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叶学会的机关杂志《茶人之家》1985年第一期曾刊载了阳羡茶会成立的消息。
位于太湖西岸的江苏省宜兴，秦汉时期被称为阳羡，产名茶。位于太湖南岸的吴兴就是当年陆羽所在的湖州，尽管现在分属江苏、浙江两省，但同在太湖圈，两地距离非常近。而从茶叶产地来看的话，也可说是相连之处。如今从湖州长城县（现在的长兴）顾渚山上所采的茶也被称为阳羡茶。唐代时，宜兴隶属常州。
生活在湖州的陆羽曾经言道，应将当地所产的如此好茶贡献给天子，于是自唐代起阳羡茶便被作为贡品。由于阳羡茶要从常州和湖州采收，所以这两个州的刺史（长官）便成了贡茶的共同负责人。农历三月是采茶时节，每逢此时，两州官员便聚到两州交界的顾渚山，共同负责制茶和运送的监督工作。于是便在该地修建了“境会亭”。
到陆羽晚年即贞元年间（785—805），采茶工人达三万余人，制茶工人则有千余人。官员们将艺妓带到山上，树起彩旗，用彩色的帷幔围起来，饮酒作乐。也有人从山上下来，泛舟太湖，在画舫（颜色鲜艳的游船）内欢宴的。
当然不光是喝酒游乐，茶的进贡任务也十分繁重。虽统称为“阳羡茶”，然而最上等的茶当属呈紫色、笋型的“紫笋茶”，这种茶必须尽可能多地采集，并要尽快送到长安。作为献给皇室祭祀用和赐予近臣的贡品必须要赶在清明之前（阳历四月五日左右）送到。从太湖湖畔到长安，昼夜兼行快马加鞭的话也需要至少十日。也就是说要在清明前十天必须送出。这就是所谓的“急程茶”。
因为是要送给那些生活奢侈的官员享用，所以不管多急都要保证质量。进贡的业绩关系到这些官员的仕途。开成三年（838），湖州刺史裴史由于进贡不力而被革职。故一些想获得晋升的官员们往往在茶的品质上煞费苦心，请来茶鉴定师，听取他们的意见。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选茶指点，便在境会亭设宴款待这些专家。席间，经过多次讨论，多次试验，茶的质量便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茶人之家》中所记载的“阳羡茶会”组织，大概就是为了追随唐代境会亭而成立的。不过他们当然不是以寻欢作乐为目的，而是与专家们共商茶业发展大计。相对于境会亭之事，这篇报道似乎对日本的“茶道”更为津津乐道。介绍了利休茶道的四律——和、敬、清、寂，强调了茶道重视礼仪、陶冶情操和开展社交活动的方面。
“阳羡茶会”是在宜兴县政治协商会议的指导下成立的。干事会由七名积极分子组成，从中选出总干事一名，副总干事两名，负责“茶会”的活动组织工作。会员由茶爱好者组成，从各界“著名人士”中选出，预定几十名。旨在介绍茶与健康的启蒙运动，重视礼节，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活动项目繁多。集会时收取“茶费”，活动费用由会员自理。
白居易曾被任命为苏州刺史，于宝历元年（825）五月到当地上任。苏州位于太湖东北岸。任太湖南岸湖州刺史的是与白居易同年应试的崔玄亮（767—833）。邻州常州的刺史就是后来成为宰相、并在甘露之变中遇害的贾（？—835年），此人也是白居易的同年。
地方长官不可与邻州长官私自会面。因为州的行政区域较大，几个州如果联合起来的话会形成强大的势力，从而造成谋反和割据的威胁。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他的好友元稹（779—831）任驻邻州越州的浙东观察使，两人只在元稹上任途中见过一面，此后两人在任期间从未会面。
此外，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期间，与近在咫尺的同窗崔玄亮和贾也是一次也没有见过面。然而崔贾两人却可以借工作之便公然在境会亭会面，这令白居易羡慕不已。宝历二年（826）白居易题诗《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曰：
