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母早丧，父亲继娶后所生子女，与我年纪相差过远，不是我的玩侣。父亲一生吃的是洋饭（直至九一八事变，他一直在中苏合营的中东铁路理事会任职），却一心要我受诗云子曰教育。在举家迁回北京后，不过几年，日寇又接踵而至。世道乱了，父亲为我请了家馆老师，我被禁锢在四堵高高院墙围绕起的庭院里，上午听老师讲读《论语》《孟子》，下午一个人枯坐在一张大硬木写字台前边，背书、临摹字帖。长昼寂寂，我竖起耳朵聆听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各种音响。
卖奶酪和果子干的小推车，走进胡同里来了。车轮吱吱呀呀地由远而近，最后停在院墙外边。卖果子干的老武头拼命敲击两只小铜盏，声声敲到我心坎上。后来小推车走了，我又听到一阵阵鸽哨的声音。一群鸽子在不远的地方往返盘旋，哨声一阵松一阵紧。低飞时，连鸽子扑动翅膀的声音都清清楚楚传到我耳朵里。我欠起身，伸长脖子向玻璃窗外望去。我看到的只是一块被遮断的方方正正的蓝天，蓝得叫我心里发空。
我勉强把目光拉回到摊在书案上的《论语》上，但是刚背会两行，就又神不守舍地再次倾听起来。这次我听到的是从正房传来的断断续续的鼾声，父亲午梦正酣。我觉得自己有权利活动一下。我该上一趟厕所了。
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屋门，直奔小后院。厕所在后院的一侧，但我却奔向另一侧。这半边院子沿后墙有一个土台，土台上长着两棵松树，松树根下有几个蚁窝。我俯下身，仔细观察小蚂蚁的活动。今天没有蚁群列队交战，它们都在单独行动。我看它们如何伸动触角，互相传递信息，看它们如何结成互助组，搬运一只大肉虫。后来我不甘心作壁上观了，也要参加它们的活动。松树干上趴着几只苍蝇，正在阳光下得意地搓手搓脚。我屏住呼吸伸出一只手，灵巧地一抓，就把一只苍蝇活生生抓在掌心。我把苍蝇的翅膀扯掉，使它变为爬行动物，掷在蚁窝边。之后就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苍蝇奋力挣扎，但还是被三四只蚂蚁合力拖走了。我又抓住另一只飞行动物，这次只扯掉一只翅膀，搏斗就更加剧烈了。如果把苍蝇的两只翅膀各扯断一半，它还能做短途飞行，就会有几只蚂蚁被带到空中遨游一番。这一游戏持续了大半个钟头，直到前院传来父亲的咳嗽声，我才慌不迭地离开战场，重新端坐在书桌前面。
我开始临摹字帖。每天我要写十张毛边纸的大字和小字，但在我写完四五张以后，便把字帖推在一边做我的游戏了。我有一块当镇纸用的书本大小的厚玻璃，我开始在玻璃上胡乱涂画。画小人，编写歌谣短句。趁墨迹未干的时候，我把一张白纸在上面一按，就印出一张书页来。随着实践，这个游戏不断改进。我不止练习写反体字（这样印出来就是正的了），而且用圈点古书的朱墨做套色印刷。“印刷所”运转起来，我开始编书。《三字经》的前几句本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认为毫无意义，就把它改成“人之初，居无屋，采野果，猎狐兔”。在我的第一本“著作”尚未完编的时候，我的“印刷所”被查封了。那天，父亲偶然闯进来，发现我正埋头于第二职业，于是全部非法印刷物都被没收了。
我又转入一种更隐秘也有些神秘的游戏——画符咒。我从院中葡萄架上摘下一些肥厚的大叶子，偷偷拿进书房，模仿一本狂草字帖，刻上无人能辨认的草字，然后加上我要表达的心愿——祝词、诅咒和愿望。每天我都有一个或几个愿望。盼望父亲外出赴宴，半天不回家。盼望能在街门口碰到邻居家的小津姐，她能主动和我搭几句话……我的祝愿和诅咒并不多，因为那时我的世界极小，爱的人只有一个——我的祖母。我要诅咒的敌人常常变换：这一天是厨子老郭，他无缘无故地踢了我心爱的小黄狗一脚；另一天是卖果子干的武头，他没有在我买的果子干里放上我爱吃的藕片。经常受我诅咒的是一个姓夏的家馆教师，这人当面夸奖我，背后又向父亲告状，说我读书不专心。我在葡萄叶上郑重其事地刻上咒语：“夏某三日内必遇横祸。”我对刻好字的葡萄叶顶礼膜拜一番，就虔诚地把它藏在一个神圣处所——供在柜顶上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牌位下面。我一边朗读“学而时习之”，一边斜眼盯着牌位，看那上面是否会突然闪出一道电光什么的。
父亲是大神，是我既无法爱又不敢恨的人。他的命运是卑微的我不能左右的——祝愿与诅咒都毫无用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这样威力无边的势力。对这些势力你只能老老实实，俯首帖耳，稍有不慎——且不说争辩与反抗——你可就要倒大霉了。
