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彻底打击了汉朝统治的，是张角发动的黄巾民变。
关于起事过程，很多书里都会提到这么一件事：
在起事前夕，张角的手下里有个叛徒向朝廷告密。朝廷立刻展开了对黄巾军的抓捕，所以张角不得不提前起事。这事有史可查，《后汉书》里就是这么写的[1]。
但就在这么一个几乎没争议的小细节里，却有一个大漏洞。
我们先学个小知识。
中国古人有一门叫做“谶（chèn）”的学问。
“谶”就是预言的意思。有的谶用图画画出来，有的谶用文字写出来。
用图画表示的，叫“图谶”，比如《推背图》。
用文字写的呢，叫“谶语”，比如《烧饼歌》。
我们有个成语“一语成谶”，意思就是：说了一句不吉利的话，结果一不小心就应验了，成了“谶语”了。
古代人科学知识不发达，所以很容易相信预言这东西。就像古代欧洲遍地都是“先知”一样，中国古人也特别相信“谶”。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在起兵之前，社会上就流行着“刘秀当为天子”的预言。有一位王莽朝廷的重臣刘歆，还特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秀”以迎合这句谶语。结果这位“假刘秀”兵败身亡，“真刘秀”却如谶语所说，当上了天子。
这事看上去很神奇：难道古代真有能预言未来的方士？
说穿了其实很简单。
王莽末年天下大乱，有很多政权起兵造反。其实每个政权下面都有几个预言家，造些本政权的领袖注定当天子之类的谶语。不仅有预言刘秀当天子的，还有预言“刘三”、“刘四”的。这是个无本万利的买卖：要是预言家依附的政权失败了，预言家一跑就是。可万一要是夺权成功，这预言家就成为一言兴邦的国师啦。
所以最后无论是哪个政权上台，总能有一条谶语能应验。
而且因为王莽抢的是西汉刘氏的皇位，当时又有很多刘姓的大贵族，所以那时关于刘姓的谶语特别多，有人预言“刘秀”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呢，刘秀这件事还是有点特别的地方。按照史书的说法，这句谶语在刘秀起兵之前就已经流传开了。最后能应验，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
正因为有了这个巧合，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刘秀在登基以后特别相信谶术。他“宣布图谶于天下”[2]，把谶术列为东汉帝国的官方学说。甚至根据图谶的指示来升降官员，分封王侯。
有了朝廷的推崇，有了本朝开国之主的亲身证明，所以在东汉时代谶术非常流行，老百姓都信[3]。
谶术这事跟张角有什么关系呢？
张角为了给自己造势，也利用了谶术。他给自己编造了一条谶语，就是很有名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关键是，既然这句谶语是造势用的，所以不是在起事之后喊出来的，而是在起事之前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连起事的时间也清清楚楚地写在里面了：“甲子”。
更为夸张的是，起事前夕，黄巾党人在首都和各地政府的大门上都用白土写了“甲子”两个字[4]。
这种行为，就如同今天有一帮劫匪，抢银行前先到处嚷嚷：“礼拜三我们可要抢银行了啊！”这样还觉得不过瘾，又在那家银行的门上写上了大大的“礼拜三”三个字，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说，黄巾军这么明目张胆的造反法，算哪门子的“密谋”呢？不需要叛徒举报，早就应该被官府抓起来了啊！
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漏洞了。
不仅如此，还有更夸张的：
其实早在黄巾事变三年以前，东汉皇帝就对黄巾军的动态一清二楚！
三年前，皇帝刘宏就接到帝国军事总司令的报告，说有个叫张角的道士信徒太多，对帝国是个威胁。
总司令还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案：
先让各地官员调查当地百姓籍贯，把外地人都送回原籍。这样黄巾党人就不能聚众集会了。然后再秘密逮捕张角，就可以不动声色地解决问题。
这个方案先釜底抽薪，再擒贼擒王，看上去很靠谱。只要皇帝刘宏当时能同意这个方案，恐怕历史上就不会有黄巾民变这件事了。而且类似的报告几次三番被提出，直到黄巾军起事的前一年还有。但刘宏都没有理睬。
在我们看来，总司令的报告已经把黄巾军的危险说得非常清楚。刘宏不予理睬，只能说他糊涂透顶。
然而不仅是皇帝糊涂，政府官员也一样。
