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不妨先看一下三剧的故事情节。《东堂老》讲的是东堂老的邻居赵国器临终将家产留给不成器的扬州奴照看。扬州奴不知生活艰辛，整天和一群狐群狗党混在一起，饮酒作乐，最后只能变卖家业。而东堂老私下用老朋友交给的钱把这所有东西都买了下来，但不动声色。扬州奴家业折腾光了，朋友也如树倒猢狲散，再也没人找他，夫妻二人只能住在破窑中，扬州奴不得不做起卖菜这样的小生意活命。东堂老看扬州奴此时已遍尝生活艰辛，有幡然悔悟之心，于是借生日之际，召来邻里，当着众人揭开谜底，把收回来的家产还给了扬州奴。
《赵礼让肥》说的是赵孝赵礼兄弟二人共同奉养老母。赵孝上山砍柴，赵礼挖野菜药苗。赵礼在山上被强盗马武抓住，将被杀死。赵礼告一个时辰的假，与母亲、哥哥告别。赵孝、赵母知道此事，上山来争说自己替赵礼受死。马武见母慈子孝，把他们都放了，自己也下山应皇帝武举去了。马武因战功显赫，做了兵马大元帅，向朝廷推荐了赵氏一家，兄弟二人均做了大臣。
《剪发待宾》据考确有其事。陶侃之母为了让儿子拿回放在当铺里的一个“信”字，不惜剪掉自己的头发卖了，让儿子招待范逵。《晋书·陶侃传》称：
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促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
后来，范逵把他推荐给庐江太守张夔，从此官运亨通。
纵览秦简夫这三出戏，信义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东堂老本来与赵国器“非服制之亲”，但受朋友委托之后，在管教扬州奴方面可以说是费尽心力，这全是为了一个“信”字。陶侃的母亲见儿子竟然拿“信”字去换钱，马上制止儿子这种行为，并与儿子产生激烈的辩论：
（陶云）母亲不问，你孩儿也不敢说，还是钱字好！
（旦云）怎生这钱字好？
（陶云）母亲，便好道钱字是人之胆，财是富之苗。如何有钱的出则人敬，坐则人让。口食香美之食，身穿锦绣之衣。无钱的口食粝食，身穿破衣。有钞方能成事业，无钱眼下受奔波。这个信字打什么不紧。
（旦云）你那里知道，我说与你（唱）
（金盏儿）“钱”字是大金傍戋。信字是立人边言。信近于义钱招怨。这一个有钱可更有信，两件事古来传。这一个有钱的石崇般富，这一个有信的范丹贤。你常存着立身夫子信。（云）抬了着。（唱）休恋这转世邓通钱。
其实，严峻的社会现实，就连作者本身也对“信”字产生疑问，但是，为了一种信念，为了一种理想，作者展开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却不管情理能否说得通。当赵礼被马武拿住就要被杀之际，赵礼向马武告一个时辰的假，马武提出疑问：
（马武云）我放你去呵，你有什么质当？
（正末云）有小生当下这个信字。
（马武云）这个信字打什么不紧？
（正末云）俺秀才每仁义礼智信，唯有个信字不敢失了。天无信四时失序，地无信五谷不生，人无信而不立。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既是孔子之徒，岂可失信于人乎？
所以，即使面对生离死别的母亲，赵礼也要按时返回，就是为了一个信字。这种执著可以说惊天地、泣鬼神。面对重信重义的赵氏一家，就连杀人魔王也被感动，可见信义的力量。这大概是作者面对社会的混乱状况，感觉世道浇离、人心不古，想通过戏剧这一形式进行教化，因此，不顾及手法而进行直白的表露。
尽管秦简夫写作的最终目的是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扭转日益颓废的世风，有时也不大能顾及形式和内容，但是，一部戏剧作品丰富的容量还是不可避免地将大量的社会现实给反映了出来。《赵礼让肥》中对饥荒中灾民的形象当是社会现实逼真的描绘：
饿得这民饥色，看看的如蜡渣。他每都家家上树把这槐芽掐，他每都村村沿道将榆皮刮，他们都人人绕户粮食化。
如果没有经历过灾荒或目睹过饥民的情况，是难写出这样的词句的。由于元代商贸活动极为发达，商人的地位逐渐崛起，元剧中对商人形象的描写颇多。秦简夫这个儒家思想的忠实守卫者，不光看到商人挣下“铜斗儿”一样的家私，还看到取得商业上成功的艰辛。当东堂老的儿子为买卖不顺手，认为自己“生来命拙”、运气不好时，东堂老马上就批评他这一观点，教训他：“孩儿，你说差了。那做买卖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当赌，汤风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风怯雨，门也不出。所以孔子门下三千弟子，只子贡善能货殖，遂成大富。怎做得由命不由人。”并且他对自己的创业经历的记忆刻骨铭心，无限感慨地说：