童年早已逝去，但童年的这些幼稚游戏有一些却伴我终生。它们以各种衍生的变体——简单化、复杂化，辅以成人智慧屡屡在我生活中出现。寂寞的时候我玩各种单人游戏；行动自由被剥夺时，我在头脑中进行创造；命运攸关时刻，我借助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或符号占卜未来。人到中年，我又一次被投到一片空虚里。我被关进四堵围墙禁锁的小屋里，面对一本宝卷——这次是一本远比《论语》更为神圣的经书，需要我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我倾听着外面世界传来的音响，不是鸽子的哨音，不是卖果子干的玎玲的小铜盏，而是呐喊、厮杀和辱骂。我叹了口气，开始心平气和地重又玩起我的童年游戏来。
千里负笈记
一、告别大学生活
日历翻到1943年，我已经在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那时北京还叫北平）生活了十余年。在日寇铁蹄下，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最困难的是粮食，一般人家，吃饭不得不搭着“混合面”，一种用豆饼、高粱、花生壳等磨制成的粗粮。我家在我父亲去世后，幸好留下大小几处房子，靠“吃瓦片”（出租房屋）还买得起细粮，生活尚能温饱。1942年秋季，我考入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西语系，这时第一学期已近尾声。我在大学学习还不错。英语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有些底子，一有闲暇，我就到图书馆去看英文书。我喜欢文学，耽于幻想。在西语系一年级的几门课程中最爱听的是文学界老前辈李霁野讲授的世界文学史。李老师早年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同鲁迅有过交往。课堂上他为学生开启了一座座文学宝库，从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讲起，一直到中世纪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开英国文学选读课的英千里老师是辅仁大学创办人英敛之的长子。英家全家人都信奉天主教，英千里十几岁就由一位神甫带到欧洲，后来在英国伦敦大学毕业。他精通英、法、拉丁文几种语言。用英语讲课，语音纯正，征引繁富，充分显示出他的博才多学。给我更深印象的是他在课堂上毫无顾虑地抨击日本对华侵略，并不时传达一些抗战信息。在敌伪严密控制下，英老师这样做需要很大勇气。在他选读的文章中，有一篇H.G.威尔斯写的《盲人国》，引起我对科幻小说的兴趣。《隐身人》《时间机器》和《莫洛博士岛》日后都成了我爱读的小说。“四人帮”倒台后，我译了英国温代姆的《呆痴的火星人》，阿西莫夫的《低能儿收容所》几篇科幻小说，同早年爱读科幻不无关系。
我有一批喜爱文学的朋友，有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也大言不惭地谈论各自的抱负。我想当个文学家，平常也胡乱写些东西。那时候我正痴迷于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曾借用他的几首曲名，练习创作。《南国的玫瑰》写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一个意大利少女的短暂恋情。《蓝色的多瑙河》也是写中国留学生，假期中这个中国青年沿着多瑙河漫游，经历了种种奇遇。若干年以后，我读毛姆的小说《刀锋》，发现书中主人公在德国浪游的某些情节，竟和我的虚构很有几处近似的地方。我深知自己的幻想式练笔文章一文不值。我对社会现实毫不了解。艾芜的《南行记》，高尔基的《在人间》《俄罗斯浪游记》强烈地吸引了我。我渴望走出家门，在外面广大的世界混迹于千百万普通人中间。抗日战争烽火连天，中国人正在受难。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战火洗礼，如果幸免于死，倒也是难得的经历。不管怎么说，我对大学生活感到有些厌腻，我渴望走出去看一看外部世界，看一看中国的另一面——一个真实的中国。
