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所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意思是说，要想成就君子之道，要先从妥善处理夫妻关系开始。儒家认为，做君子，行君子的忠恕之道，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从夫妇之道开始。如果对妻子都不能行君子之道，对外人就更不可能了！所谓的齐家也不过是正确、稳妥的处理夫妻关系，只要处理好夫妻关系，家庭自然和睦安定。明清之际的唐甄认为，人伦之道从夫妇之间的相互尊敬与和谐开始，“敬且和，夫妇之伦乃尽”。而当时的人伦不明，“莫甚于夫妻”，“人而无良，至此其极”。针对此，他提出：“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枢也。五伦百行，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不恕于妻而能恕人，吾不信也。”“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唐甄解释恕道为“君子善世之大枢”，这符合孔子的思想，也符合当今普世伦理所谓“道德的黄金律”。唐甄提出“五伦百行，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这是恢复了儒家所重视五伦或三大伦的“自然顺序”，符合《中庸》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的思想，恕道的推行是从夫妇之伦开始，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都应该遵循忠恕的原则。
“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故事就体现了宋宏的君子风范。光武帝有一个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独居宫中，终日抑郁寡欢。光武帝很敬爱这个姐姐，想在大臣中再为她找个丈夫，故意与她谈论朝中大事，顺便谈起大臣们的人品、言行，想看看姐姐的心意如何。湖阳公主说：“依我看，朝中所有大臣，人品、才学、气宇都不及大司徒宋公！”光武帝知道了姐姐对宗弘有爱慕之心，就告诉湖阳公主，想把她嫁给宋弘。公主听了，又羞又喜，却也欣然答应。光武帝一心想促成这件事。但是，宋弘是有妻室的，公主当然不能给人做妾。所以，若要把公主嫁给他，只有让他先把妻子休弃了才行。光武帝一心想促成这件事，特别安排，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之后，然后召宋弘入宫。谈完了公事，光武帝闲闲的提起：“有句话俗话说：‘人，有了地位就换朋友，有了钱财就会换妻子’，你觉得这是不是人之常情呢？”他的本意是想试探宋弘的心意；如果宋弘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就可以往下谈，要宋弘休妻，当湖阳公主的“驸马”了。没想到，宋弘神色庄重的回答说：“我所知道的，与陛下说的不尽一样。我只听说：贫贱时交的朋友，是绝不可以忘掉的。曾陪你过穷困日子的妻子，也是绝不可以抛弃的！”光武帝听了，只好跟湖阳公主说：“这事办不成，你还是死了心吧！”而宋弘的这句话，却留了下来，成为后世君子的人格指标。君子应该“勿厌故，勿喜新”。物质、人情皆有新旧，喜新厌旧，就会造成浇薄寡恩的风气，所以古人曾说：“与其结新交，不如敦旧好。”宋宏回答光武帝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正体现了一位谦谦君子的德行，能坚守婚姻，不喜新厌旧，攀附权贵的品质。
儒家提倡，夫妇之道要以“恒”为训，以“和”为贵！“恒”更就是要忠于家庭和配偶，保持夫妇之间的恒久不变关系，切不可朝秦暮楚，朝三暮四！“和”就是琴瑟和谐，夫妻恩爱，永结同好。《周易·序卦传》云：“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可以看出，“恒”是夫妇本来就应该遵守的本分。人们经常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等成语来祝福新婚夫妇，可是怎样才能做到夫妇关系的恒久不衰呢？儒家认为“相敬如宾”是夫妻关系保持永恒的重要条件。
《礼记·文王世子》中说夫妇之间应该“爱之以敬，行之以礼”，夫妇之道，在于“上床夫妻，下地君子”，“相敬如宾”，礼义相待，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能达到历久弥新的效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距离产生美。中国旧式婚姻，主张门第相当，才貌相配，有老成的人为之主持，结合之后，又主张亲而不狎，相敬如宾；这样，婚前既有相当的客观的条件做保障，婚后又有一些培植的功夫来维持，旧时夫妇关系的所以能历久相安，这些显然是原因的一部分了。“相敬如宾”是一个原则，其目的是以适当的距离添加彼此的思慕，增加美好的想象，从而起到维持婚姻长久的作用。相传金圣叹曾经把妻子送回娘家，过上一段时间，又鼓乐喧阗的用花轿把她抬回来，这虽未免过于轻忽，但就“距离之美”而言，还是可以接受的。”上床夫妻，下地君子”就是对这个原则的注解。
