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在保定他的直鲁豫巡阅使署只平静了一天，又不平静了。从眉头消失的愁云只在头顶飘忽了片刻，又重新钳在眉头——参谋长、秘书长去做议员的拉拢工作了，为他分了一点忧。不过，只一点而已。“果然议员都乐意了，何时开国会？果然开国会了，黎元洪在总统位子上，下一步怎么办？”曹锟一想到黎元洪，就像患了疟疾病一样，通身上下，奇冷奇热，他真想立刻就除掉他。是的，大总统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黎元洪坐上了中国大总统的宝座，这个宝座就不许别人再坐。要坐，就得把黎元洪赶下去。黎元洪是直系把他推上总统宝座，不是想拉就拉下来的。曹锟咋不愁？！
曹锟也并不想马上拉下黎元洪，只是黎元洪“不识相”，逼得曹锟非拉他不可——
当初徐世昌下野的时候，曹锟是不同意再扶黎元洪的。他对吴佩孚慷慨激昂地说：“既然我直系的敌人一个一个都‘臣’服了，大总统自然也是我们的！为什么还要别人出任呢？黎元洪凭什么？凭政治，他早在国人心目中失宠了；凭军事？他无一兵一卒，无方寸之地……”
吴佩孚轻轻地摇头，说：“不让黄陂出来，恢复国会就有困难，国会恢复不了，下一步棋就不好走。”
曹锟无可奈何地默认了。“这样做也好，除了恢复国会之外，黎元洪也会知道事该怎么办的。”
黎元洪又次登上大总统宝座，国会是恢复了，议长、议员也大体定了下来。但是，黎元洪却别出心裁地干了一件令曹锟十分生气的事——
黎元洪重新走进总统府的第二天，就把他的智囊团中政学系小有名气的李根源、韩玉宸找到密室，问他们“这个总统该怎么当？”
韩玉宸爽快，喜欢开门见山。他说：“要当大总统就当自己的大总统。要有权，要说了算数。”显然，这是针对黎元洪几起几落的教训说的。
李根源和韩玉宸一样，都是随黎多年同甘共苦过来的，且又都是颇有智谋的人。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高位和大权是相一的。如今，军权、政权都过于分散。比如，那巡阅使、督军之位，本来就是沿袭旧制，既然国家设总统了，就该以共和政体施政。我看，应该首先取消这些各霸一方的军权，地方自治以政权为主。天下应归总统统管，不要再受制于人。”
黎元洪心领神会，决定采取这两个人的高见。又经与国会中的实力派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很快便决定在国中废除巡阅使、督军等职衔，并且明令实施。军阀混战时期，巡阅使、督军都是一方呼风唤雨的人物。如今，皖系已败，虽有少数人物仍领着旧头衔，但大权早失，有职无能了；奉系新败出关，关内起作用的巡阅使、督军他们偎不上了。显然，黎大总统废除的，只是呼风唤雨的直系的巡阅使和督军。曹锟是直鲁豫巡阅使兼直隶督军，吴佩孚是两湖巡阅使兼管着中国的督军。黎元洪的新令，显然是对曹吴来的。
天下事也是巧合的多，曹锟迫不待想当大总统，正谋划着赶黎下台，但却借口难找；黎元洪一纸废巡、督的令下，给了曹一个暗下决心的“刺激”。他一个密令，把吴佩孚从洛阳“请”来，二巨头谈起驱黎办法——曹锟跟吴佩孚，称得上是生死与共的关系。吴佩孚二十岁投军之后，凭着“秀才”的文笔，很快便在军中小有名气，归了曹锟麾下之后，又因为都极为崇拜平倭名将戚继光，甚受曹的信赖。后来，吴佩孚出力为曹锟平息了陈长远的哗变，曹便升任他为炮兵第三标的标统，吴曹开始形影不离。使曹锟把吴佩孚当成心腹的，还是五年前辫子元帅张勋复辟那件事。
