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话剧，一般人认为，至今大约只有七八十年的历史。这个朦胧的结论，完全反映了目前这门学科研究的落后状况。
把1907年春柳社的首次演出，列为中国话剧的创始历史，这是五四以来的正统看法。1957年曾大规模纪念中国话剧五十周年庆典，并出版了三本史料辑集。从此，1907年这个创始期的概念更增加了无比的正统性。顺此推算，目前岁庚正好是七十年有余，八十年不足。
奇怪的是，目前留存的中国第一部话剧史著作，1914年出版的朱双云写的《新剧史》，当时却已记载有十六个春秋的史实。《新剧史》的春秋篇，用的是“大事记”的编年体例，是最早的中国话剧演出实录，它逐年逐月记述，一直追溯到1899年。至于1899年是否最早的纪录，以及春柳之前国内的话剧萌芽活动是否应归入中国话剧的历史范畴，目前仍有待话剧史家们去论证和研究确定。
除朱双云的《新剧史》之外，记述春柳之前国内话剧萌芽活动的早期著述，还有汪优游写的《我的俳优生活》一书，虽不是准确的编年史，却也并非单纯个人演剧生活的回忆，可以算是《新剧史》的姐妹篇。
五四运动以后，在舆论界的口诛笔伐之下，文明新戏与传统戏曲同遭灭顶之灾。从此，中国话剧的正统创始者和宗师，就便顺情达理地落在了春柳社之上了。也是从此以后，中国话剧成了单纯外来移植的剧种。中国话剧从五四运动以来，几乎是另起炉灶，重新搞起，这也是新文艺史难写的一页。以上两种概念，可以说一直成为话剧史研究的传统观念了。正因为如此，中国话剧的民族化也成了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难题，当然也一直成为中国话剧群众化与普及运动的一个隐忧和顽疾。
中国话剧早期称作新剧或文明新戏。1928年，洪深写了一篇专题论著：《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从此，中国的“话剧”才被公认“正名”了。西方的Drama，含意原非“说话的戏剧”，而是“通过演员在舞台上的动作表演的艺术”。它是区别于大歌剧（Opera）与轻歌剧（或叫歌舞剧即Musical-Drama）的戏剧类型之一。因此，“话剧”的正名，也往往引起各种学术检讨，成为至今不时尚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当然，如果说由于中国传统戏剧种类繁多，而终究可以概括为“戏曲”一大类，而“话剧”相对成为另一剧种形式，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说话的戏剧，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几十年来，作为中国话剧史类的著作，比较重要的还有欧阳予倩写的《自我演戏以来》（1933年出版），洪深写的《现代戏剧导论》（1935年出版），朱双云写的《初期职业话剧史料》（1939年4月完稿，1942年出版），以及《中国戏剧概评》（向培良著，1928年4月出版），《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史》中的话剧部分（杨邨人编写）和若干《中国戏剧史》著作中附录的话剧史章节等等。
1944年6月，阳翰笙曾对抗战大后方的文艺戏剧界讲述过中国话剧运动发展史的概况。
抗战期间，张庚担任延安鲁艺戏剧系主任，从1938年开始开展了中国话剧运动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当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搞出了《中国话剧运动大事编年》的初稿。建国之初，他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并主持建立了话剧史教研组，还亲自讲授过这门课程。1954至1955年间，他曾在《戏剧报》上连载发表了《中国话剧运动史》的前两章。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部话剧史著作，可惜未能连续刊完。此外，50年代初，他还给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过有关中国话剧概况的条目，并在国内发表了《半个世纪的战斗历程》（1957年8月《戏剧论丛》第三辑），这篇专著基本上论述了中国话剧发展的一个轮廓。
此外，《戏剧论丛》1957年还发表了田汉的专文《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径路和展望》（第二辑），以及赵铭彝的《话剧三十年概观》（第三辑），这是中国话剧从1907年到1937年的专题论述。
1957年，徐半梅出版了他的《话剧创始期回忆录》，这部著作以“羊老伶工”的笔名，先在上海的报纸副刊上连载发表。
从1957年发起，陆续编辑出版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共出了三辑），是建国后集中组织的一批著述，对话剧史的研究与评价，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欧阳予倩先后写出的《回忆春柳》、《谈文明戏》两篇专著，也收入第一辑内发表。
由于教学与科研的需要，中央戏剧学院与上海戏剧学院都设有话剧史教研组，并有专人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最初两院的专业研究学者有张庚、赵铭彝、魏照风、沙新等人，并陆续培养了的若干后继者，现在大部分也是中年骨干了。1962年，两个戏剧学院曾合作编写了一部《中国话剧史纲》，可惜只产生了少量的打印稿，未能正式出版问世。
此外，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瘦竹，也是重点研究中国话剧作家作品的一位教授，解放后曾著有论田汉、曹禺等作家作品的专门著作。其他大学中文系也逐渐培养了一批专攻中国话剧作家作品的研究人才。他们都在艰苦地推动着话剧史这门学科的研究进度，并已陆续有不少研究成果出现。