梁鸿、孟光夫妇的故事堪称“相敬如宾”的典范。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梁鸿年少入洛阳太学受业，博览群书，学问渊博，后归故里。乡人仰慕梁鸿为人诚信，品行高尚，竞先前来议婚，但他不愿轻娶平庸之妻，一一谢绝。孟家有一女，体肥面黑，三十不肯出嫁。父母问她缘故，答曰：“必得梁鸿寻样的贤士方才嫁”。梁闻其言，心中称奇，遂聘娶为妻。孟女深知梁鸿有隐居之志，便穿上布衣，向丈夫表白自己能吃苦，愿与之隐居。梁鸿大喜，说：“能侍奉我于山林，这真是梁鸿之妻也！”于是为她起名孟光。不久，两人隐居山林。不慕功利，安贫乐道，以耕织为生，空闲时以读书、吟诗、弹琴自娱，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后因得罪官僚，梁鸿只得易姓改名，与妻子避居于齐、鲁一带，最后又逃隐于吴地。夫妻两人一贫如洗，只得寄居于人家堂下的次屋中，梁鸿以为人春米养家活口。生活即便如此困窘，夫妇二人仍相敬相爱。每当梁鸿收工回来，孟光即刻准备饭菜，并低下头，恭恭敬敬地双手将案（食盘）高高托起，与眉毛齐平，请丈夫进食，以此表示自己的恭顺与敬意。旁人看见都非常惊异，称：“能得到妻子如此贤德，定非凡庸之人。”此后，“举案齐眉”之事便渐渐被流传开来，而粱鸿与孟光也被后人标榜为恩爱夫妻的典范。
即使夫妇恩爱也要相互尊重对方的人格、严格区分各自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幸福长久。儒家认为夫妻之间的分工，也就是五伦中讲的“男女有别”，也是保证婚姻恒久的重要条件。”男女有别”其真实意义在于，强调丈夫与妻子在家庭中有不同之本分，彼此间要懂得如何对待，才能营造美满幸福之婚姻生活。夫妇有别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重男轻女，也不是男女平等，而是指男女的应该各自有自己的任务，要使双方相辅相成，发挥互补互助的作用。男女有别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可以保持男女的本色和纯洁性，为建立幸福的家庭打下坚实的基础。客观上讲，男女之间的生理、心理、性情、体格、才能都千差万别，男女的结合，使婚姻生活中能借对方之优点、特性，以弥补本身之弱、缺点，故彼此间当诚心相待，相敬如宾，相顾相助，恩爱相处，安渡一生。
孔子特别强丈夫调要尊敬妻子，他说：“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丈夫的责任首先是齐家，最重要的是要尊敬妻子，然后就是养家糊口，建功立业。不管古代还是当今社会，尊敬妻子都是一项丈夫必须遵守的义务。
东汉时期，有位名士，叫樊英。他认为夫妻间讲“礼”，不是单方面的妻子对丈夫的尊敬，丈夫对妻子更要表现出有“礼”。根据后汉书记载：樊英有一次生病，他的妻子派丫鬟来问病：你身体怎么样了，樊英就起来给她还了一个礼。照理说在家里，樊英是老爷，你是丫头。按照古代等级观念，老爷怎么能对丫头行礼呢？但是樊英说，在家庭当中，“妻与夫齐等”，地位是平等的。这个时候男女平等的观念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樊英认为，丫鬟是代表妻子来看我的，我理应还之以礼。他的表现日后被传为美谈，流传于大街小巷，人尽皆知。
儒家认为妻子的首要责任是相夫教子。相夫教子简单说就是辅助丈夫和教育子女。儒家对妇女的德行要求比较严格，而且后来对妇女的要求变得更就严苛。
唐太宗时期，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长孙皇后知书达礼、贤淑温柔、正直善良。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如何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全力尽着应行的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气，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也都是极少见的。长孙皇后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悄然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可以专心致志料理国家大事，唐太宗对她十分敬佩。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又贵为皇后，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浪费，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实行作出了先正己身的榜样。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还有过人的才智。