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在研究的努力上试图把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反思和创新，推进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宏观调控思路要领创新上，我们提出新供给经济学，对应着特别强调的概念叫作要重视和掌握“理性的供给管理”。从这个角度上认识，现在中央所作出的供给侧的要求，应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考虑之下推进新一轮创新驱动的重要概念。过去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研究中早就在反复讨论需求和供给的问题，这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但是说到政府要发挥的作用（中央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履行调控职责，这个调控职责在过去就有怎样实现总供给总平衡的管理问题，而经验上比较丰富、操作上比较成熟的是需求管理——这种管理是总量型的，指标是单一的，就是政府利用调控来实施反周期操作。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都积累了经验。从全世界来看，这个框架的形成就是20世纪大萧条后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实践中的罗斯福新政。应该指出，在反思的基础上也必须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就是我们过去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实践的总结，都长期忽视了应有的更条理化的供给管理方面的认识。供给管理在特征上和需求管理明显不同，更多的是强调定向调控，结构特征是不可回避的，要处理怎样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权衡轻重缓急，处理复杂指标的一系列问题。过去对此没有着力注重，理论上的阐发一向比较薄弱，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过去在发达经济体里，把供给侧的问题一句话就打发掉了：只要在需求管理方面成功地实施了针对经济波动的反周期调控，市场自身通过竞争可以达到出清状态，可以在要素流动中自发解决结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反思实际上是又要捅破一层窗户纸：生活中的真实图景不是过去假设的完全竞争，是非完全竞争，现在处理复杂的问题，必须把这个假设前提矫正还原到“2.0版”。虽然完全竞争假设有助于在原理上认识很多问题，但其后还是必须让它升级到扩展和加强条件假设的非完全竞争，来讨论里面的一系列问题。这样引出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旦假设前提是非完全性竞争，政府怎样发挥其作用，就更加无可回避，特别是在结构上政府十分需要做好理性的供给管理。
实际上，从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调控来看，危机处置中的供给侧管理举措在美国是可圈可点的，最典型的是政府反复斟酌之后对花旗、“两房”的注资，再到对通用公司的注资，原来的恐慌和动荡到了这个决策出来以后被消解，引出的是稳定市场预期，实际上转为进入复苏过程，然后又配上其量化宽松的需求管理，终于又告别了量化宽松，现在已进入升息通道，对付通货膨胀了。中国这几年的调控中，我们更是延续着过去一向强调的优化结构要求，货币政策提出总量型政策要结构化运用，要定向宽松，财政政策在这方面更应不遗余力，要突出重点，考虑怎样贯彻各种各样的区别对待的要求。所以，如果是真正有所作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就应该把这些认识进一步条理化，在经济学基础理论方面要增强其对称性，需求管理之外，还要引出更多的对于需求响应机制的供给管理这方面的认识和分析。我觉得中央现在的趋向完全合乎这样一个逻辑。
我们在探讨中形成的认识，非常简单地说，首先应该肯定需求是经济生活的原生动力。因为人要生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生存之后只要有条件，还希望能够发展，还要得到享受，这个需求的动力就带来了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生产经营活动去满足需求，但是通常看起来，却恰恰是供给侧对这个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在演变中一个一个台阶向上升级所形成的特征，划分了中国外国所有经济体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如果说到根上，人类和动物世界区分开的最初特征是通过分工和合作的采集与狩猎，来维持生存满足需求，再往后上第一个大台阶，是出现农耕文明，更可预期地得到产出来满足需求，不光是解决一般的生存问题，在这个社会里面的有些人还可以发展，还可以享受，有了这样更充裕的剩余产品以后，这种供给侧能力的提升促使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和以后一个一个台阶的发展。再后来的典型就是发展到了工业革命，进入社会化大生产蓬勃发展的阶段，生产力有了极大的解放，而在具体的阶段划分上又看到供给侧的一些特征决定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机械化时代和现在信息化的时代，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