张勋复辟，得算是对北洋各派军阀最严峻的一次考验：是倾向覆灭的清王朝，还是倾向新兴的革命共和？明明白白。所以，张勋为复辟大事在徐州召开四次预备会议，各派军阀都极为震惊，何去何从？脑汁绞尽。作为直系军阀的实力派，曹锟犹豫不决，问计于吴佩孚，吴佩孚极力支持他派员参加徐州会议，并明白表示支持复辟。曹锟这样做了……结果，1917年7月1日，张勋竟然复辟成功，北京城又挂起了龙旗。
曹锟高兴了，复辟皇帝，他是功臣，溥仪重登极位，理应首先嘉奖功臣，功臣还不得个个加封！他忙着把吴佩孚找到面前，兴奋之极地说：“子玉，子玉，皇上复位了，辫帅得胜了！你赶快拟个电文给张绍轩（张勋字绍轩），咱们得祝贺祝贺他！”
吴佩孚也兴奋了，是他鼓动曹锟派代表去徐州支持张辫子的，如今张辫子胜利了，复辟的丰功伟绩，他曹直得有一份，岂不又是一次“上青云”的机会？于是，吴佩孚拿出文房四宝，闷在密室，搜肠刮肚，编起贺电来。
也该着事情蹊跷，吴佩孚电文拟好之后，尚未发出，一位老朋友请他去赴宴。并说“酒宴已摆好，只待大驾光临。”吴佩孚春风得意，正是处处显风流的时候，自然乐为。结果，酩酊大醉，竟把那张拟好了的祝贺张勋复辟成功的电稿当手纸用了。正是吴佩孚大醉躺在自己床上时，曹锟匆匆赶来，焦焦急急地追问贺电一事。
“子玉，子玉，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给张绍轩的贺电发了没有？”
大醉中的吴佩孚，神魂都出了窍，仿佛回到了老家山东蓬莱，又潦倒穷困地钻进一家烟馆，正因为无钱被人赶出来了。听得曹锟问电报，便糊糊涂涂，颠三倒四地说：“不发了，不发了，他要失败了，彻底失败了！还发什么贺电。”
吴佩孚在曹锟面前从无戏言。今天忽出此话，曹锟大吃一惊：“难道吴子玉能先知先觉？”再看看吴佩孚，却醉不醒事。曹锟便十分生气地走了。临出门还说：“如此行为，若有战事，岂不大误！”
北京龙旗挂出不久，张勋黄粱美梦正酣，段祺瑞便在天津附近的马厂举行一个讨伐张勋的誓师大会，并成立了“讨逆军总司令部”，一场讨逆大战展开了，曹锟竟被任命为讨逆军的西路总司令。
段祺瑞毕竟是北洋之虎，张勋复辟那阵子，他的国务总理和陆军部总长等职虽然被黎大总统给免了，可他手下庞大的皖系军队还是原封不动的，张勋哪里是他的对手，何况还有直系的相助。誓师会后，讨逆军一出，张勋就一败涂地，潜入荷兰公使馆去了。而刚扶上龙座的小溥仪，自然还得回到冷宫。
一场噩梦式的灾难过去之后，曹锟恍然大悟：“吴子玉不是凡人，此人今后必成大器！”据此，更加相信和依赖吴佩孚了。
曹锟一见吴佩孚来了，连寒暄也未及，便焦急地说：“子玉，出乱子了，你知道么？”
吴佩孚不惊不慌，只淡淡一笑，说：“不就是想把大权揽到他一个人手里么？没多大乱子出。”
“黄陂忘恩负义，向你我开刀了。”
“只能说举起。开不开刀的主动权尚不在他手里。”
“在谁手里？”曹锟急了，“在你，在我？你我都不是大总统呀！”
“他黄陂是怎样当上大总统的？他的靠山是谁？”
“如今他在位上，可以下令，令出可以法随。名正言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曹锟猛然出了一口气——心里明白了：“黄陂这只舟是用武力推上去的，用用武力，自然可以覆了他。”
玩了大半生武力的曹锟，今天竟忘了武力的作用。他击着自己的脑袋，暗暗自责：“嗯，不错。段歪鼻子（段祺瑞有个歪鼻子毛病，激动起来常歪鼻子，故有此外号）不是不可一世么？宝座比黄陂坐得牢。一动武他不是也乖乖地走了么？赶一个黎宋卿比赶一个段祺瑞容易多了。”曹锟轻松地一笑，对吴佩孚说：“好，就按你的意思，来它个兵谏！”
吴佩孚忙摇头说：“我何时说‘兵谏’的话了？这种事用兵不是上策。”