遥闻境会茶山夜，
珠翠歌钟俱绕身。
盘下中分两州界，
灯前各作一家春。
青娥递舞应争妙，
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
蒲黄酒对病眠人。
当时白居易由于坠马损腰，卧床不起，相传蒲黄酒对治疗跌打疗效甚佳。诗中第二句就描述了当时境会亭的欢宴景象。
大中十年（856）进士李郢曾作诗《茶山贡焙歌》，诗中说道：
春风三月贡茶时，
尽逐红旌到山里。
诗中还描写了平日寂静的山林里偶尔也会有热闹的场景出现：
山中有酒亦有歌，
乐营房户皆仙家。
仙家十队酒百斛，
金丝宴馔随经过。
而在这些热闹背后，繁重的贡茶任务还在进行着，这一切都没有离开诗人的视线：
半夜驱夫谁复见，
十日王程路四千，
到时须及清明宴。
王程是指为完成王命的路途，也就是期限。从太湖湖畔到长安，如果仅用十天赶到的话，途中必然十分辛苦。半夜里还要不停地督促壮丁赶路。虽然越早送到越好，但是要想焙出上等好茶，就又不得不等到最后。期限截止为清明。在清明的宴会上，王公大臣可以得到皇上赐予的火种，这意味着火的复苏。清明被称为扫墓节而成为一种习俗是在此后稍晚，而在中唐，清明是宫中重要的节日。茶必须要赶在这之前送达。
清明前三天开始禁火，因此也被称为寒食节。在此期间不可食用热的食物。火用的时间长了，就会认为其能量在渐渐衰弱，于是便有了换火种的传统。古时候似乎每逢四季都要换木取火。由于火在人们生活中作用很大，所以换火种也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仪式。孔子时代开始实行一年一次的改火仪式。在《论语·阳货》中，弟子宰予问孔子，服丧三年似乎期限太久，改为一年如何呢？
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隧改火，期已可矣。
意思是说，旧谷吃尽，新谷已收，钻隧接火之木也都改了，似乎一年之期也就够了。孔子答道，你既觉心安，就那么做吧。
由此可见，改火也是每年一次。阴历是根据月的盈亏制定的，每年比阳历约少十一天，因此第四年就必须增加一个闰月。因此根据阴历的话就会产生季节更替的偏差，对农业生产也会有影响。于是古人便根据太阳的变化，制定了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个节气，清明被列为其中之一，定于每年阳历的四月五日。虽然每年可能会有误差，但最多也不过一天。按照节气行事，季节感更为准确。一年伊始虽被定在旧历的正月，然而从实际感觉来讲，清明更像一年的开始。
从清明的命名便可以看出，这时正值晚春初夏交接之际的好时节。在这一天的仪式活动中，品茶自然是少不了的，况且此时也正是产新茶的季节。由于前几天过“寒食节”，吃的都是凉食，此时若能喝上一口暖暖的香茶，便是再好不过了。
长安人一般很少能在清明喝上新茶，而宫中却在此时可以品尝到从常州、湖州急运过来的紫笋茶，充分显示出了区别于一般庶民的优越感。宫中位居最高的当属皇上，新茶自然是先呈献给皇上，然后再由皇上赐予大臣公卿。这时除了可以享受到喝茶所带来的优越感，还享受到了“皇恩”的沐浴。因此将紫笋茶在清明前夕送达长安，是关乎地方官员仕途前程的重要任务。
进贡紫笋茶始于肃宗（756—762年在位）年间任常州刺史的李栖筠。而似乎到了贞元年间（785—805）才被列为定例，规模扩大。进贡量由原来的五百斤增加为两千斤。到了会昌年间（841—846）竟多达一万八千四百斤。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期间（773—777）适逢贡茶初期，所以当时两州长官在境会亭共同监督贡茶的情况应该尚未出现。
虽然简单地说是五百斤、两千斤，最好的贡茶都必须采自野生的茶树，这些茶树通常生长于山的斜坡上。所以采茶工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生长得差不多高、排列整齐的栽培茶树一旁一边唱歌一边采茶，而是要走在令人胆战心惊的悬崖峭壁上，找寻散生的茶树。袁高在《茶山诗》中描写到采茶人“手足皆鳞皴”，手和脚都被割破，布满了伤口。茶树还未发芽时，朝廷的使者便开始不停催促。“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刚直的诗人这样悲伤地吟唱。