以供给侧的认识分析当下的意义，在于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过去所说的经济增长动力问题。过去我们侧重需求管理的时候，已经给出“三驾马车”的认识框架，在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之说其实开始有了结构化的逻辑，这个逻辑必须传导、转移到供给侧，进一步把整个过程走完，才能完整解释这个动力体系。到了供给侧，有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把结构进一步细化到各种各样复杂的指标不可通约的不同要素结构状态上，而结构优化必然需要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机制安排、制度供给。我们的认识就是到了供给侧以后，要把生产力物质条件这个视角的基本要素供给和生产关系这个人和人结成的关系视角上的制度供给问题打通，把它们放在一起来完整、全面地认识。在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动力体系问题中，对于中国特别有意义的认识框架，是供给侧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完成转轨的历史任务，最关键的问题是制度创新的问题，是现在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居于第一位。这个结构改革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在未来一段时间肯定要攻坚克难，在这样一个逻辑之下我们应该按照一个系统工程来理解，不能像有的观察者那样简单化认为我们只是借鉴了美国里根经济学里所谓供给学派减税的那样一个主张，把这个标签贴到中国来就是供给侧改革。这想得太窄了。我们确实借鉴了前人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现在说的供给侧改革内涵丰富，它关系到未来宏大的全局、长期的改革任务。
另外一个说法是强调供给侧实际上强调了政府的作用，是搞新计划经济。我的理解是，强调政府作用并不必然引到新计划经济，让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是处在十八大以后非常清晰的认识框架之下，在三中全会的认识突破基础上，是首先肯定就资源配置总体而言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在其后，政府不是实施任意的供给管理，是在供给侧符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解放生产力。所以我的理解框架可以说很清楚：是首先强调有效市场，虽然不是完全竞争，但是一定要让它发挥总体而言决定性的作用，后面强调的是有为、有限的政府。不能光看到一个概念，政府要在供给侧发挥作用，就直接把它等同于新计划经济。这又想偏了。我们可为可做的事情，是在前面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做了铺垫以后，在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化中，在现在强调的创新发展第一动力上紧抓不放，供给侧改革和供给体系要抓住创新驱动，带动后面五中全会条理化表述的以创新发展引出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归宿当然就是共享，是总书记说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这个追求已经是不光要满足人民群众短期的、眼前的需要，还要引领把短期的利益和中长期的、根本的利益打通，能够应对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化解矛盾制约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创新驱动带动整个升级发展过程，才能够如愿地去解决整个可持续发展问题。
再往下，需要对供给侧的复杂性稍微展开一些分析。从供给侧到引领新常态中以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来打造经济升级版，需处理的复杂问题浓缩下来是五大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还有就是制度供给这方面的管理和制度。这五大要素指标各不相同，相互之间的互动有非常明显的结构特征，按照一般的经验总结，前面三项对于一个经济体发展中的起飞阶段、进入中等收入状态之前的阶段，更容易表现出支撑力，体现出对增长的贡献。中国的发展就是很典型的：一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原来不能流动的大量的农村低廉劳动力有了流动的可能，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大量低工资农民工形成我们特别突出的比较优势，支持我们一路走到“世界工厂”；我们的土地资源过去不能跟市场对接，一旦进入新时期，让土地使用权和市场一对接，就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物质利益促成一轮又一轮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超常规发展。资本方面我们一开始极为匮乏，但有开放便能引进外资，还带来技术和管理，从而促使本土民间资本完成原始积累过程，并且发展到十分雄厚的状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超常规发展中，这三项的支撑非常明显，但是从这几年观察，却在滑坡：劳动力方面变成了招工难，北京的保姆工资翻着跟头走，从这点来看，正面讲是中国粗工、壮工、农民工的工资确实在提高，这是从低端托起的居民收入增长提高的具体表现，但从负面讲，这就是原来的比较优势在迅速丧失，因而现在必然要考虑在珠三角、长三角“腾笼换鸟”，否则没有出路了，常规的传统的制造业只好转移到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这些地方去，跟当年往我们这儿转移是一个道理。现在看着土地抬高的成本，其实已经预示着后面的发展空间再要打开，就一定要有新的思路。北京拆迁跟全国一样，主要靠讨价还价机制，两年以前听到一平方米已经对价到五倍的商品房市价。