“你不是说‘水能覆舟’么？不动兵他黄陂会自动走开？”曹锟又焦急了。别看曹锟在官场上是老手了，可在智谋上，他却往往不得要领，有时只凭激情办事。比起吴佩孚，他还相差一筹。
见曹锟这模样，吴佩孚暗自笑了。“只知用兵！师出无名，又怎能收效呢？”他对曹说：“现在看来，不至于用兵。要让黄陂下台，有几个小动作就行了。”
“什么小动作？”曹锟不相信。
“找几人一同商量一下，就会有的。”
曹锟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沉默了好半天，他只让人把参谋长熊炳琦找来。
“润承”，曹锟呼着熊炳琦的雅号，把刚刚同吴佩孚谈的事向他简要介绍了一下，然后说，“就这事，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看如何？”
有“小诸葛”之称的熊炳琦，竟反问了一句：“大帅打算如何对待黎宋卿呢？”
“想发个通电，逼他自动离开。”曹锟直率地说。
熊炳琦对这个回答，同样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却把目光缓缓地转向吴佩孚，想听听吴佩孚的意见。他对吴是崇拜的，知道他会有好办法。正如吴平时的口头禅：“人说无有办法的事，我偏说‘吴’有办法。”于是，他转了话题：“玉帅，您的意见呢？”
吴佩孚摆出一副儒将的风度，慢条斯理地说：“中国的大权，最终是要落到咱们手里的。如何才能落到咱手？我想，还得考虑顺乎民心的事。古人说：‘理国要道’‘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连《晏子春秋》上也说：‘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照我看，无非是用明、暗两种办法，方能由近及远地实现一个长治久安的结果……”
吴佩孚慷慨陈词，把他的两套办法说得头头是道，使得曹锟乐得合不上嘴，声音洪亮地说：“好，好！这两个办法一个交给孝伯，一个交给润承。你们一个直隶省长，一个巡阅使署参谋长，一定能够妥妥当当地完成。”
吴佩孚的办法，也着实奸诈得很：先说那暗的吧，他让王承斌去拉拢国会议员，让议员不支持总统，使总统失去依托，继而刁难国务总理，逼着总理无法工作而下台。责任内阁没有总理了，政府自然瘫痪下来。这一步做得很顺利，黎元洪上台后的内阁总理是张绍曾，本来就是用他装潢门面的。国会和京城中一忽儿那么多人造他的谣言，说他的坏话，他无法理国务了，只好下台。张绍曾这边下台，曹锟那边便把直系骨干高凌霨推到代总理位子上，而高内阁又是只挂牌不理政，政府依然瘫痪下来，但表面上却有内阁总理。再说那明的，更厉害了——重新登上大总统宝座的黎元洪，并没有因为重登而大喜过望，总觉得双脚像踏在薄冰上，不知道哪一小步不慎，就会掉入冰窟中。五十八岁的人，虽然尚算不得老，但由于仕途坎坷，黎元洪不仅脸上过早地布满了皱纹，双眸失去了神采，鬓发也多些银丝，背也明显地驼了，行动起也不像前些年那么利索了。正应了那句“千愁万愁人自老”的话了。
黎元洪不容易呀！他是北洋水师出身，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以后，基本上是以湖北为根据地。由军中的管带、统领升为二十一混成协的统领。湖北是革命党的根据地之一，黎元洪却干了许多破坏革命党的活动，亲手杀害起义士兵。武昌起义之后，他却被推到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宝座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由副总统升任总统。不幸的是，他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为清朝退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第一次“府院之争”。利用张勋复辟，段祺瑞把黎元洪拉下马来。复辟失败之后，皖系军阀形势大振，段祺瑞假惺惺地让黎元洪再当大总统。黎元洪明知是假，竟说了这样一段话：“辞条之叶岂有再返林柯，坠溷之花焉能重登茵席。心胆俱在，面目何施。”