张角搞社会活动，目的是收罗信众，所以他的活动是公开的，地方官都知道。但是很少有官员认为黄巾集会是件危险的事。
有些官员天真地觉得，张角给人看病、劝人向善，这是好事嘛。有的官员甚至和太平道交往，替道徒掩盖一些小罪行，还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等黄巾事变之后，这些官员都因为牵连受到了严惩。
以咱们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官员随意结交乱党，政治水平实在是太幼稚了。张角的活动已经这么明显了，为什么上到皇帝，下到群臣，整个汉帝国就没几个人对黄巾军产生警惕呢？
这是说，古人都是笨蛋吗？
不能这么想。
古人并不笨，因为人性亘古不变。我们今天见到的人世百态，和古人们见到的没什么不同。所以古人为人处世的经验，和我们也就没什么不同。
而且古代的权贵和官僚，大多是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政治精英，都是玩人际关系的高手。他们对人性的见解应该比大部分现代人更高一筹。否则现代人也就不会忙着从三国里学什么权谋了。
可是，如果古人不是笨蛋，那为什么面对黄巾军的时候，全国除了一两位官员外，全体官员都表现得极为幼稚呢？
【二】
要解答这个疑问，得从一个貌似无关的问题说起：
在古代，农民军领袖如何征募民众，组织军队？
这个问题中学的历史课本没有讲过，就简单地说当时灾民遍野，所以就战乱四起了。
要我们去想象这场景，似乎就是历史课本里的插图那样：农民军领袖站在广场上“振臂一呼”，喊几句振奋人心的口号，背后就是旌旗招展，应者如云。
但这场景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是因为在古代，农业人口是兵员的主要来源，但农民不集中生活在城镇里，而是散布在广袤的田野之中。
古代人口稀疏到什么程度呢？
黄巾起义的中心，张角的家乡巨鹿在当时算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就在黄巾起义爆发40年前，巨鹿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约72人[5]。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所普通中学那么大的面积里，平均只有一个半人。
而且注意，这72人是所有人口，其中青壮年男性只能占一少半。而且这72人还包括了城市人口在内，农村人口会更少。而且朝廷还要向每户居民征调壮丁，派他们服兵役和劳役，那么平时村子里的壮丁就更少了。
而一个农民军领袖“振臂一呼”，扯着脖子使劲喊能喊多远？这一嗓子能有10个壮丁听见就了不得了，其中愿意跟他玩命的就更少了。
不仅人口稀疏，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技术也很差。
古代没有电视电话，商贩也很少，农民很难知道几十里地外的事情。所以你别想农民领袖这边一号召，隔壁几个村子的农民就能主动出来当兵。
农民领袖要是主动深入村庄也很费劲。因为古代没有平坦的马路，牲畜也很宝贵，这位领袖在茫茫大地上走上一天，能访问几个村庄？
您或许会问，征兵这么困难，那古代政府又是怎么征兵的呢？
我们印象里，官府征兵似乎就是《石壕吏》里描写的那样：恶霸似的差役一脚踹开老百姓的家门，把壮丁生拉硬拽的抢走，押送到军队里就算完成任务。
其实也没那么简单。
最大的困难是，朝廷和地方相距十万八千里，交通和通讯都不便，朝廷怎么能防止地方官员瞒报征收的壮丁和赋税呢？
说白了，地方官从百姓那里抢来了壮丁和钱粮，却向朝廷瞒报税收记录，只上交了一小部分，把大部分所得都中饱私囊，那朝廷该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是朝廷亲手掌握所有纳税人的信息。
所以从秦朝开始，中国就实行了遍及全国的户籍制度。每一户居民的人口、年龄、耕种土地等赋税信息，全都在政府登记造册。地方官还要负责每年更新户籍资料。
政府征兵征税，就按照这些户籍记录来征。
这方法说的容易，却需要大量的调查和文案工作。
东汉帝国从朝廷到州、到郡、到县、到乡、到里，养了多达数万名官员，才能完成这套繁重的工作。
要这么多政府部门同时工作，还需要配备一套庞大的管理系统。
另外，还要考虑到古代交通极不方便，运输成本很高。再加上地形复杂、道路崎岖，无论是粮食还是壮丁，运输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食物。