粉碎“四人帮”后，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话剧史的研究工作正在迅速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一方面是，这几年有大批的参考史料著作正在陆续编写、出版问世。其中有作家艺术家辞典及各种作家艺术家的传记、访问记、回忆录、艺术总结等等，或见诸报刊，或辑录成书。
另一方面，有关剧院（团）史料，艺术活动总结，话剧运动的断代史、阶段史，地方话剧史、专题话剧史等等，也正在陆续编写中，即将相继问世。
关于话剧史的编写，也有几个单位同时列入计划进行，其中有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南京大学等，均在限期内计划完成，有的已完稿付印。这批专著除《中国话剧史》外，包括有《中国戏剧教育史》、《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等等。其中南京大学由陈白尘主持的项目已列入国家重点科研规划。
1982年，经过三年筹备，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葛一虹是研究中外戏剧的多面手，也是几十年话剧运动的过来人，曾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过中国话剧的专题论述。1983年受国家委托，话剧研究所已把编写《中国话剧史》列为第六个五年计划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目前，话剧研究所正与庞大的社会支持力量一起，陆续编辑出版《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丛书和《中国话剧艺术资料》丛书两套丛书。其中包括有作家艺术家评传、断代史、地方话剧史、剧院（团）史、大事编年及各种专题研究著作等等。
目前全国部分省市文化局下属戏剧研究室以及个别艺术研究所，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地方话剧史和有关专题，这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话剧史科研队伍。
综上所述，中国话剧史的科研工作，已非一片空白，只是相对处于比较后进的状态。
可以看出，在中国话剧的初创阶段，即已有个别先驱者着眼于话剧史的材料积累并及时总结成文发表。问题在于，若干话剧史著作的学术水平不高，对运动中流水账的记录多于真正的科学总结，更缺少艺术上的总结和评价分析。
由于话剧史的研究工作比较长时期地处于自发（或志愿式）状态，有领导、有组织的专门研究机构比其他科学领域起步较晚，形成了目前该项科研的后进状态，甚至成了中国现代艺术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
中国话剧虽然只有八九十年的历史，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却不容轻视，在科研上长期存在、有待突破的问题也很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第一，关于中国话剧的发端问题。
对有关中国话剧的产生及其源流的看法，历来颇有争议，至今看法未能统一。
不少人认为中国话剧纯属外来形式，是从西方话剧移植过来的，春柳社的始创地位便是这种观点的实例和历史的见证。春柳社开演新剧，可以说直接源于日本的新派剧，同时也借鉴了西方话剧的形式。日本的新派剧，可以算是一种民族化的话剧，它是西方话剧与日本民族戏剧（歌舞伎）的混合体。把中国话剧的产生定在1907年，其历史根据就是从春柳社首演《茶花女》算起。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话剧古已有之，诸如唐代的参军戏，以及后来部分戏曲剧目中以白为主的戏，都存在有话剧因素，直至清末才出现了新剧这种早期话剧的形式。这种看法认为中国话剧是直接由传统戏曲演变发展而来的，根本不需要受到什么外来的影响。
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话剧在内部孕育时借鉴了传统戏曲的形式，同时又受到西方戏剧的外来影响，逐渐形成了早期话剧（新剧）的新形式。它的历史显然不能仅从春柳社算起，而至少要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即比春柳社的创业活动大约还要早十年左右。
第二，关于早期话剧的流派问题。
辛亥革命前后，新剧发展迅速而蓬勃。当时，任天知的进化团，曾竖起“天知派新剧”的大旗，以示招徕。至于天知派新剧是否一种话剧流派，有待话剧史家认真研究。稍后，新剧派别林立，大多以名角或以行当为中心，十分类似传统戏曲中的流派。
但是，早期话剧区分得更为明显的两大流派，似乎起因于话剧创始期所受的两种不同影响而自然形成。以春柳为首的主流派，因受外来影响较多较深，虽然后来也多少吸取了传统戏曲的滋养，终究被认为是外来形式移植的新剧种。我所以称它为主流派，原因在于它在五四以后成了中国话剧的正统。这也是中国话剧至今被认为是外来形式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原因。
另一派是既内部孕育于传统戏曲，又接受外来影响的改革，由时事新戏、时装新戏进而形成的早期话剧（新剧，包括文明戏），它与春柳的演出风格有所不同，更为当时观众所喜闻乐见。这一流派后来发展为文明新戏、通俗话剧，以至于今天的上海滑稽戏和各地的方言话剧，也可以说是一大流派了。这可以归入民族化的话剧艺术之中，在世界话剧艺术中，也足以独树一帜。
关于以上流派问题的探讨，在中国话剧史研究中，无疑应列入课题内容之一，可惜目前研究很不深入，公开探讨似乎才刚刚提上议程。
