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釐侯在位四十三年，他的太子共伯不大可能很年轻，再说太子的弟弟和都到了敢于搞政变的年龄，也说明太子不可能还在“髧彼两髦”的年纪，那么共伯的妻子共姜身为国君夫人，年纪也不至于很小。《毛序》说她身为国君夫人，丈夫死后，父母却逼她改嫁，这不是叫人难以接受吗？
《诗经》的作者难以考证，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对于先民们的创作，本来就不必一味穷究其作者名姓的，而牵蔓扯藤地附会，更是不正确的态度。我们看英国的《伯阿乌尔》、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中国的《格萨尔王》……谁是它们的作者呢？并没有人能确指得出来，但是这些诗并不因此而失去它们的价值。
我们可以断言的是，《诗经》作者的队伍是相当庞大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既有“为王前驱”的士兵，“伐木丁丁”的工匠，也有“采采苤苢”的妇女，“独为匪民”的征夫，“退食自公”的官员，它既有被“二三其德”的丈夫遗弃的妻子，也有丧妻之后，“心之忧矣，曷维其亡”的丈夫，可说是各色人等，无不囊括在内。这真是一个罕见的创作大集团，它艺术地、集中地再现了从西周到东周几百年间各个阶层人们的思想感情、生活状况，反映了周代政治、经济、阶级关系、部族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它既是光辉灿烂的中国诗歌的源头，又是一幅巨大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的画卷。
第三节 漫长的时间与广袤的空间
要探求《诗经》中具体作品的创作年代，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诗经》中的作品，特别是十五国风，从它们的产生到被写定，一定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作者。这正如美国的基特里奇教授所说：“一段民歌很少有、或绝对没有可确定的年月日，它确定的创作年月日并不像一首赋体诗或十四行诗那么重要。”民歌的完成，“是两重创作的结果，第一重创作是个人的，第二重创作是群众的”[8]。我们接触到不少民间歌谣，一首民歌因为时代、地域、作者的因素，而被不断修改、不断创作，往往出现两种以上的“版本”。如《古今风谣》中所收元朝至正年间燕京的儿歌：
脚驴斑斑，脚踏南山。南山北斗，养活家狗。家狗磨面，三十弓箭。
到明代，此歌个别文字作了改动：
狐狸斑斑，跳遍南山。南山北斗，猎回界口。界口北面，三十弓箭。[9]
我们就很难说清它的第一个“版本”和最早流传的时代。
用古代儿歌来说明民歌创作的情况，并不是要把《诗经》中所有的诗都看作民歌，尽管朱熹在《诗集传序》中曾经下了这样的定义：“‘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因为如上所说，《诗经》中的作品来自当时的各个阶层，而且像《颂》，就是贵族所作用以祭祀的乐歌。我们要说的是，《诗经》中的不少诗歌，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班固《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当这些诗辗转流传到达太师手中时，肯定已经不完全是原创时的面貌了。
《诗经》中大量作品的创作年代，都无法稽考。过去有一种说法，即指定《国风》中的《豳》、《桧》为西周诗，《秦》为东西周之交诗，《王》、《卫》、《唐》为东周初年之诗，《齐》、《魏》为春秋初年诗，《郑》、《曹》、《陈》为春秋中叶诗。这种说法，显然较为武断。比如《豳风》中某些作品可能是西周时所作，某些作品却可能是东西周之交的创作。歌谣流传的空间也许可以被限定，而歌谣创作的时间却较难被界定。
下面谈谈《风》、《雅》、《颂》各类诗创作的大体时间和产生的地域。
《风》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与周武王时期的周公和召公有密切的关系。郑玄《诗谱》说：“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圣人（周公）之化者，谓之《周南》；其得贤人（召公）之化者，谓之《召南》。”《诗谱》此论主要依据《武》乐。《礼记·乐记》：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始奏，象观兵盟津时也。再奏，象克殷时也。三奏，象克殷有余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蛮之国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职而治也。六奏，象兵还振旅也……
《春秋公羊传》也说：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
这里的“陕”不是今天的陕西省。其地一说是今天的河南陕县，一说是西周时的王城，即今之河南洛阳市一带。周、召之地以此为界分开。
方玉润《诗经原始》主要从方位上来考证：
窃谓南者，周以南之地也。大略所采诗皆周南诗多，故命之曰《周南》，何以知其南耶？周之西为犬戎，北为豳，东则列国，唯南最广，而及乎江、汉之间。
《周南·汉广》中提到“汉之广矣”、“江之永矣”；《召南·江有汜》提到“江有汜”、“江有沱”，以及《关雎》篇中的“在河（黄河）之洲”等，都说明“二南”产生、流传的地域，大体是在河南的临汝、南阳，湖北的襄阳、宜昌、江陵一带，这里的确是十五国风中最南的地域了。
