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游牧民族“渐行中华风”。在中原文化南北传播迁移的同时，游牧民族“渐行中华风”。契丹、党项、羌、女真族崛起之初，基本上过着逐水草而居、衣皮毛、事畜牧的原始游牧生活，他们距离文明社会的门槛还甚遥远。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凭着铁骑劲弩对中原农耕世界频繁冲击时，却不断受到先进中原文化的洗礼。汉文化的君臣纲常、伦理道德、文物制度、礼仪习俗乃至于审美情趣，对这些野蛮的征服者产生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些民族的文化构成和文化心理，使其从文字到思想、从典章制度到风俗习惯均呈现出较大的汉化趋势。这也是各游牧民族逐渐摆脱蒙昧原始的文化形态，最终踏进文明社会门槛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语言上，汉语本是汉人的交流媒介，也逐渐被各族统治阶层掌握和运用，在某些地区成为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在官制方面，辽朝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政策；金朝由推行女真官制到吸收辽朝南、北面官制，进而全面实行汉官制；西夏官制基本上是宋制的翻版。在教育和科举方面，辽、夏、金三朝继承了唐宋以来儒家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模式，在中央和地方均设置官学，建立了上下一体、遍及各地的教育网络。在礼乐方面，辽、夏、金礼仪乐制也多自中原制度演化而来。在生活习俗方面。契丹、党项、女真和羌族的服饰、居室、饮食、葬俗、岁时风俗等无不受到中原文明的熏染。
其三，元代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发展。元朝属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保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我国始于春秋时代的“夏夷”之说。所以在编纂《辽史》、《宋史》、《金史》三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主“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在元代，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我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与此同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鄂多利克曾对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感慨道，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如果说，宋代为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那么元代则是中华民族文化开始大步走向世界，显示出文化上的开阔性、包容性。民族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大的传播。”[69]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终于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等观念因此深入人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
二、西夏、辽、金、蒙古族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与倡扬
宋元时期，西夏、辽、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在政治上对北宋和南宋多有抗争，但是在文化上却对儒家文化和伦理道德多有批判性的吸收和倡扬。
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曾长时期与北宋、南宋及金朝对立，在政治对立的过程中较早、较自觉地对中原民族创造的儒家文化有所接触和吸纳。他们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称“文宣帝”。不仅礼事孔子，极其尊亲，还仿行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采纳儒家思想以治国理政。西夏立国之初，统治者就极为注意儒家经典的翻译，尤其是儒学的启蒙读物《孝经》，不仅译成西夏文字，而且要求各级各类学校一律要将它作为主要的教材来使用，并借此强调以孝治天下。他们还将《论语》、《孟子》、《尚书》、《左传》、《贞观政要》等儒家经典先后译成西夏文字，并被列为各级学校的必读书。
辽朝也是如此。在辽朝立国之始，统治者就注意吸取汉族统治者利用儒学进行统治的成功经验，极力提倡儒学。辽朝的贵族群体对儒学十分崇拜与信奉，尊孔子为“大圣”，并不断派遣人员到宋朝学习。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公开主张祭祀孔子，以孔子为大圣，认定孔子为万世所尊。辽朝的统治者还注意吸收尊奉儒学的汉族士大夫加入他们的统治队伍，较早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科举考试体系，以笼络汉族士大夫参与政治生活，巩固自身的统治。公元976年，辽景宗下令恢复南京礼部试院，计划实行科举考试。至辽圣宗时，正式实行开科取士。各地也纷纷建州学和孔子庙，举国上下一片尊儒之声，儒家文化在辽朝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到了辽朝的中后期，儒学的地位已有相当大的提高，基本上占据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各地的孔庙一般都得到了很好的修缮，儒家学说也随之提升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开始具有一种法典的意义。