一次，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自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轻声问明了原由后，也没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动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什么事这样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臣妾听说只有明主才会有直臣，魏征是个典型的直臣，肯于犯颜直谏，由此可见陛下是个明君，故臣妾要来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有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释，魏征也得以保住了他的性命。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性情，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心顺圣皇后。”
孟子幼年丧父以后，母亲就成了他第一任启蒙老师。其父名激，字公宣，并无什么功绩可称道。但据史籍记载，其母仉氏却是一位极有独特见识又很会教育子女的人。孟子的成长深受其母的教诲。孟母教子故事久为世人传诵，已经成为后世教育子女的典范。孟家原在马鞍山下的鬼村，山麓坟莹处处，村中儿童追逐嬉戏，不时看到丧葬的情形，也三五成群地模仿大人们的行为，扮演丧葬的过程，孟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既不能总是把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家里，唯一办法就是搬迁居住环境。经过一番周折，孟家母子从凫村迁到了十里外的庙户营村，这里是一个"日中为市"的交易集市，每逢一、三、五、七单日，远远近近的百姓们，手拎肩挑一些自己的土特产来到集市交易，讨价还价，喧嚣热闹，这场面对孩子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耳儒目染，孟子和其他一些孩子也学会了锱铢必较的交换。孟母忐忑不安，住了半年又再次迁居。孟母既不愿儿子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也不想让儿子沾染唯利是图的市侩气，她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儿子成长的良好环境，她第三次把家搬到了邹城的学宫附近，虽然房子破烂不堪，但是孟母带着儿子安安心心地定居下来。学宫附近常常有读书人来往，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优雅的举止与循规蹈矩的礼仪行为，都潜移默化的给附近居民不少影响，尤其是初触人事的孩子们，常群集在大树底下，演练学宫中揖让进退的礼仪，有模有样，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使得远远察看的孟母内心深处大为高兴："这才是孩子们最佳的居住环境！"她由衷地发出感叹。做人是要求诚实，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当孟家还在庙户营村市集旁居住时，东邻有人杀猪，孟子不解地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漫应："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食肉，孟母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忍痛在捉襟见肘的生活费中，取出一部分钱买了一块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孟子具有天生的灵性与大智，但也有一般幼童共有的怠情贪玩习惯。有一天，孟子竟然逃学到外面玩了半天。当儿子回家时，孟母不声不响地拿起一把剪刀，将织成的一段锦绢咔嗒咔嗒，拦腰剪成两段，就在孟子惊呼不解时，孟母说道："你的废学，就像我剪断织绢！一个君子学以成名，问则广知，所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你今天不读书，就不可以离于祸患，今后永远就只做一些萦萦苟苟的小事，中道废而不为，怎么能衣其夫子，而不乏粮食呢？"孟母用"断织"来警喻"辍学"，指出做事半途而废，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断织督学"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既惊且警的鲜明印象，从此孜孜不倦，日夜勤学不息。最终在孟母的谆谆教诲下，孟子成就大气，被后世尊为“亚圣”。
“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妇和谐是婚姻恒久的保障，也是婚姻恒久的最高境界。夫妻礼义相待，以和为贵：“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要做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尔家室，乐而妻帑。”《诗经》有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这些对古代理想夫妻关系的描述在今天看来，别有一番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