论其时间，崔述《读风偶识》说：“成王之世，周公与召公分治，各采风谣以入乐章。周公所采，则谓之《周南》，召公所采，则谓之《召南》焉。其后周公之子世为‘周公’，召公之子世为‘召公’。盖亦各率旧职而采其风。是以昭、穆以后，下逮东迁之初，诗皆有之。”“昭、穆以后”，“东迁之初”，指的是“二南”中诗歌的起始时间。“二南”中《召南》的《甘棠》，是人们为怀念召伯作的，召伯是周宣王时的大臣，这是较早的一首诗；《何彼秾矣》中有“平王之孙，齐侯之子”的诗句，说的是周室王姬下嫁诸侯。因此“二南”中诗歌最晚的创作时间大致在东周初年。
“二南”的特点，在于作者多是女性，所以反映她们劳动、恋爱生活的作品较多，如《芣苢》、《关雎》、《卷耳》等。其中不少还是礼俗诗，如写新媳妇归宁的《葛覃》，祝人子孙繁衍的《螽斯》、《麟之趾》等。
对“二南”乐曲的特点，先秦人的评语都比较概括、笼统。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时，赞叹“二南”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论语·八佾》说孔子推崇《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倒是清人方玉润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评说。方玉润说：
故其为诗也，融浑含蓄，多中正和平之音，不独与他国异，即古豳朴茂淳质之风，亦不能与之并赓而迭和。[10]
可见其音偏于雍容和雅，而且据《礼记》等书记载，“二南”中有包括《关雎》在内的六首礼仪歌。因为礼仪性乐歌一般都属《雅》诗，所以有人据此提出“二南”的乐调和《雅》有渊源关系。汉儒把“二南”列为“正”诗，也许跟这一点有关。
“二南”的产生地，因为周昭王南征时，尽丧六师，而沦为楚人占领区，如《左传》所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故而又有人说“二南”是《楚辞》之源。
《邶风》、《鄘风》、《卫风》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乐工为之歌《邶》、《鄘》、《卫》。季札击节赞赏曰：“美哉，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襄公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引《邶风·柏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时，也称“卫诗”。可见春秋时期，人们是把《邶》、《鄘》、《卫》之诗统称作《卫风》。古人这样归纳，不是没有理由的。邶、鄘、卫原来都是殷商的故地，周武王灭商后，把殷都朝歌一带分为三块：朝歌之北称为邶，朝歌之东称为鄘，朝歌之南称为卫。产生在这三地的诗歌，实际上都是朝歌之土风，所以统称“卫诗”。卫诗流传的地域，在今天河北的磁县、濮阳；河南的安阳、淇县、汲县、开封、中牟等地。
这三组诗中创作年代可考的有《木瓜》、《硕人》、《载驰》、《定之方中》等。其中时代最早的应推《硕人》。《左传》鲁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卫庄公是公元前七百五十年左右的人，《硕人》的创作年代大约也在这个时候。此外《载驰》和《定之方中》都是以狄人灭卫为创作背景，狄人灭卫发生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而考证《木瓜》的创作时间则比较复杂。按《木瓜》中有“投我以木桃”，“投我以木李”之句。《大雅》中也有一首据说是卫武公所作的《抑》，其诗中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诗句。卫武公是西周后期的卫人，如果这两首诗都是武公所作、或者武公引用《木瓜》诗句到《抑》诗中，都可证明《木瓜》的创作时间，最迟应在西周后期。
《卫风》中有一些篇幅较长、结构严谨的诗，如《谷风》、《氓》等。过去的学者如郑玄、孔颖达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们还认为邶、鄘、卫是殷商故地，因而卫国的诗歌乐调多少也体现了商代风诗的影响。冯吉轩《论郑卫之音》就说：“《国风》中各国风谣大部分比较短小，像《卫风》的《氓》与《谷风》这样大段分节的非常罕见。这也说明《卫风》的音乐水平较别国高出一截，具备了更细致、更深刻地反映生活的能力。……这正是它继承了商音乐较高水平的音乐传统的结果。”
卫诗在内容上多反映婚姻爱情问题。如《诗经》中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氓》产生在卫国，而《谷风》产生在邶地。而《桑中》、《静女》、《伯兮》也都是情感热烈、真挚的恋诗。另外，卫诗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人民对上层统治者的讽刺、不满、反抗的情绪，如《相鼠》、《墙有茨》、《新台》等诗，其揭露和批判都是入木三分、不留情面的。这跟卫国昏君多、人民负担重有必然的关系。
《王风》
《王风》全部是周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王”，是王都所在地的简称。公元前七七〇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变。周幽王昏暴，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联合犬戎攻周，弑幽王，宜臼即位为平王，徙居东都王城，这就是平王东迁事件。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地位与各诸侯无异，因此不称其诗为“雅”，而称“风”；又因为毕竟王号未除，所以不称《周风》，而称《王风》，算是还给王室保留一点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