与西夏、辽朝一样，金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儒家经典在治国安邦过程中的作用。金太宗时已部分实行宋代官制，金熙宗则果断地沿袭汉制，大力推行尊儒重史的治政改革。史载他自幼从汉族学者韩防学习汉文经典图籍，能写汉字且会作诗，“雅歌儒服”，曾被女真旧贵族认为“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他一即位就如一位汉家皇帝一样，大刀阔斧实施汉化，最终使金朝的“城郭、宫室、政权、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70]除了自己精心研读儒家经典外，金代统治者还下令将一些重要的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论语》、《孟子》等译成女真文字。并强调学与行的结合，要求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将儒学视为政治统治和道德教化的有效工具。随着金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的理学开始在金朝的统治区域里流行，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朱熹等人的学说，在金朝的统治区域都能找到学术传人。在金朝的统治区域里，建立了许多学校，有女真府学、汉儿府学等。公元1151年，金朝仿中原王朝建立国子监；1166年，他们又建立国子太学；1173年，建立女真国子学。由于这些学校以儒家经典作为基本教材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因而自然尊重孔子和儒学。另外，在各地还建立许多孔庙，按时祭祀孔子。
蒙古族统一中原之前，尚处于奴隶制阶段，统一中原之后才迅速进入封建社会。而汉族的封建文化已经发展了一千余年并已走向成熟。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在一些蒙古有识之士以及汉人官吏的建议下逐渐地认识到，需要重视和加强儒家文化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元太宗之时，采纳了中书令耶律楚材的进言，以科举取士，儒学经义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考试科目，使当时一批名士脱颖而出，得以入仕。然而科举考试并未持续下去。世祖时，王鹗等人再次“请行科举法”，世祖许之，让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负责讨论考试程式。但是由于蒙古人缺乏儒学涵养，为了保证蒙古贵族从科考中受益，又下令“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裕宗时，丞相火鲁火孙和留梦炎等再次进言，事虽未成，但是科考制度得以制定。经过如上周折，直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终于下诏于皇庆四年二月“会试京师”，以图“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风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71]关于考试内容，也以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朱熹注解为主。可以说，儒学在元代开始受到重视，而且在南宋时期并未受到重视的朱熹理学在元代也上升到了官学的地位。元朝末期，在曲阜为颜子修建了新庙，“改封颜子考曲阜侯为杞国公，谥文裕”，封其母为“杞国夫人，谥端献夫人戴氏兖国夫人，谥贞素。又割益都邹县牧地三十顷，征其岁入，以给常祀”[72]；又“追谥朱熹父为献靖”，“改封熹为齐国公”[73]。可见，元朝统治者对于儒学还是十分重视的。蒙古族统治者对儒生也给予了一定的优待。他们在经济和法律上享有一些特权。例如老弱名儒如果无所依靠，政府则每月给予资助；儒户除了需要缴纳地税和商税之外，其他赋役一概免除。
三、契丹、女真、蒙古族对汉族礼制的吸纳
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接触过程中，逐渐为汉族丰富而繁杂的礼制所影响，从而在礼俗、礼仪等方面发生了变化。而汉族的礼制从来都是特定道德观念的反映，它所维护的是特定的道德关系。因此，少数民族对汉族礼制的吸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于汉族道德观念的接受。
至北宋时期，汉民族已经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的成熟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较之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更为发达。儒家文化讲究礼制，自周公制礼作乐，礼制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至北宋时期已经比较完善，繁琐而复杂。儒家的礼制体现的尊卑有等、等级差别，使少数民族统治者十分感兴趣，纷纷效仿。
耶律阿保机建辽之后，就任用了许多从宋地区俘虏过去的汉族知识分子，让他们为辽制定了一些典章制度。可见，辽对于宋的礼仪制度也有所借鉴。据《辽史》所载，辽的礼制也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这显然是承袭了汉族的传统。所以《辽史》中也讲：“太宗克晋，稍用汉礼。”[74]吉礼包括：祭山仪、瑟瑟仪、柴册仪、拜日仪、告庙仪、谒庙仪、爇节仪、岁除仪；凶仪包括：丧葬仪、上谥册仪、忌辰仪、宋使祭奠吊慰仪、宋使告哀仪、宋使进遗留礼物仪、高丽、夏国告终仪；军仪包括：皇帝亲征仪、腊仪、出军仪；宾仪包括：常朝起居仪、正座仪、臣僚接见仪、问圣体仪、车驾还京仪、勘箭仪、宋使见皇太后仪、宋使见皇帝仪、曲宴宋使仪、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太后仪、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皇帝仪、高丽使入见仪、曲宴高丽使仪、高丽使朝辞仪、西夏国进奉使朝见仪、西夏使朝辞仪；嘉仪包括：皇帝受册仪、册皇太后仪、册皇后仪、册皇太子仪、册王妃公主仪、皇帝纳后之仪、公主下嫁仪、亲王女封公主者婚仪、皇太后生辰朝贺仪、皇帝生辰朝贺仪、皇后生辰仪、进士接见仪、进士赐等甲敕仪、进士赐章服仪、宰相中谢仪、拜表仪、贺生皇子仪、贺祥瑞仪、贺平难仪，等等。礼制虽不及汉人之复杂，却体现了对汉族礼制的吸收与采纳。
金攻下汴京，将宋室的典籍、车辂、法物、仪仗等等一概掠走。当时由于多战事，金朝皇帝没有顾上讲习礼义。直至熙宗时，一次去往析津，开始乘坐金辂，前面有仪仗引导，敲锣打鼓，这让他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从此开始讲究宗社朝会的礼仪。世宗时，又收集了大量宋代的礼器，并且命令下官参照唐、宋的典章制度，开设了“详定所”和“详校所”来审议礼乐，并任用通学术的宰相，将宋时的礼义节文汇著成书，至明昌初年，编纂成了400余卷的《金纂修杂录》，“凡事物名数，支分派引，珠贯棋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至章宗，又命人编纂了《大金仪礼》和《大金集礼》，进一步统一和完善了金朝的礼制。[75]自此，女真人原来的纯朴俭素的风气日渐消退，而崇尚礼仪、讲究礼数的奢侈之风日渐兴起。女真非常重视生育，所以将生儿育女当做盛大的节日，上至朝廷百官，下至黎民百姓，都要举行“过盏之礼”。其礼节是：“以酒果为具，及有币帛、金银、鞍马、珍玩等诸物以相赠遗，主人乃捧其酒于宾，以相赞祝祈恳，名曰过盏。如此，结恩释怨；不如是者，为不知礼。”[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