想着我幼年时血气猛，为蝇头努力去争……使得我到今来一身残病。我去那狼窝不顾残生，我可也问甚的是夜甚的是明，甚的是雨甚的是晴……那里也有一日的安宁？投至得十年五载我这般松宽的有，也是我万苦千辛积攒成，往世堪惊。
这可以看出，元代的生意人不怕辛苦、不避凶险去争去拼，所以才创下一份家业。迄今为止，我们看到这里，仍会和作者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创业的艰难与辛酸，这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因此，当扬州奴挑担卖菜时，从一贯本钱的生意做起，连油盐酱都不敢买，卖剩下的菜，也不敢吃，“吃了就伤本钱。着些凉水儿洒洒，还要卖哩”，扬州奴敢吃的，就是“买将那仓小米儿来，又不敢舂，恐怕折耗了。只拣那卖不去的菜叶儿，将来煨熟了，又不要蘸盐搠酱，只吃一碗淡粥”。东堂老似乎从扬州奴身上，看到他们当年创业时的影子，于是才决定将扬州奴父亲托付下来的家业交给他。
扬州自古以来商业发达，是歌舞繁华之地。一直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说法。说明扬州的游冶生活之盛，吸引不少人携万贯家财而来。身在扬州的扬州奴就是整天和一伙“狂朋怪友，饮酒非为”，周旋于酒楼、歌妓之间，这些歌妓仅留下姓名的就有三个。一个是宜时景，一个是善唱阿孤令的撇枝秀，还有一个是耿妙莲。扬州奴整天沉溺于声色之中，直至“把那家缘过活、金银珠翠、古董玩器、田产物业、孽畜牛羊、油磨房、解典库、丫环奴仆，典尽卖绝”。可见扬州的声色生活是多么勾引人。
在元代后期作家中，秦简夫可谓是一个代表。王季思认为，从他现存的三剧来看，“其人当为一热情而严正之儒士。其精神面目即剧中之东堂老可仿佛见之。今传元剧作者，行略每不见于记载，然作者个性每有意无意间流露于其作品之中”[5]。对剧中秦简夫过于袒露自己心曲的评价还是中肯的。
元代晚期作家刘君锡在《录鬼簿续编》中有关于秦简夫的记载，说他是“燕山人。故元省奏。性差方介，人或有短，正色责之。隐语为燕南独步，人称为‘白眉翁’。家虽甚贫，不屈节。时与邢允恭友让，暨余辈交。风流怀抱。又自题一种；所作乐府，行于世者极多”。燕山是旧时府名。辽时在现今北京设燕京府，宋徽宗宣和四年改为燕山府，辖今河北北部及东北部，属北京这个大范围地区之内。加上元明之际的文献记载北京时，多喜沿用旧称，如元代熊梦祥《析津志·名宦》中就称关汉卿为“燕人”。而《录鬼簿续编》对刘君锡的记载也是沿用旧称，刘君锡当为北京作家。
刘君锡有杂剧3种：《贤大夫疏广东门宴》、《石梦卿三丧不举》和《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来生债》现存。
《来生债》是一出佛教戏。它讲居士庞蕴发现自己在放债中无意给别人造成了许多痛苦，甚至将银子白送给别人，都会给受赠人带来烦恼与不安，认识到人被财富所累的种种痛苦。他认为“我弃了这千百顷家良田，便是把金枷来自解；我沉了这万余锭家私，便是把玉锁来顿开”。于是烧了契约，放了奴仆，沉了家产，过上清静生活，最后白日飞升，终成正果。
庞蕴是佛教著名居士，元人陶宗仪对此人考证甚详：
世斥贪利小人，必曰：“汝便是庞居士矣。”盖相传以为居士家资巨万，殊用劳神，窃自念曰：“若以与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诸无何有之乡。”因辇送大海中，举家修道，总成证果。又以为居士即襄阳庞得公。《释氏传灯录·庞居士传》云：“襄州居士庞蕴者，衡州衡阳县人也。字道玄，世本业儒，志求真谛。德宗贞元初，谒石头禅师，豁然有省。后参马祖，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答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却向汝道。’遂于言下，顿悟玄旨。乃留驻参承。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栾头，共说无生话。’元和六年，北游襄汉，随处而居。女灵照，卖竹漉篱，以供朝夕。”[6]
《来生债》与陶宗仪所记有很多相似之处，就连其女灵照卖笊篱一事，都有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