黎元洪真像“辞条之叶”再也未返“林柯”。
这是1917年7月的事，没想到事经五年，到了1922年直系军阀统管天下之后，硬是把他黎元洪拉出来再当大总统。黎元洪“不识相”，明明是当的曹直的大总统，却硬要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竟然连巡阅使、督军也废了，这不是跟自己儿戏吗？
但黎元洪却觉得“英雄”，觉得“当了一个硬硬邦邦的大总统”。
正当黎大总统自我感觉春风得意的时候，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和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一起来到总统府，“一定要见大总统。”
“他们？”黎元洪心里一惊。他和他们交往甚疏，这两个人又都是直系中的骨干分子。“他们上门干什么？”虽然不想见，但也不能不见。于是，匆匆到一个小客厅，等待他们。
冯玉祥和王怀庆进来，各自先行了个军人的常礼，然后同声说：“大总统好！”
黎元洪欠了欠身子，用手朝旁边的一排红木椅子指了指，说：“二位请！请坐下说话。”
冯王二人坐下。黎元洪依然心平气和地说：“二位匆匆来访，必有急事。请讲。”
冯玉祥望了望王怀庆，说：“请王司令代言吧。”
王怀庆并不推辞，欠了欠身子，作了作姿态，说：“大总统，我们业已面临大难数月了，万不得已，才来找大总统，企盼大总统能够体恤属下，给予解决。”
“有何具体难处？说出来，咱们共同商量解决办法。”黎元洪说。
“是这样，”冯玉祥站起身，笔直挺胸，又敬了一个军人礼，说，“我们两部的军饷，已数月不发了，官兵十分焦急，怨声四起。虽经数度说服教诲，怎奈大多官兵均有老老小小，家家嗷嗷待哺，实难采取更强硬的办法。恳请总统能拨出库存，以解燃眉之急。”
“数月不发军饷了？！”黎元洪精神一颤，“这怎么行呢？”他正想询问具体情况，忽有人来报：“总统府外来了许多军警，他们高呼口号，要活命、要吃饭。请问总统怎么办？”
黎元洪说：“劝他们先回去，他们的司令正在这里商量这件事呢。”
来人退出了。
王怀庆乘机说：“大总统，关于军饷一事，我们已经向您报告了，我们期望短时间能有个解决办法，以安定军心。外边既有军人来闹，让我们出去处理吧。”说着，和冯玉祥一起站起身来。
黎元洪想当几年“文治”的和平总统，生怕有人闹事，正为总统府外的大兵焦急着呢，一见冯、王二人主动要去排解，自然欢喜。忙说：“好好，好好！二位出去，必能解散。至于军饷一事么，我一定过问，一定过问。”
冯王二人退出去了，黎元洪顿觉轻松。其实，他根本就想不到这是逼他的一步棋——冯王出了总统府便钻进自己的汽车，一声鸣笛，便飞得无影无踪了。
总统府外，奉命来闹“军饷”的军警越聚越多，“要活命、要吃饭”的口号越呼越响，不大工夫，便把那条大街围得水泄不通，闹得天翻地覆。此时，黎元洪才感到问题严重。不见冯王二人的回音，再派人出去劝阻又毫无作用，他只急得团团打转，但急不出任何办法。
闹事的军警一帮一帮，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闹到入夜，而且从总统府一直闹到北京的大街小巷。满天星斗的时候，喧闹声竟充满了京城的各个角落。