到了期限如果还没有收齐的话，遭殃的不只是被革职的官员，更痛苦的是那些在官员们的皮鞭下干活的老百姓。官员们自然也可以因公受赏。尤其是为皇上办事，中饱私囊的人自然也少不了的。
只因为陆羽曾说过“其地之茶与其地之水最合”，顾渚山的金沙泉水也必须一并进贡。据说这里的泉水在修贡时会涌出，而等进贡结束后便会干涸，真是不好对付。盛水的器皿必须是银器，于是便要生产大量的银瓶，因为这也是敕令，并不需要付款给制银器的人。有些贪官污吏往往会谎报数量，多出来的银瓶便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包茶用的“龙袱”（画有龙图的方巾）、“龙袋”以及特制的木箱都被作为实物纳税，不支付给任何费用。灾难便也殃及到了这些工人。在到长安昼夜兼行的运送途中，沿途居民自然也会被勒索高额的财物。而相关官员从中捞取好处，最稳妥的大概是可以借机向亲朋好友赠送茶叶。似乎只要是量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中唐时期号称玉川子的卢仝（795？—835）博学多才，韩愈对他的诗评价极高。卢仝生性喜茶，无仕进之意，过着隐士的生活。韩愈为他的《月食诗》深受感动，曾赋《寄卢仝》一诗，广为流传。卢仝还写有《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送茶给他的是一位谏议大夫，名为孟简，别号畿道，任常州刺史。卢仝在其他诗中曾提到过“常州孟谏议”，由此推断，这位孟简应该是以谏议大夫的身份兼任常州刺史的。
孟简自元和六年（811）起任常州刺史，到元和九年调任越州刺史并兼任浙东观察使。期间至少有两次曾到境会亭监督贡茶，大概就是在这时把茶送给卢仝的。侍奉于朝廷的人可以从皇上那里获赐新茶，而卢仝是在野之人，且家境十分贫寒。据《唐才子传》记载，“家甚贫，惟图书堆积”。心地善良的孟简特意送给他十分喜爱的茶，且是贡茶，卢仝自然喜不自胜。他在这首表达感谢之意的长诗开头这样写道：
日高丈五睡正浓，
军将打门惊周公。
意思是，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但我不是耕作之人，所以还可以呼呼大睡。这时军将的敲门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孔子在感觉到自己精力逐渐衰退后，便感叹“梦不到周公了”，因此周公便成了做梦的雅称。军将是指下级的将校。诗人继续写道：
口云谏议送书信，
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
手阅月团三百片。
军将是受孟谏议派遣来送信和新茶的，他带来了一包用白绢包着并加了三道印泥密封的新茶。打开信，仿佛好友孟简就在眼前。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有三百个满月一样圆的茶饼。无疑贡茶都是做成这种形状的。卢仝在诗中继续写道：
闻道新年入山里，
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
百草不敢先开花。
清明往往是在农历的二月或是三月初。为了赶在这之前完成修贡，过了新年，就该准备采茶了。阳历三月五日是惊蛰，到了这一天蛰伏的虫子便要结束冬眠从地下爬出，正好是在清明的三十天前，因为天子要先尝新茶，所以百花不敢先于茶树而开花。
卢仝这首诗中的“数数歌”十分有名，而在这之前还有两句：
至尊之余合王公，
何事便到山人家。