早在入大学前我就开始盘算出行计划，如何离开敌伪统治下的北平。我同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也常常议论此事。一个在北平师范学校念书的同学介绍给我一个同重庆方面有联系的地下工作者。这人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我常常同他约好在北海公园见面。他每次都给我讲解抗日战争形势，青年人奋斗的方向，等等。后来见面的机会多了，自然也谈到青年人渴望离开沦陷区，参加抗战的事。我问他有什么路子可以去后方。他说有，但要冒风险，而且要等待时机。他告诉我有两条路离开敌伪统治区：一条走东线，经河南商丘；一条走西线，经河南沁阳。前一条是通商道路，来往人多，行路的时间长，花费大，有时还会碰上盗匪滋扰。后一条路程短，但要轻装上路，还要事先安排，找向导带路。我对是否辍学出走，很长时间犹豫不决。这一话题在同那位地下工作者会面时虽然还不断提及，但一直没有深谈。直到最后我去意已定，而且大致定了行期以后，他才透露给我上路的一些细节：具体路线，何处换车，下车找何人联系，直到行路的一些注意事项——该带什么（后方缺少的物资），不该带什么（书籍、文具、证件和一切可能暴露学生身份的东西）。他还给我讲了一些“那边”的情况，好的和坏的，希望和困难。“那边”一词是指我国未受日本人蹂躏的领土，是指人民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我渴望光明，渴望自由。在北平大学里念书，生活虽然还算惬意，但却感到窒息。更何况这里到处插着太阳旗，国土已经变了颜色，叫你随时随地都有生活在屈辱中的感觉。除了我的书，这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1943年春节前十几天，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我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卖给同学，又从家里要了些钱，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一趟南行列车。火车驶出车站，我向灰色的古老城墙和角楼挥手告别。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是个未知数。我只知道自己将要走进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山水、人物、粗劣的饮食、鸡毛小店……或许还有枪林弹雨。什么我都准备迎受，也愿意迎受。虽然有些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恐惧，但新鲜感支撑着我。想到我的那些可怜的同学正在吃力地背诵课文，准备期终考试，而我却坐在火车上旅行，我感到宽慰，甚至幸福。上帝给了我眼睛是叫我看东西，给了我双腿是叫我走路。我现在就在使用它们。我刚刚迈出生活的第一步，今后我还要看得更多，走得更远。当时我的思想虽然还模糊不清，但在潜意识里，已经逐渐定出终生遵循的生活准则了。
二、走进人间
地下工作者给我详细介绍了投奔“自由”的路程。先是买一张平汉路火车票到河南新乡。在新乡换车乘一条支线去沁阳（旧怀庆府）。在火车到达终点前一小站下车。找车站上一位某姓工作人员。他会带我到一个小村子。那里有人接应我，为我办手续，安排下一段行程，给我开路条，换钱（把敌伪区使用的储备券换成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的法币），再找一个向导。从此步行向南大约走两百里路，穿过伪军把守的炮楼，走过一段兵匪不分的三不管地带就到了黄河边。黄河彼岸就是我向往的自由天地了。我按照地下工作者的指示，乘车到了新乡。天色已晚，我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家客栈安歇下来。夜里辗转不寐，生怕军警到旅馆查房。幸好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车站去买到沁阳的火车票。站前广场上人很多，大多是到城里找活儿的农民和闲汉，看见有人要乘车他们就过去帮助你提行李，找不到活儿干的人就向行人乞讨。我在这里上了生活的第一课。刚在食摊上买了一块大饼，准备当早点，就有一只脏手从身后伸过来，一把把我的早点抢走。还没等我缓过神来，这人已经“呸、呸、呸”地在大饼上吐了几口唾沫，断绝了我追还的念头。我只好掏钱又买了一份，而且牢牢地把大饼揣在怀里。这次没有人来抢，却有四五个衣不蔽体的孩子向我伸出肮脏的小手，求我把大饼分给他们一点。我把买饼找回的一把零钱扔给他们，逃出重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