“怎么办？”大总统急了。
驻在京城中的军警都是直系的队伍，黎元洪自然想到住在保定的曹锟。一个急电，“令曹锟火速来京！”想请他拿个办法。
在保定巡阅使署有些焦急的曹锟，正猜疑着吴佩孚为他的“明”着的一招棋是否见效时，忽然接到大总统来电，笑了：“黎宋卿应付不了了，我得进京。”
曹锟坐着他的专车，忽忽悠悠从保定来到北京，一头钻进了总统府。
黎元洪焦不可耐。一听曹锟到了，像似捞到了救命绳一般立即在小客厅召见。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召见，一个（大总统）是因军警困扰急求排除困围，一个（巡阅使）是因为急于实现自己的逼宫计划，两人都在争分夺秒，两人都在焦焦急急。一见面，黎元洪便双手拉住曹锟，有释重负地说：“珊帅，珊帅，可把你盼来了！”
曹锟也说：“大总统，我何尝不是急着想见见你呀！”
一阵热情之后，黎元洪还是先说出了心事。“珊帅，北京的情况你看到了吧，军警都叫着没饭吃。军队是你的王孝伯管辖，警察属于冯焕璋（即冯玉祥），你们得解决薪饷问题，不能任其饥荒呀！”
“大总统，”曹锟倒是平静得多，他只淡淡地笑着，说，“我也正因为薪饷事想向大总统报告呢。北京闹薪饷，保定比北京闹得更凶，我几乎无法来京了。”
“军饷怎么不按时发放呢？”黎元洪急着问。
“大总统应该问问陆军总长金永炎。问问他往下拨军饷了没有？”
“怎么会不拨军饷呢？！”
“此番来京，我也想问清楚这件事。”
——其实，黎元洪想问的问题曹锟是不必问的，军饷不发，他最清楚，就是他曹锟，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换内阁总理，早把政府架空了，谁也别想行使职权。财政总长无钱拨陆军部，陆军总长自然无薪饷拨给各军警总部。这正是曹锟想造成的局面。今天，这种局面造成了，他坦坦然然，高高兴兴，根本就无需再追问什么。
黎元洪把陆军总长找来了，陆军总长如实的表明“没发薪饷是事实”，但他不愿说出没发薪饷的原因。大总统却是恍然明白了，所以也没有追问，只冲着他挥了挥手，让他出去了。
陆军总长走了之后，黎元洪仿佛猛然间明白了许多问题，尤其是钱的问题——战争连年，国库空虚，几个银钱全在各大军阀手中，总理和各总长到哪里去弄钱呢？大总统本来想责怪曹锟一番，没想到曹锟竟给他带来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他无可奈何地对曹锟说：“珊帅，这么说来责任不在士兵。你抓紧做做说服工作，我也再跟陆、财两部协商一下，欠弟兄们的饷总是要发放的。”
曹锟心满意足，笑嘻嘻地离开了总统府。
曹锟没有去对士兵做工作，士兵的工作他根本不需去做。眼下最当紧的事是，他得迅速离开北京，他得迅速返回保定，以排除将要发生在北京的事情牵连上他……
曹锟走了。黎元洪望着他身影消失的那个门洞淡淡地笑了。“曹三傻子呀，曹三傻子，这方面的斗争我虽不一定胜了你，但你比段歪鼻子的手段差多了。”想着，便把面前曹锟未曾饮尽的茶杯端起来，手腕一用力，便把半杯残茶泼了出去，泼茶时几乎把那只汉白玉的茶杯也扔出去——因为是大内的器皿，他舍不得。
黎元洪转身要入内室的时候，有人匆匆来报：“大总统，北京城主要街道上的警察都罢岗了，全城秩序大乱！”
“啊？！”黎元洪吃惊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警察罢岗了。”
“为什么？”
“说是没饭吃。”
“不是正在解决么，怎么能罢岗呢？”
又有人来报：“大总统，不好了。”
“又有什么事？”