另外，我们的资本雄厚起来后，现在大量资金是有了，却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这就出现了所谓常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在中国普遍大量发生。这三项的支撑力在各领风骚之后现在都在滑坡，要更看中“推陈出新”，就是聚焦后面两项。一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走创新型国家道路，邓小平一开始就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其实科技第一这个意思在马克思的认识中就说到过，但是没有说得如邓小平这么干脆这么到位。关于马克思对科技的重视，恩格斯总结的就是把科学技术看作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革命性的力量，“第一”就是这种革命式的推动，供给侧一个一个台阶往上抬，我们现在要抓住它不放。二是科技创新要真成气候，进一步打开潜力空间，在中国特别关键的又是管理制度，体制机制一定要跟上，没有一个管理制度创新使千千万万分散的创新主体在科技方面释放聪明才智的制度环境，我们是走不远的。而且实话实说，从问题导向上来说，看看最近一段时间很不可取的是，把“八项规定”使足劲要套到高校教授、事业单位研究员的头上，而且以“处级”待遇死卡，坐火车即使以横向课题经费开支也不能坐一等座，这完全不符合科研规律，是以一个加强管理的名义去毁我们的创新力量。高校老师的很大精力用于应付检查，还要动员自己的研究生、学生跑到财务处的楼道里彻夜排队去处理报销问题，这些都是很荒唐的事情。我们现在要靠最后两项要素引领新常态，就必须在管理制度，包括诸如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方面，真正走上新的优化轨道，才可能见效。现在领导人、部门、学者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方面。我看过过去的科研文献，外国人更看重的是科技，前面三个要素还不能解释的增长贡献，剩下那一块称为索洛余值，而我们认为那里面其实还有制度供给要素的关键性贡献。中国现在要更多聚焦后两项，即全要素生产率，打造新的动力体系。
前一段时间，我们配合有关部门做了一项内部研究，现在已过了保密期。我们第一是特别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针对的是“三农”、区域协调、结构优化的种种问题，以及民生、科技、环保、产业增长点、国防，诸如此类的重点。供给管理虽然复杂，虽然它可能带来一些困惑、纠结，但是非要把它掌握好不可，不这样，就不可能实现中国从追赶到赶超的现代化。第二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认识中国国情因素，资源环境这方面“胡焕庸线”半壁压强型三重叠加式的约束，是一种非常之局，一定要有非常之策才能破解，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危机因素已极具警示意义和社会压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看到前车之鉴，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我们已有雾霾、食品安全、收入分配、财产配置一大堆问题不能理顺，要认识到不化解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话，我们再往前走可能过不去，这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再有，我们一定要重视邓小平当年特别担心的发展起来以后如何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发展，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要走向共同富裕，现在就是要应对这个挑战了，处理不好这个问题，经济问题会社会化、政治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两极分化不能解决，邓小平说中国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有些事情，在其“导火索”的具体事件中，是非很难说得清清楚楚，就像元旦之前甘肃的事情，后面的结果是迅速闹成群体事件，一个小导火索带来一大群社会成员的集体泄愤。这样的事情非常值得我们警醒，怎样解决这种问题要有战略思路。中央现在抓的“十三五”攻坚克难，是在全面小康决胜时期，我们还要取得全面改革的决定性的成果，其后10年间，如果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面大概还有20年左右我们须进一步提高硬实力、软实力，真正去对接最终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方面的改革，我们也提出了针对五大要素怎样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在劳动力和人口政策方面，在我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市场化方面，在融资进一步改革方面，在教育和科技人才培养体制、经费管理制度等方面，推进实质性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改革。还有就是政府职能转变，在制度供给方面做好配套的事情上，一定要强调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我们需要实质性推进横跨两届政府只走出一些小碎步的大部制和扁平化的改革，否则政府整个架构不能够脱胎换骨，很多减政放权原则要求就会流于表面。又如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这个问题，要真正打造一个有效投资可持续的运行模式，这个创新是从投融资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模式创新来打通的。
（本篇系贾康2016年1月20日在《新常态·光明论》栏目建设座谈会上的主讲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