第三，关于话剧的民族化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至今无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远远未能解决。
民族化问题在早期话剧阶段并不突出，只是在探讨春柳失败的原因时提出曲高和寡的问题，并涉及到春柳的演出形式和风格，认为由于受到日本新派剧和西方戏剧的影响较深，所以当时一般观众尚难以接受。而其他新剧团体的演出，受传统戏曲的影响较深，比较符合当时观众的欣赏习惯。由此可见，民族化问题在早期话剧中至少不是新剧界的一个普遍问题。
五四以来，由于话剧形式与传统脱节，明显照搬西方戏剧的一套，民族化的问题才日益突出，成了话剧普及的一大障碍，几十年来引起了多次大讨论、大争议，始终也未能妥善解决。
由于话剧当前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艺术，我们在考虑民族化的同时，还要考虑多样化、现代化种种新课题需要解决，话剧形式的探讨，无疑是更为复杂了。
民族化是否“必由之路”？民族化与多样化、现代化的关系如何摆法？是在多样化、现代化的实践中探索民族化的道路，还是民族化先于一切？高于一切？究竟话剧民族化是话剧多样化的一朵瑰丽的鲜花，还是民族话剧统一大局，不容其他现代世界话剧在中国有栖身之地？艺术的民族化与艺术的民族性如何区别？这一“化”与一“性”，在艺术形式与艺术特色中如何理解？等等。这方面的问题真是太多了。
第四，关于中国话剧的历史分期问题。
这无疑也是话剧史科研工作者需要慎重考虑解决的问题。
编写艺术史，是根据政治历史阶段划分时期，还是根据艺术运动的历史轨迹划分时期，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分期方法。两者有时或可统一，有时又会互相矛盾。
例如：毛主席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艺术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如果按1942年作为艺术史分期的一个划时代的篇章的历史标志，则抗日战争阶段将不得不分割成为两个部分，这就是一种矛盾。
又如：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历史分期的重大标志，但是，在文化艺术实践上，在理论准备上，1915年《新青年》创刊的作用十分重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是1921年。1915年、1919年、1921年这三个年代，其中前后差若干年，给历史分期和学术探讨带来了困难。再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这是世界历史也要载入史册的重大日子。然而，在文艺史的篇章记述上，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无疑是艺术史分期的重要标志，虽然相差只有几个月，也造成编写体例中分章分节的矛盾。
第五，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戏剧的评价与论争的问题。
这是中国现代文艺论争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它涉及党的路线斗争问题，党内个别领导人的问题，复杂的人事问题，以及历史问题，学术问题等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纠葛。这些问题有待话剧史家们深入研究，继续争鸣，慎重解决。其中若干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更有待党内做出明确的历史结论。
第六，如何对待延安文艺整风前后的评价及有关问题。
这里涉及艺术史中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社会主义文艺，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作品的倾向性等等一系列具体原则问题。
第七，对话剧史上若干重要艺术团体的实践活动及其总结与评价，对若干重要作家作品以及重要艺术家（导演、演员以及其他舞台艺术家）的评价等等，至今可以说也刚刚开始提上研究的日程。这里有大量工作等待话剧史家及评论界开拓研究。
第八，关于建国以来中国话剧的发展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话剧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话剧的队伍，到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庞大、最壮观的一支队伍，不少剧院（团）的演出水平堪称是世界一流的水平，新中国话剧艺术的成就亟待总结。它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正在影响与妨碍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亟待妥善解决。
第九，关于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与其他流派发展等问题。
如何认真通过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待艺术发展的问题，恐怕是艺术生命攸关的一个决定性问题。我们既要防止个人主观意志强制艺术的发展，又要纳入进步潮流的正轨，避免自由化倾向的侵蚀。话剧史家无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需要掌握好这支春秋之笔，千秋功罪，公正评说。
（原载1985年《中国戏剧年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