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去世后，宛英很乖觉地把老太太的银行存折交给余楠说：“房契由我藏着就是了。钱，还是你管。”余楠不客气地把钱收下说：“我替你经管。”其实宛英经常出门上街，对市面很熟，也有她信得过的女友，也有她自己的道路。不过她宁愿及早把存折交给余楠，免得他将来没完没了地算计她那几个钱。
宛英料定余楠这回是要和胡小姐结婚了。据他说，“老板”报酬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什么职位。共产党就要来了，他得趁早逃走。尽管他儿子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叫爸爸别慌，他只说：“我才不上这个当！”不过他说宛英该留在国内照看儿女，他自己呢，非走不可。宛英只劝他带着女儿同走，因为他偏宠女儿，女儿心上也只有爸爸，没有妈妈，从不听妈妈一句话。余楠说，得等他出国以后再设法接女儿，反正家里的生活，他会有安排。宛英明白，余楠的安排都算计在留给宛英的那所房子上。不过，她也不愁，她手里的私房逐渐增长，可以“防防荒”。两个儿子对她比对爸爸好；女儿如不能出国，早晚会出嫁。宛英厌透了厨娘生活，天天熏着油气，熏得面红体胖，看见油腻就反胃，但愿余楠跟着胡小姐快快出洋吧，她只求粗茶淡饭，过个清静日子。
可是老太太的估计究竟不错。胡小姐还是和别人结婚了。宛英的失望简直比余楠还胜几分。这会影响余楠的出国吗？她瞧余楠惶急沮丧的神情，觉得未可乐观。他连日出门，是追寻胡小姐还是去办他自己的事呢？
黄金、美钞、银元日夜猛涨，有关时局的谣言就像春天花丛里的蜜蜂那样闹哄哄的乱。宛英忍耐了几天，干脆问余楠：“楠哥，你都准备好了吗？要走，该走了。听说共产党已经过江了。”
余楠长叹一声，正色说：“走，没那么容易！得先和你离了婚才行。你准备和我离婚吗？”
宛英不便回答。
余楠说：“我没知道出洋是个骗局，骗我和你离婚的。”
宛英说：“你别管我，你自己要紧呀！”
余楠说：“可是我能扔了你吗？”
宛英默然。她料想余楠出国的事是没指望的了，那个洋官的职位是“老板”照顾胡小姐的。
她不说废话，只着急说：“可是你学校的事已经辞了。南美和香港的事也都扔了。”——余楠对宛英只说人家请他，他不愿去；宛英虽然知道真情，也只顺着他说。
余楠满面义愤，把桌子一拍说：
“有些事是不能做交易的！我讨饭也不能扔了你呀！”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确实说了真话。
宛英凝视着余楠，暗暗担忧。她虽然认为自己只是家里的老妈子，她究竟还是个主妇，手下还有杏娣和张妈。如果和楠哥一起讨饭，她怎么伺候他呢？
余楠接着说：“共产党来也不怕！咱们趁早把房子卖了，就无产可共。你炒五香花生是拿手，我挎个篮子出去叫卖，小本经营，也不是资本家！再不然，做叫花子讨饭去！”
宛英忽然记起一件事。二三月间，北京有个姓丁的来信邀请余楠到北京工作。余楠当时一心打算出国，把信一扔说：“还没讨饭呢！”宛英因为儿子都在北京，她又厌恶上海，曾捡起那封信反复细看，心上不胜惋惜。这时说起“讨饭”，她记起那封信来。她说：
“你记得北京姓丁的那个人写信请你去吗？你好像没有回信。”她迟疑说：“现在吃‘回头草’，还行吗？——不过，好像过了两三个月了。那时候，北京刚解放不久——那姓丁的是谁呀？”
余楠不耐烦说：“丁宝桂是我母校的前辈同学，他只知道我的大名，根本不认识。况且那封信早已扔了，叫我往哪儿寄信呀？”
宛英是余楠所谓“脑袋里空空的”，所以什么细事都藏得住。她说她记得信封上印就的是“北平国学专修社”几个红字，上面用墨笔划掉，旁边写的是“鹅鹁子胡同文学研究社”。
余楠知道宛英的记性可靠。他想了一想，灵机一动，笑道：“我打个电报问问。”
他草拟了电报稿子，立刻出去发电报。
宛英拼凑上撕毁的草稿。头上一行涂改得看不清了，下面几行是“……信，谅早达。兹定于下月底摒挡行李，举家北上”。他准是冒充早已写了回信。宛英惊讶自己的丈夫竟是个撒谎精。
电报没有退回，但杳无回音。不到月底，上海已经解放。她越等越着急，余楠却越等越放心，把事情一一办理停当。将近下月底，余楠又发一个电报，说三天后乘哪一趟火车动身。
宛英着急说：“他们不请你了呢？”
余楠说：“他们就该来电或来信阻止我们呀。”