“大街小巷，五颜六色的标语飞满天，闹得人心惶惶？”
“什么标语？”
来人把在街上拣到的标语递给黎元洪。
大总统接过红红绿绿的标语一看，惊呆了：大大小小的标语几乎全是一个内容，同是一行字，那就是“黎元洪快快下野！”黎元洪的眉头一下锁了起来：“这是什么人干的？难道能是曹锟？不会吧。他要说的话我全让他说了，他要薪饷我答应给他解决，他没有理由再鼓动下边这样干。”黎元洪这样想着，自己摇着头。
他拿起电话，要警察总局。
警察总局要不通。
他拿起电话，要京畿卫戍总司令部。
京畿卫戍总司令部的电话也要不通。
“给我要总统侍卫队！”
“报告大总统，侍卫队电话也要不通。”
黎元洪这才感到“形势严峻了！”他皱起眉，深深地呼一口气，自言自语：“曹锟要赶我下野了。”他仰面无神地望望天空，侧身又听听大墙外的呼号，暗暗发狠：“曹锟呀曹锟，你今天这么迫不及待地赶我下野，当初又何必把我拉出来？你这不是在玩人么！”
就在此刻，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以“京城形势突变，职等无法控制大局，有失职责”为名，请求辞职。
中枢大乱了，京城大乱了。“怎么办？”黎元洪像当年武昌之役时一样，心急如焚，恨不得再来一次钻进床下。他急急忙忙离开总统府，又急急忙忙赶到东厂胡同他的私宅，想在家中召开一次文武亲信齐聚的紧急会议，来磋商一个救急的办法。
曹锟没有回保定。他的车子在京郊转了一圈便折回京城中，并且直开进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的官邸。王怀庆向他报告了部署情况，然后说：“黄陂太不自量了，京中那么大变化，他还死死恋着总统府，人说‘不见棺材不落泪’，他这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曹锟勾着眼睛沉思阵子，说：“黎宋卿官迷心窍，常常忘乎所以。要防止狗急跳墙，来个先下手，他会怎么样？”
王怀庆说：“军警都在咱们手，他没有多少办法。”
“别忘了，当初段合肥既是国务总理又是陆军总长，可谓权倾天下，还不是被黄陂给开了。黄陂厉害着呢！”
王怀庆笑了：“珊帅，别只管长他黎黄陂的威风。‘合肥’是被他免了，可是，到头来怎么样？‘合肥’只略施小计，便借张辫子的刀就把他从高位上拉下来。我们，我们……”
曹锟也笑了。“该怎么做，你们看着办吧。”
王怀庆说：“请珊帅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黎元洪回到家中，在书房刚坐下，便大声喊道：“来人！”
“大总统……”一个随员来到他面前。
“超快把李根源、韩玉宸他们叫来，我有急事找他们。”黎元洪发号施令了。
可是，随从站着不动，面色也十分难看。
黎元洪发怒了。“怎么不去呀？”
“大总统，您进来时没看见？”
“看见什么？”
“咱们家连门卫都换人了。”随员说，“门卫一换，便谁也不许外出……”
“那就打电话！”
“水电全部切断了。咱们院子与外界隔绝了。”
“什么？”黎元洪感到事情严重了。他锁起眉，就地打起转转。
正在这时，陆军总长金永炎和美国顾问福开森匆忙赶来。
“大总统，”金永炎一照面就说，“形势乱了，曹三傻子对我们发难了，咱们得采取紧急措施。”
“什么措施？”黎元洪问，“早就该有措施，为什么今天才想？”
“早就想了，只是京津地区，全在直曹势力范围之内，针也插不进。”
“现在能采取什么措施？”黎元洪急了。
美国顾问发话了：“大总统，是这样，我们想先请大总统躲一躲，安全第一。然后有了退步，再想对策。”
“往哪里躲？”
“想请大总统先到天津。”金永炎说，“而后，我再把李根源他们也请到天津。”
