下受供养，是最让人羡慕的福气人。听说苏州新科状元闹出了这样的丑事，而且洪钧还是他儿子的学生，这个苏州人心里比他儿子潘祖荫还急，没等洪钧坐稳，劈头就是一阵数落：你那位相好，在烟台荒唐得不成体统了！自称是状元娘子，所至之处，路人侧目，打着洪状元的旗号，开贺收礼，酬神演戏，这样子招摇法，真正是海外奇谈！洪钧待要耐心解释，说来说去还是要娶妓为妻。潘老先生不仅不能释怀，反而更加恼怒，一赌气将水烟袋往桌上重重一放，又将一直在门外等着的吴大澂叫进来，说道：这个事我没法子管了，文卿执迷不悟，非搞出大乱子来不可！
为了保住清流派的名声，也为了保住苏州状元的名声，几位江南籍的同乡大老庞钟璐、殷兆镛、潘家父子以及小字辈的吴大澂，聚在潘家园子里商讨主意。他们听了吴大澂的详细介绍，对洪钧与名妓李霭如的感情，能理解也能同情。如果洪钧只是个进士，他们必定会帮忙成全这桩风流韵事，问题出在现在洪钧是新科苏州状元，又是清流派的重要门生，娶妓为妻之事万万不可以！如果有人借机向朝廷参上一本，不仅状元之乡苏州的名声毁于一旦，清流派的强健势头也将因此遭受重创。宦途险恶，不得不处处提防，别看今天顶戴花翎，颐指气使，明天就可能锒铛入狱，变成大牢中的囚犯。在场的这几位官场大佬，见多的风浪，当然知道那位状元小老乡娶妓为妻的后果。
商议的结果，是坚决不许。他们把洪钧叫来展开攻心战，洪钧在几位同乡大佬面前谈青楼艳迹，实在难于启齿，总算开了口，说出的话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事情在那里明摆着，如果不负霭如，必定得罪所有朋友，还会牵连清流派的声望，闹得众人指责，里外都不是人。思来想去，只好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不知道怎么办了，这就好办。让洪钧稍事回避，不见李霭如，另外准备一千两银票，派人送到李家作为补偿。这几位大佬都是在官场中历练过的，自然懂得如何将这件事情办得巧妙。他们派八面玲珑的青年才俊吴大澂出马，找到李霭如的一个远房亲戚李芳，让李芳出面做李霭如的工作。这个才子佳人故事的最后结局是一场悲剧，名妓李霭如撕碎了那一千两银票，颤巍巍地走进卧室，用一根白绫绸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官与妓发生冲突的时候，妓必须让路，这也是晚清官场中一条铁的规律。
花船上的雏妓
去掉了“状元娘子”这块心病，清流派不再有烦恼了，苏州状元也保全了名声，自此以后，洪钧仕途一路亨通。晚清官场中，乡谊是除了亲戚、裤带关系之外最为亲近的一种关系，“亲不亲，故乡人”，乡谊渗透在官场中的每个层面，是官场中人相互提携、互为奥援的重要纽带。
晚清北京名饭馆中有“八大居”，是政坛官宦的云集之地，其中最为显赫的是潘祖荫出资创办的广和居。清人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写道：“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武门南士大夫设也。其肴品以炒腰花、江豆腐、潘氏清蒸鱼、四川辣鱼粉皮、清蒸干贝等，最为脍炙人口。胡其地虽隘窄，屋宇甚低，而食客趋之若鹜焉。”
按照清朝满汉分居北京城内外的制度，宣武城南是流寓京官和士子聚居的地方，这里有大批京宅和会馆，广和居为他们提供了就近聚餐的便利。这些食客中有不少是晚清时的政坛显要，翁同和、张之洞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创办人潘祖荫是清流派领袖，尚好清谈，喜欢收集金石古玩，一帮爱好雅玩的同党也免不了经常在此聚会，因此这里轩窗雅洁，颇具文雅之风。实际上，这家京城士大夫们的公共食堂已经不是一般吃饭的地方，成了官场士大夫们针砭时政、讨论问题、攀缘官谊的政治俱乐部。
洪钧出道前家境一般，父亲是卖酒为生的商人，而且早早过世，四兄弟中也只有他能够跻身官场，政治上没有什么背景，要在官场升迁靠的就是这种乡谊。好在苏州状元的头衔帮助了他，为了“苏州状元”这几个字，翁同和、潘祖荫这些出身江南的官场大老也会暗中援助。同治九年（1870），洪钧出任湖北学政，后又参与编修咸丰朝《实录》，赐花翎四品衔，嗣后曾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历典陕西、山东乡试，后迁翰林侍讲、侍读，提督江西学政，历任右春坊、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官场一路走下来，到了光绪九年（1883），迁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这期间，洪钧的人生中遇到了两件事，同他后来的命运有很大关系。
第一件事是为儿子娶亲。家族血脉不旺，一直是洪钧的心头之痛，到了他头上，又只生了个独子。洪钧的原配夫人王氏是南京人，比洪钧大两岁，平日主理家庭事务，烧香念佛，一流的贤惠，无奈身子骨单薄，体弱多病，生了一胎之后再也不能生育。为续家族香火，洪钧特意跑到扬州挑了匹“瘦马”做姨太太，可是这位姨太太的肚子不争气，几年下来也没为洪家添丁加口。因此，洪家上下老少更是把独子洪洛看得特别珍贵，好在洪洛也还成器，《清史稿》上记载他为“县学生，以荫考授通判，改工部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