为了在政府部门之间传递政令，还需要一套价格高昂的通讯系统。这套系统需要在国家的主要干道上，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处传递文书用的邮亭[6]。邮亭要准备食水、马匹、常驻邮政人员。还要有一定的士兵负责周边的治安。该系统同样耗资巨大，非一时一刻能够建立。
只有拥有以上这些条件——庞大的文官集团、成熟的管理制度、价格高昂的通讯系统——一个古代政权才有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部队。
这些东西农民军都没有。
农民军唯一快速召集军队的机会，是在出现大规模流民的时候。即便是流民也要受制于交通不便，也有很强的地域性。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军常常带有“席卷”的性质：在一个地区收集完流民和钱粮后，立刻奔向下一个地区，经过不断地奔袭才能越滚越大。
我们历史课本由于过去强调阶级斗争，常常夸大农民起义的影响。其实，秦末的陈胜吴广，王莽末年的绿林赤眉，这些农民军刚起事的时候都不过只有几百几千人，都是经过了成年累月的积累，才慢慢壮大起来。而上来就能拥有大规模军队的反政府武装，无一例外，都是由那些早已驾驭文官系统多年的贵族们组织的。
说白了就是，在汉代，王侯贵族、刺史太守叛乱最可怕，上来就能组织上万上十万的叛军。而农民造反，起手不过几百几千人，根本不叫威胁。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汉朝官员对于黄巾军的“幼稚”反应了。
汉朝官员们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只会警惕贵族的叛乱。农民叛乱呢，不过几百几千人，临时剿灭也来得及。
实际上，在黄巾军起事前夕，东汉帝国的行政力量正投入到抓捕“党人”的行动中。所谓“党人”，是一些有大家族背景的知识分子、帝国的政治精英，他们才是朝廷最为警惕的对象。
和这项大任务相比，关于张角的报告就不值得一提了。
另一件事可以佐证这个结论。
张角被手下告发后，朝廷终于开始抓捕黄巾军。按照《后汉书》的说法，朝廷的行动是这样的：
皇帝给帝国总理和首都警备司令下命令抓捕黄巾党。但这些人没亲自去抓，只派了一个首都园林局局长，让这个局长带着国务院警卫班，在皇宫、政府机关以及民间搜寻黄巾党人，杀了一千多人。又到张角的家乡河北省去抓捕张角本人[7]。
您听明白了么？东汉朝廷最后是派了一个在首都地区管理园林的小官儿，带着负责警卫的非正规部队，就在首都附近搜索黄巾军。一共才抓了一千多人。
而在八年前，在抓捕政治精英“党人”的行动中，皇帝的反应是“诏州郡”。也就是下诏到全国所有的州、郡，在全国范围内搜捕。
两件事一比，就看出朝廷并不是对张角视而不见，而是对民间叛乱根本提不起重视。就算事变发动的时间都写在政府大门上了，就算参与者都主动举报了，朝廷还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地区性的小事件。抓抓皇宫、政府里的叛乱分子，别让皇帝本人有危险就行了。
全国性的叛乱？朝廷想都没想过。
然而，朝廷错了。
据估算，黄巾军的规模达到了30到40万人，势力范围牵涉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人数，和汉朝鼎盛时期，倾举国之力北伐匈奴时的军队数量是一个级别的。和陈胜吴广，绿林赤眉起手时的几百几千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惊讶的不是黄巾军的战斗力：这几十万人缺乏组织、训练和装备。在战争打响之后大多各自为战，毫无章法。
让我们惊讶的是张角的组织能力。这么庞大的军队并不是在起事后靠战争、收买和掳掠一点点聚拢起来的。而是一起相约蛰伏在和平年代。这么多人都愿意为领袖保密、冒险，自觉服从号令，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讲，黄巾事变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张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民间活动家。
但是问题回来了：为什么前人没能做到的事张角做到了？为什么在张角之前的农民军全都是几百几千的规模，张角却能一次性组织起几十万人的超级大军？
在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的情况下，张角是靠什么穿越了广袤崎岖的中华大地，把几百万平方公里内的几十万没有文化的百姓聚拢到同一面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