“曹三傻子已经先下手了，他让我出去？”黎元洪紧张了。
美国顾问笑了。“请大总统放心，我们美国人还是可以保证大总统行动自由的。金总长已安排好专车，我们最好现在就动身。”
黎元洪自己没有主张了，只好点头答应。
1923年6月13日，当红日刚刚坠到西山山顶的时候，大总统黎元洪在陆军总长、美国顾问及少数家人的陪同下，秘密地离开了东厂胡同，登上了陆军部的特备专列，偷偷摸摸朝天津开去。
黎元洪的专车刚开动，曹锟知道了。不，应该说，黎元洪一群人刚走出东厂胡同的时候曹锟便知道了。可是，他缺乏那种当机立断、忙而不乱的心胸，尚未来得及作出对付的打算，黎元洪已迅雷般地飞走了。曹锟只有慌张焦急了。焦急了一阵子，才忙着把吴佩孚找来，想请他拿个办法。
吴佩孚来了。吴佩孚听了曹锟的情况介绍，没有激动，平平静静地思考片刻，说：“珊帅，是不是把孝伯请来，听听他的意见？”
曹锟眉头一皱——他想：我是找你拿主意的，你又推给王承斌，王承斌是直隶省长，怎么问得了总统的事情——，好大一阵没说话。他心里明白，在总统问题上，他和吴佩孚有分歧；但在反对黎元洪废除巡阅使、督军问题上，二人意见却是一致。所以，驱黎也成了共同目标。“吴佩孚为什么不表态，把事情又推给了王承斌呢？”曹锟想不准。他只好说：“我已给孝伯打过电话了，他马上就到。”
吴佩孚为什么要把这事推给直隶省长，他自己不去处理呢？吴佩孚也有他的想法。驱黎是当前直系的大事，驱黎成功之后怎么办却又是直系中的大分歧。曹锟急于驱黎，是迫不及待想当总统，他不会等待全国统一、直系势力牢固。吴佩孚仍然感到时机不成熟，此刻据有大位，是“空中楼阁”。此事如果让王承斌去做，将来无论进退，吴佩孚都给自己留下了退步。直隶省长兼督军的王承斌来了。王承斌一见曹锟和吴佩孚便说：“黄陂跑了。跑得好！”
“跑了有什么好？”曹锟说，“他还是总统，跑到任何地方，都是一样。”
“他会逃跑，咱自然会有对付逃跑的办法。”王承斌不像吴佩孚想得那么多，吴佩孚是儒将，办事总讲究个“名正言顺”，讲究个“非礼不为”。直隶省长只照着自己想法去干。
“你有办法？”曹锟心中无数，“比如说，黄陂是大总统，大总统印他全带着。”
“老帅请放心，”王承斌胸有成竹，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只能去天津，天津还在我手中，自有办法。”
“好，好，你抓紧去办。”曹锟轻松了。不过，他还是转身又问问吴佩孚。“子玉，你的意见呢？”
吴佩孚一见直隶省长大包大揽下来了，也轻松地说：“兵贵神速。孝伯既有通盘打算，就要立即实施，免得夜长梦多，留下后患。”
“那好，我将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天津。一切都会办好。”说着，王承斌退了出去。
果然，王承斌一边通知京畿卫戍司令部转告北京铁路局，要他们控制黎元洪的专车速度，一边乘上最优良的汽车赶往天津。一场激战在天津车站发生了……
直隶省长、督军王承斌赶到天津的时候，黎元洪的专车尚未到达。他把部队安排好，车站内外又设置了岗哨，然后带领随员便坐进车站贵宾室。
天津车站，静悄悄的，没有进站的列车，连往外发送的列车也暂时停下了；站台上下，除了技术很强的人员之外，昔日那种人流熙攘已不见了。黎元洪的专列像一头猛狮轰隆隆地开进来，当他领着中外随员轻松地从车厢里走下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立在月台上等他的竟是省长、督军王承斌！
“大总统好！”王承斌彬彬有礼地迎上去。
“是你？！”黎元洪立即沉下脸来。
“没想到吧。”王承斌口气逼人。
“我从来都不愿意这样想。”黎元洪立在车门下，颇带怒气地说，“请你不要妨碍我公务行动。”