宛英坐在火车上还直不放心。可是到了北京，不但丁先生亲自来接，社里还派了两人同来照料，宿舍里也已留下房子。宛英如在梦中，对楠哥增添了钦佩，同时也增添了几分鄙薄。
第三节
北京一解放，长年躲在角落里的北平国学专修社面貌大改。原先只是一个冷冷清清的破摊子，设在鹅鹁子胡同“东方晒图厂”大院内东侧一溜平房里。中间的门旁，挂着个“北平国学专修社”的长牌子，半旧不新，白底黑字，字体很秀逸，还是已故社长姚謇的亲笔。这里是办公室和图书室。后边还有空屋，有几间屋里堆放着些旧书，都是姚謇为了照顾随校内迁的同事，重价收购的。姚謇的助手马任之夫妇和三两个专修生住在另几间空屋里。
姚謇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北平沦陷前夕，学校内迁，姚謇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没去后方。他辞去教职，当了北平国学专修社的社长。这个社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好像姚謇辞职前早已存在。反正大院里整片房屋都是姚家的祖产。姚謇当时居住一宅精致的四合院连带一个小小的花园，这还是他的家产。此外，他家仅存的房产只有这个大院了。有人称姚謇为地道的败家子，偌大一份田地房屋，陆陆续续都卖光了。有人说他是地道的书呆子，家产全落在账房手里，三钱不值两钱地出卖，都由账房中饱私肥了。这个大院里的房子抵押给一个企业家做晒图厂，单留下东侧一带房子做“北平国学专修社”的社址。
社里只寥寥几人：社长姚謇，他的助手马任之和马任之的夫人王正，两三个“专修生”，还有姚謇请来当顾问的两三位老先生，都是沦陷区伪大学里的中文教师，其中一位就是丁宝桂。社的名义是“专修国学”，主要工作是标点并注释古籍；当时注释标点的是《史记》。姚謇不过是挂名的社长，什么也不管。马任之有个“八十老母”在不知哪里的“家乡”，经常回乡探亲。王正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个足不出户的病包儿，可是事情全由她管。她负责指点那三两个“专修生”的工作，并派他们到各图书馆去“借书”、“查书”，或“到书店买书”。至于工作的成绩和进度，并无人过问。顾问先生们每月只领些车马费，每天至多来社半天；来了也不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姚謇也常来聊天。
胜利前夕，姚謇心脏病猝发，倒下就没气了。姚太太是女洋学生的老前辈，弹得一手好钢琴。他们夫妇婚姻美满，只是结婚后足足十五年才生得一个宝贝女儿。姚太太怀孕期间血压陡高，女儿是剖腹生的，虽然母女平安，姚太太的血压始终没有下降。姚謇突然去世，姚太太闻讯立即中风瘫痪了，那是一九四五年夏至前夕的事。他们的女儿姚宓生日小，还不足二十岁，在大学二年级上学。正当第二学期将要大考的时候。她由账房把她家住房作抵押，筹了一笔款子，把母亲送入德国医院抢救，同时为父亲办了丧事。
姚太太从医院出来，虽然知觉已经回复，却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神志也不像原先灵敏了。大家认为留得性命，已是大幸，最好也只是个长病人了。姚太太北京没有什么亲人，有个庶出的妹妹嫁在天津，家境并不宽裕，和姚家很少来往。姚宓的未婚夫大学毕业，正待出国深造。他主张把病人托付给天津的姨妈照管，姚宓和他结了婚一同出国。可是姚宓不但唾弃这个办法，连未婚夫也唾弃了。她自作主张，重价延请了几位有名的中医大夫，牛黄、犀角、珠粉等昂贵药物不惜工本，还请了最有名的针灸师、按摩师内外兼施，同时诊治。也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姚太太神志复原，口眼也差不多正常了，而且渐渐能一瘸一拐下地行走。可是她们家的四合院连小小的花园终究卖掉了，账房已经辞走，家里的用人也先后散去。母女搬进专修社后面的一处空屋去居住。姚宓还在原先的大学里，不当大学生而当了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薪水补贴家用，雇街坊上一位大娘早来晚归照看病人。好在大院东侧有旁门，出入方便。
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马任之却一去无踪。专修生已走了一个。社长去世后并无人代理，专修社若有若无。王正照旧带领着一两个专修生工作，并派遣他们到各处图书馆和书店去“借书”、“查书”或“买书”。丁宝桂等几位老先生还照常来闲坐聊天，不过车马费不是按月送了。