至尊指的是皇上。剩下的茶要送给王公大臣们，而我作为一个不在朝中任职的庶民，为什么也会有人送来贡茶呢？这里表达了诗人的惊喜。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一切都源于和孟简之间的友情。一定是孟简在境会亭和湖州刺史共同监督修贡之时，看着眼前成堆的茶叶被捣碎做成茶饼，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无比爱茶的卢仝。心想如果在清明前送给他的话，那他一定会很高兴吧。
确实如此，卢仝将自己的欣喜之情都写到了诗中：
一碗喉吻润。
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羽化登仙”的意思是，人身上长出了翅膀，飞上天成了神仙。喝到第七碗茶时就是这种感觉了。
卢仝写给孟简的这首感谢诗并不是以这首数数歌而结束的。升天的仙人清高无比，与下界风雨相隔，而自己喝了这么香醇的茶，感觉十分美妙，仿佛也成了神仙。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
堕在巅崖受辛苦。
便为谏议问苍生，
到头还得苏息否？
虽然喝了这样美的茶，感觉像是成了神仙，但是也深知为了制成这样的茶，无数的苍生黎民从陡峭的山峰和悬崖上坠落。借此向身为谏议大夫和常州刺史的孟简询问他们的情况，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健康。
卢仝的这首诗被后人广为传诵。宋朝苏东坡（1036—1101）有诗云：
何须魏帝一碗药，
且尽卢仝七碗茶。
意思是，魏武帝（曹操）在《博物志》中虽记载有仙丹处方，但是与此相比，卢仝的七碗茶更为灵验。
中国有句谚语：“清晨一杯茶，饿死卖药家。”
卢仝诗中提到喝茶的容器是“椀”，但后世文人在引用时多用“碗”。可能在卢仝所在的时代，用的是木头或漆器制成的碗。元朝契丹族出身的文人宰相耶律楚材在诗中曾提到“清兴何消七碗茶”，明朝画家徐渭在诗中也提到过“七碗何愁不上升”，南宋杨万里（1127—1206）有诗云：
不待清风生两腋，
清风先向舌端生。
由此可见，这些人都熟知卢仝的这首诗。
曾坐在境会亭长官席上的还有我们所熟知的杜牧（803—852）。经常游逛于扬州妓院的杜牧实际上承担着养活一个大家族的重担，其中还有一个失明的弟弟。为了出人头地，在中央政府任职，即担任所谓的京官更为有利。然而京官的额外收入很少。作为地方官，如果是在杭苏比较富裕的一带任职的话，便会有一些灰色收入。比如地方豪族家中有父母去世，如果能得到地方长官所写的墓志的话，就算是最高的孝行了。只需写几行字便可以得到相当于现在一两千万日元的红包。如果在盛大的庆典之际受到委托的话，也会收到大额的礼金这类似于贿赂行为。杜牧任礼部员外郎时曾不断活动，希望成为杭州刺史，然而由于有更强大的竞争对手，最终未能如愿。大中四年（850），他被任命为湖州刺史。湖州虽不像杭州那么富足，但也算是不错的地区了。杜牧在当年七月走马上任，并于第二年冬天作为京官返回长安，在湖州任职仅一年多，他坐在境会亭长官席上时应为大中五年（851）年初。那一年的清明是阴历三月十二日，到了三月的时候，所有贡茶都必须送出。
杜牧的《题茶山》就是在当年的二月左右写于境会亭。诗的开头写道：
山实东南秀，
茶称瑞草冠。
这时大概是贡茶已备妥，平安地送往长安之后吧。
拜章期沃日，
轻骑疾奔雷。
拜章是指写给天子的上表文，自然是要和贡茶一并运往长安宫中。沃日指晴天，意思是说在清明之前可以送到。
舞袖岚侵涧，
歌声谷答回。
描写的是在送出贡茶时举行的宴会。歌声在山谷中回荡。坐在杜牧身边的是共同监督贡茶的常州刺史。“好是全家到”是说杜牧把全家人都带到了现场。
重游难自克，
俯首入尘埃。
任务已经完成，宴会也该结束了，还有没有第二次机会可以再来就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了。低下头来，该是返回刺史驻扎所在地吴兴的时候了。正如杜牧预感的那样，当年冬天他便被召回长安并于第二年去世，也再没去过境会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