“接到北京训示，大总统无故离京，已表明自动谢职，”王承斌依然恭敬地微笑，“这样，即请把总统印件暂时交出来。”
黎元洪怒了，他瞪起眼、挺起胸，暴跳着说：“我是大总统，我为什么要交印？截车夺印，是何居心？”大总统说话的声音虽尚洪亮，但也能明显地听出，那语气却缺乏底气了——原来他在说话的同时，目光已经把车站上下左右窥视了一遍，他发现通道上、列车首尾、站台内外，布满了军戎整齐的队伍，而且全是曹锟的部下，他心里吃惊了。那岁月，所有玩兵玩权的人都明白，一切权和威，都是搭在强兵之上的，只要有几师兵力在手，不管你是人还是鬼，照样有地位、照威风；失去军队了，你又陷入别人的军队包围之中，哪怕你有三头六臂，纵然身上依旧披着龙袍，你也得乖乖地当“孙子”。黎元洪感到了一身“单薄”，感到他已成了“孙子”，他叹息着、摇着头，说：“当初要我当大总统的，是你们直系；今天逼我出走又截车夺印的，又是你们直系。你们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难道就不怕别人谴责么？难道就不顾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么？”
王承斌笑了。“大总统，你别忘了‘此一时，彼一时’嘛。当初要你当大总统，那是完全正确的；今天向你要大总统印，也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潮流，这就是时局。轮到你，你也是这样做。”
黎元洪不再答话，眼睛和嘴巴一起闭上——眼前这种形势，黎元洪是有所预见的。离京前两天，他把姨太太黎文绣安排到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住院”去了，并且随身把大总统印件带了去。他想在万不得已时便到租界内去行使大总统职权。然而，他不曾想到事态发展这么快，以致他离京时连向姨太太告别一声也未及，只是，总统大印还留在法国医院黎姨太身边。王承斌逼印，给是不给？黎元洪此刻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思索乱，通身燥。他想：交印，无疑是宣布自动下野。下野的滋味黎元洪是领教过了，那是1917年7月张勋复辟之后，他便是从大总统宝座上被逼下来的。下来了，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现在，他有点后悔，后悔不该“再返林柯”。不交印呢？眼睁睁在天津这片不着天地的车站上再无路走。黎元洪山穷水尽了，猛然之间，他领略了官场上的险恶。沉默有时，他转身对身后的副官唐仲寅说：“去，打个电话给法国医院，让姨太太把大印交给高凌霨。”
唐仲寅应了声“是”走出去了。
王承斌却不放心，他说：“请大总统先到休息室休息，待孝伯安排一下，再送总统出去。”
黎元洪明白，王承斌不是做什么安排，而是以他作为“人质”。大印不到手，人质是不放行的。他叹息着，只好被囚进一个“休息室”。
住在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黎文绣接到天津电话，知道大事不好，只好将大总统所有印件悉数交给代理国务总理高凌霨。
黎元洪总算又当了一次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虽然只是昙花一现。在常人眼中，有一现总比没一现好。
不过，黎元洪虽把总统印交出了，能否走得利索，尚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