北京解放后，马任之立即出现了。不仅出现，还出头露面，当了社长。不过这个社不仅仅专修国学了，社里人员研究中外古今的文学，许多是专家和有名的学者。
马任之久闻余楠的大名，并知道他和丁宝桂是先后同学。据丁先生说，这余楠是个神童，没上高中就考取大学，大学毕业就出国留学。马任之对这种天才不大了解，不过听说他没有逃跑，还留在上海。他出于“统战”的原则，不拘一格收罗人才，就托丁宝桂写信邀请。余楠究竟什么时候写了回信，也许王正记得清楚，反正马任之并不追究，丁宝桂自认健忘，还心虚抱歉呢。
那时候社里人才济济。海外归来投奔光明的许彦成和杜丽琳夫妇是英国和美国留学的。在法国居住多年的朱千里是法国文学专家。副社长傅今是俄罗斯文学专家。他的新夫人江滔滔是女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奔流的心》，不久就要脱稿。还有许多解放区来的文艺干部，还有转业军人，还有大学毕业分配到社里来研究文学的男女毕业生。专修社的人员已经从七八人增至七八十人。
不出半年，专修社的房屋也修葺一新，整片厂房都收来改为研究室和宿舍。马任之夫妇搬出大院，迁入分配给他们的新居。姚太太母女搬到宿舍西尽头的一个独院去住。只有姚謇家藏的书还占着图书室旁边的一大间屋子，因为姚太太母女的新居没地方安放这一屋子书，姚宓只拿走了她有用的一小部分。姚宓已调到文学研究社，专管图书。
“北平国学专修社”的招牌已经卸下，因为全不合用了。社名暂称“文学研究社”，不挂牌，因为还未确定名称。
第四节
旧国学专修社的办公室已布置成一间很漂亮的会议室。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文学研究社就在这间会议室举行了成立大会。
大院里停放着一辆辆小汽车，贵宾陆续到会，最后到了一辆最大最新的车，首长都到了，正待正式开会。
余楠打算早些到场，可是他却是到会最迟的一个。他特地做了一套蓝布制服，穿上了左照右照，总觉得不顺眼。恰好他女儿从外边赶回来，看见了大惊小怪说：
“哟，爸爸，你活像猪八戒变的黄胖和尚了！”
余楠生气地说：“和尚穿制服吗？”
宛英说，她熨的新西装挂在衣架上呢，领带也熨了。
余楠发狠说，这套西装太新，他不想穿西装，尤其不要新熨的。
余楠的女儿单名一个“照”字。她已经进了本市的中学，走读。这时她是出了门忙又赶回来的。她解释说：
“我刚出去，看见‘标准美人’去开会。她穿的是西装。不识货的看着很朴素，藏蓝的裙子，白色长袖的上衣，披一件毛茸茸的灰色短毛衣，那衣料和剪裁可讲究，可漂亮呢！我忙着回来看看爸爸怎么打扮。”她说完没头没脑地急忙走了。
“标准美人”是回国投奔光明的许彦成夫人杜丽琳，据说她原是什么大学的校花，绰号“标准美人”。她是余照目前最倾慕的人。
余楠听了“黄胖和尚”之称很不乐意。经女儿这么一说，越觉得这套制服不合适，他来不及追问许彦成是否穿西装，忙着换了一套半旧的西服，不及选择合适的领带，匆匆系上一条就赶到会场，只见会场已经人满，各占一席，正待坐下。
中间一条长桌是几张长桌拼成的，铺着白桌布，上面放着热水瓶、茶杯茶碟和烟灰缸。沿墙四面排着一大圈椅子，都坐满了人。长桌四面都坐满了。面南的一排显然是贵宾、领导和首长的位子，还有空座。余楠惶急中看见傅今在这一排的尽头向他招手，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自己坐在最尽头的空椅上。余楠不及推让，感激不尽地随着大众坐下。他看见丁宝桂就在近旁，坐在长桌侧面，下首就是许彦成。他还是平常装束，西装的裤子，对襟的短袄，不中不西，随随便便。“标准美人”披着“嘉宝式”的长发坐在长桌的那一侧面，和许彦成遥遥相对。
社长马任之站起来宣布开会。全室肃然。余楠觉得对面沿墙许多人的目光都射着他，浑身不自在，生怕自己坐错了位子。他伸头看看他这一排上还有什么熟人，只见那位法国文学专家朱千里坐在面南席上那一尽头，也穿着西装。他才放下心来——不仅放了心，也打落了长期怀在肚里的一个鬼胎。看来马任之并没有看破他捣鬼，当初很豪爽地欢迎他，并不是敷衍，而确是把他看作头面人物的。他舒了一口气，一面听社长讲话，一面观看四周的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