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夫于亭杂录》，又名《夫于亭杂录》、《夫于亭笔记》，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王士禛（1634—1711）的一部笔记作品，内容广博，它与作者的另外四部笔记《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分甘馀话》属于同一类型，《四库全书总目》将它们均收入“子部杂家类”。康熙四十三年（1704），王士禛因王五一案“失出”（即重罪轻判），受到牵连，被罢刑部尚书，回到故乡新城（今属山东淄博市桓台县）家居，《古夫于亭杂录》即是他这一时期的著述。作者自谓此书“无凡例，无次第，故曰杂录”，又谓：“所居鱼子山下有鱼子水……山上有古夫于亭，因以名之。”此书究竟撰写于何时，由于作者自序末未缀时日，其最早刊本亦无刻印年代，论者鲜有述及者，笔者不揣冒昧，略作考辨如下。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二著录《古夫于亭杂录》谓：“士祯以康熙甲申罢刑部尚书里居，乙酉续成《香祖笔记》之后，复采掇闻见，以成此书。”[1]此系据是书自序之言推断。《古夫于亭杂录·自序》云：“甲申之秋，复有《香祖笔记》八卷。是岁冬，罢归田里，迄明年乙酉，续成四卷，通十二卷，又刻之吴门。”该段以下，王士禛略述其老年景况后即言《杂录》之写作与命名。据此可知，《总目》所言不误。乙酉为康熙四十四年（1705），《古夫于亭杂录》之撰写当始于是年。王士禛有《渔洋诗话》三卷，为其晚年所自订，其自序云：“余生平所为诗话，杂见于《池北偶谈》、《居易录》、《皇华纪闻》、《陇蜀馀闻》、《香祖笔记》、《夫于亭杂录》诸书者，不下数百条……戊子秋冬间，又增一百六十馀条。”[2]这篇序撰写于戊子秋冬间或稍后，已提到《夫于亭杂录》一书。又《杂录》卷五有记张复我编修一条，其中有“今又三年戊子”一语。戊子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杂录》之成书当在是年。
《分甘馀话》四卷为王士禛罢官里居后的另一部笔记作品，前有己丑所写自序，故一些书目著录或图书馆编目咸谓此书刊于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实则有误。按《分甘馀话》卷四有记宋荦（1634—1713）一条，内有“庚寅六月，宋太宰牧仲书来”一语，庚寅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适过己丑作序之年一载，可知是书自序并非全书杀青之后所撰，而是在全书撰写之初或中途所构。特别是该自序不像《古夫于亭杂录》自序，明确提到成书卷数，亦可证《分甘馀话》自序撰写之日，全书尚未脱稿。《渔洋诗话》自序并未言及《分甘馀话》，亦可证是书于戊子秋冬之际尚无消息，不可能于下一年己丑刊刻。
依照一般常例，作者不会同时撰写两部体裁相同、内容近似的笔记，据《分甘馀话》卷一首条所录康熙皇帝于四十七年五月初十日所写《御制广群芳谱》一文推断，《分甘馀话》撰写之初适在《古夫于亭杂录》成书之后，即开始于康熙四十七年末或翌年，《杂录》之杀青则在此前。御制序文不入《杂录》而置诸《馀话》卷首，无非示其尊崇之意，此亦可证《古夫于亭杂录》与《分甘馀话》之撰写是连续性质的。《古夫于亭杂录》的撰写自1705年至1708年，共费时约四年之久。
关于《古夫于亭杂录》的版本，向有五卷本与六卷本之别。《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者为两江总督所呈进之六卷本，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所录者却是五卷本。[3]该本删削改字，错讹颇多，不足为据。若用六卷初刻本与五卷初刻本相校，就会发现二本编次虽异，而文字内容却大致相当，并非如某些图书馆著录卡所记五卷本系“残缺一卷”者。若就两本所录条数而言，五卷本尚较六卷本多出三条，而六卷本卷一第54条“追赠父母”又为五卷本所无，[4]卷五第297条“何采”后半有一百十九字亦为五卷本所无。因涉及文字无多，为考其源流，特录两本相异者如下。
一 六卷本多出五卷本者
李文正昉为相，为本生父故工部郎中超、母陈留郡君谢氏请以郊祀覃恩追赠，太宗嘉之，诏赠超太子太师，谢氏郑国太夫人。此封赠本生父母之始。王沂公曾、欧阳文忠公修，皆幼育于叔父，祈恩追赠。此又宋朝忠厚立国之一端也。
