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亡者文献》中，恩格斯分析了流亡者集团中存在的有关参加民主斗争的各种错误观点。布朗基主义者认为，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维护民主权利的斗争会推迟最终目的的实现，因而拒绝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越过各个必要的中间站，无须作任何妥协，就能接管政权，“只要他们愿意”[27]这样做。在他们看来，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28]。相反，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要有必要的灵活性，这绝不排斥坚定的原则性。由于阶级斗争条件的原因，中间站和妥协在客观上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即使如此绝不能忘记最后目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29]布朗基主义者认识不到，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赢得广大阶层的人民，使之成为自己的同盟者。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群众的支持。必须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赢得他们并通过他们自身的实际政治经验使他们能够参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专政的理论来反对布朗基主义关于革命的专政是少数人专政的论点。布朗基主义者认为，革命成功后可以立即“实行”共产主义，恩格斯坚决反对布朗基主义者的这一观点。他强调指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在这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的观点也值得注意。他论证说，旅居英国的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因为它不利于发展广泛的革命运动。这样一种行为只会使宗教活跃起来并使它更难于消亡。“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30]
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的第三、四、五篇中分析了民粹派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观点。在围绕俄国革命运动在全欧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内部的地位问题展开的论战中，恩格斯明确说明并充实了在此之前针对欧洲可能发生革命和全世界争取民主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辩证法所阐述的一些看法。
他对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有广泛的知识，这是他论述的依据。在这里，恩格斯不仅可以依据他自己的研究，而且还可以依据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时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所进行的广泛研究成果。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恩格斯在这组文章的第五篇里第一次对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作了概括性的科学论述，列宁把一这篇文章称为价值极大的文章。[31]
通过这种广泛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坚定地认识到，俄国在社会经济方面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里革命形势逐渐成熟。因此，恩格斯论述俄国的文章也反映出了他和马克思对俄国革命运动和俄国革命的很大的期望。他们把俄国的民主革命看成是整个欧洲革命进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如果俄国革命能为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开辟道路，那么西欧的革命反过来就会为俄国革命展现出新的前景。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俄国的运动与整个欧洲的运动必然发生国际性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结合，他的这一指示对于进一步制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战略和策略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恩格斯以俄国的农村公社为例，第一次阐述了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与条件的思想。在这方面，恩格斯深入考察了70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如果把农村公社当做社会革新的出发点，俄国是否能够绕过或者缩短资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反对民粹派分子将农民公社理想化的做法。他通过对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将日益壮大，而且这将不可避免地同农村中的公社所有制的解体结合在一起。然而，他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某种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可能的。不过，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实现这一点的首要的、绝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获得胜利，而且这还要发生在公社所有制完全解体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文章中又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某种可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这些思想无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中谈到，一场革命发生时所处的外部条件既会对革命的进程产生有利的影响，又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它们可能有利于巩固革命的胜利，使之得到保障，同时也可能由于反动国家的军队的入侵而使胜利遭到严重的危害。[32]
在《流亡者文献》的第一篇文章中以及在本卷所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12周年庆祝会上的讲演中，都以显要地位谈到工人运动对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波兰民族运动的社会性质。他们分析了波兰的阶级对立并且得出结论，只有一场革命才能彻底解决波兰的民族问题。工人阶级应当在这场斗争中起领导作用。本卷收入的马克思在伦敦大会上的讲话记录表明，他也认为民族解放对于波兰工人运动本身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个被迫抵抗外来敌人的民族，是不可能在内部全力以赴地去争取社会解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欧洲工人阶级争取政治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与波兰民族解放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对于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工人运动来说，还是对于俄国的革命运动来说，支持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都是使它们自己的斗争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33]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了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之间的紧密联系。
工人运动不断向广度发展，70年代初欧洲各国一些工人组织的影响不断扩大，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利用现有的民主权利来为革命服务。
恩格斯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流亡者文献》和《英国的选举》中，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议会斗争中已经积累起来的初步经验，为无产阶级的这一斗争形式提出了重要论断。工人阶级必须作为政治上独立的政党提出自己的纲领去参加选举斗争，它决不能像在英国那样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工人阶级在选举斗争中提出让本阶级代表进入议会的目标，这不应当受到谴责。然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竟然要以资产阶级左翼的面目出现，这就错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在选举斗争中和议会中保持正确的态度，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制定出这样一个工人阶级的纲领，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工会运动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在这方面，恩格斯再次指出在各个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
在这一期间，马克思继续从事他的巨著《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则为写作《自然辩证法》进行初步的研究和做各种笔记，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理论创作活动涉及了多方面的内容。这一时期获得的许多新认识反映在本卷所发表的一些著作中。例如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就包含有这样的成果，同时这部著作在使《资本论》第1卷进一步通俗化方面也作出了贡献。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完成了《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34]的审阅工作并为《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写了“跋”。在这个“跋”中，他特别阐述了他自己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对立，为维护黑格尔的著作驳斥了官方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研究了继续写作他的重要著作的后面几卷所需的文献和资料。马克思考察了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并研究了俄国的农业关系和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流亡者文献》中的第三、四、五篇文章反映了这些研究所获得的初步认识。
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是以他和马克思共同获得的认识为基础的，这个认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工人阶级世界观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决不应放弃系统地创立这一自然观的工作。70年代初，路德维希·毕希纳的自然哲学著作在德国工人教育运动中颇受重视，这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底至1873年初再次研究他的著作。1873年初，恩格斯在他的手稿中起草了一个与毕希纳论战的提纲。[35]在这里，他阐述了（这已超出原计划探讨的范围）构成《自然辩证法》的基础的思想，即剥去神秘主义外衣的辩证法是自然科学研究所绝对必需的。早在1873年，由于发现了物质运动形式与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各自然科学关系之间的基本联系，[36]正面地探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便成为瞩目的中心。只有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才能帮助自然科学家在科学上满意地解决在反映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方面遇到的理论难题。
到1875年，恩格斯在系统研究自然科学著作以及黑格尔著作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札记和笔记，它们成了恩格斯后来才展开的更广泛的研究的依据，此外还成了恩格斯在1876—1877年对欧根·杜林的自然哲学观点进行有充分根据的批判的得力工具。[37]
本卷所收入的材料以及那一时期的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方面地、积极地进行工作，帮助国际工人运动认识并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任务。他们从各个方面主动支持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工作。有一些反映他们这方面工作的文件在本卷中是第一次以原文形式发表，例如这包括了以下文件：恩格斯执笔的《关于汝拉支部的纪事》、《关于丹特雷格和盖得的纪事》以及《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3年6月14日》。
本卷附录中发表了总委员会的一些文件，它们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倡议和帮助下完成的。[38]它们包含了总委员会对巴枯宁分子在瑞士、比利时和西班牙所通过的决议发表的正式意见，包含了总委员会对英国改革派的决定发表的正式意见，这些决议和决定宣布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无效，并号召不承认设在纽约的总委员会。经过较长时间的辩论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弗·阿·左尔格的支持下在总委员会中通过了以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为依据的意见，即不是简单地宣布开除这个或那个联合会，而是明确地申明，巴枯宁分子和改革派由于通过他们自己的决议和决定便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之外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协会会员了。
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来说，这些决议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们要求从组织上同巴枯宁主义组织和改革派组织实行分离，通过具体实例说明应如何运用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原则。它们向年轻的工人运动提供了一条经验：由一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层通过的原则性文件对这个组织的全体成员和分支来说均有约束力，必须坚决杜绝违反这些文件的行为，分清是非，直到同那些危害运动的势力从组织上实行分离。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帮助人们翻译总委员会的文件，并亲自完成了一部分文件的翻译。恩格斯将总委员会1873年5月23日的决议译成了英文[39]并过问了法文的翻译[40]。这两个文件均首次发表在本卷中，《资料卷》中刊登了德文原件，它是英译本的蓝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总委员会传送了有关各支部和各委员会的各种信息[41]从而使总委员会能够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需要在欧洲大陆开展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总委员会任命全权代表的做法，以便在他们的帮助下使总委员会能开展领导工作。但是由于国际工人协会成员在许多欧洲国家遭到迫害，这项任务并不总是能圆满完成。恩格斯作为总委员会的财务全权代表，也要花费大量劳动来进行有关的工作。[42]
许多文献使我们深入地观察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支持英国工人运动内部的革命力量进行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曾作出怎样的努力。海牙代表大会结束后，英国工人运动内部的争论变得异常尖锐起来。像巴枯宁主义者和拉萨尔派一样，英国的改良派也对国际工人协会，特别是总委员会进行攻击，号召联合会会员和各支部藐视海牙代表大会决议。他们首先攻击有关工人阶级的政治作用的决议。他们的目标是：把全不列颠联合会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同时他们想借助于“各支部和各联合会自治”这一煽动性的口号排除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发表了《致〈国际先驱报〉编辑》、《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书》，来帮助站在海牙代表大会决议一边的会员和支部去有力地回击英国分裂主义者的攻击，并同改良派公开划清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