按：此条见于六卷本卷一第54条，系节录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许封本生父母”、卷四“报叔父母恩封赠”两条[5]，王士禛仅在其后加一句评语而已。
法方伯黄石若真在金陵，方典武闱而奉家讳，仓卒不得出，黾勉终事。第五遣人送诗云：“门人只读《孙武传》，何必教渠废《蓼莪》。”巨商某者，其母大寿，走厚币请故相至金陵游山，主于其家。是日，宾客方群集上寿，第五送诗曰：“朝贩纲盐暮沸笙，满堂宾客尽鸡鸣。可怜丞相张苍老，也拜高台寡妇清。”金陵人竞传之。
按：此条系六卷本卷五第297条的后半部分，五卷本该条适无上录文字。文中“第五”系何采之字，“故相”则不知何所指。后出六卷本如广陵本、啸园丛书本（详见下文），“故相”与“丞相”四字皆以墨围代替，似有所忌使然。
二 五卷本多出六卷本者
弇州《盛事述》载父子官三品以上者，工部尚书毕亨，子副都御史昭，吾邑人也。司空为弘、正间名臣，今墓在系河北岸，中丞袝焉。碑版尚存而宰树剪伐尽矣。每过之，辄为叹息。
按：此条见五卷本卷二倒11条，文中“吾邑人也”以上系节录出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皇明盛事述·父子至三品九卿》一条，[6]与六卷本卷三第145条“王世贞笔记三则”之第一则略同。五卷本卷三亦有“王世贞笔记三则”一条，与其卷二倒11条显然重复。
国初目满洲及辽人为旧人，各直省汉人为新人。一汉人入馆选，在院中一满洲同官谓之曰：“先生绝似旧人，而背立尤酷似。”旁一同年同官者口号赠之曰：“相君之面，不过新人；相君之背，旧不可言。”众大笑。
按：此条见五卷本卷二末条，乃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蒯通借为韩信相面劝其造反一事：
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间。”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7]
这一条为文渊阁《四库全书》五卷本《古夫于亭杂录》所删，当有所忌使然。
明时，京师士大夫冬日制貂为套，著冠帽上以御寒，名曰帽套。一词林乘马谒客，有骑而过者，掠而去之。明日入署，诉于其僚，同年某公好谑，改崔颢《黄鹤楼》诗赠之曰：“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馀帽套头。帽套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空悠悠。”众皆大笑。
按：此条见于五卷本卷三第36条，六卷本未收。
六卷初刻本与五卷初刻本除有上述不同以外，文字亦或有小异，但异文不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将有关钱谦益的文字概行删除，钞讹亦很多。钞讹系草率所致，删去钱氏相关内容，盖乾隆修《四库》时禁令使然。据《清史编年》第六卷“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甲申（12月26日）”：“谕定《四库全书》抽毁改易‘违碍悖逆’书籍原则：一、钱谦益、金堡、屈大均等‘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应概行毁弃。”[8]《古夫于亭杂录》中凡涉及钱谦益的有关文字皆在抽毁之例，可见清代文化专制之一斑。
笔者所见六卷与五卷两种初刻本，均为上下黑口，双黑鱼尾，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唯六卷本中缝题“夫于亭杂录卷×”，五卷本中缝题“古夫于亭杂录卷×”，仅有一字之差。两本“禛”、“弘”、“曆”均不避讳，唯“玄”缺末笔或作“元”，可见都是康熙间刊本，因俱无刊刻年月，故统称为初刻本或原刊本。这两种原刊本流传不广，今已罕见，两者孰先孰后，有何关系，值得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古夫于亭杂录》六卷本为广陵刊本，有清代藏书家陈（1753—1817）的朱笔眉批。陈氏于该刊本卷首批云：“此书本六卷，厥后翻刻缩为五卷，无原序，而有俞兆晟序，盖恐原序刻则卷数不合也。翻刻本版心俱加‘古’字。”陈氏所言五卷本为翻刻缩印六卷者，显然失于考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