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显扬把办同仁堂药室当成是济世养生的大事，因此一要保证药品质量，二要替百姓除病解忧。在药室开张的同时，乐显扬就在几十年从医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自己的制药原则，他提出：“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位不正，故不能应症耳。”同仁堂制药下料配方精益求精从不马虎，把济世养生始终放在第一位，也正因如此，同仁堂日后的声誉鹊起就不足为怪了。
乐显扬推崇“公而雅”，反映了他对民族文化的爱好。“公而雅”，体现了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如果起一个很俗气的店名，就会被人当作笑料，尽管一时可能让人感到“新奇”，但缺乏底蕴，缺乏文化；同时要“需志之”，这就是说，要使你的行为与“公而雅”的名字相一致，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同仁”二字一开始就确定了同仁堂今后要“济世养生”、“诚实无欺”、“货真价实”等行为规范。
当时的同仁堂，是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作坊就设在离大栅栏不远的打磨丁迤南的新开路里，乐氏家族的住宅也在这里。可以说，同仁堂药店开创了既有药铺又有药室的医药合一的先河，成为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医药商店。
创建初期的同仁堂，生产、销售、居住都在一个地方，仅从这点看，当时的同仁堂别说是老字号，连个小字号都算不上。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北京乐氏家族四世乐显扬逝世。他有四个儿子，三人从事他业，只有第三个儿子乐凤鸣恪守父训，接续祖业。
在古代中国，一旦温饱无忧，前面就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好好读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第二条路其实是第一条路的延伸：做官。学而优则仕，“仕”便是做官，读好了书就能做官。
其实，所谓三条路，说到底是两条路，第一条路与第二条路是连在一块的，殊途同归。剩下的一条路是经商。
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商人是受鄙视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上至皇帝大臣，下到文人百姓，都对商业贸易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普遍存在“重农轻商”的思想。
乐显扬起初也不愿意让儿子乐凤鸣经商，乐凤鸣原本想通过读书、考科举走上化途之道，但因种种原因，这条首选的人生道路，他没能走上去。于是退而求其次，乐凤鸣只好继承父亲的基业。
乐凤鸣号梧岗，他从小习乐家医学，精通医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乐凤鸣将同仁堂药室移出家门，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路南创建了“同仁堂药铺”。在同仁堂药铺创业伊始，不论严寒酷暑，他都刻苦攻读医书。他善于总结前人的制药经验，着重研究丸散膏丹及各类剂型配方。功夫不负有心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乐凤鸣终于将配方分门汇集成书，名为《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
在该书序言中，乐凤鸣明确提出：“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两句话成为历代同仁堂人在制药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传统古训。该书还为同仁堂制药建立了严格的选方、用药、配比及工艺规范。自此以后，同仁堂制售的各种药物，对症服用，无不应验，在社会各阶层中迅速树立起了良好的信誉，并逐步博得了清宫的注目与赏识。
乐凤鸣还印制了《同仁堂药目》一书，此书迅速发行全国，医家和商家据书选购药品，十分方便。自此以后，同仁堂声誉大振，不但医家、商家到同仁堂采药，而且普通老百姓也纷纷踏进了同仁堂的大门槛，就是雍正初清宫御药房用药也必到同仁堂选择。
这两本书为同仁堂的成长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同仁堂药店终于初具规模。
1983年，中国颁布了商标法。同年，同仁堂商标正式注册。同仁堂标识为圆形，圆形中央竖排的“同仁堂”三个字为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所书，它的周围由两条飞龙戏珠所保护。栩栩如生的飞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整个商标图案寓意着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及同仁堂的悠久历史。
标识图形的创意来源于同仁堂的职工，他们熟悉同仁堂的历史，用简练的笔法绘制出含义深刻的图形。
数百年后，更多的人会把更多的心血和智慧融入注册的同仁堂标识。一个古旧的老字号，一个具有现代理念的圆形企业标识。
百年历程——服务宫廷，几经劫难终崛起
抓住机遇，服务宫廷
如今的人都喜欢提一个词：机遇。没有机遇，难成大事；有机遇没把握住，亦成不了大事。只有那些遇到能够牢牢把握住机遇的，才能干能成大事。
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后，名声初起，他在制药过程中严遵古训“炮炙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同仁堂原本具有诸多古代处方、民间验方以及宫廷秘方，加之严遵古训，制成的药有“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的特色，首先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后来的乐凤鸣在大栅栏建立同仁堂药铺，并著成《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和《同仁堂药目》两部中成药专用书籍，更是让同仁堂声誉大增，再加上乐氏前辈曾在清宫太医院任职，许多因素凑在一起，这声名便扩散到皇宫中，博得了朝廷的赞扬，终于使同仁堂成为清宫御药房的供应商。
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御药房需用药料和代制内廷所需各种中成药。”这就是机遇！简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这机遇，来之不易。
本来为清宫御药房供药的还有有一家名号为“育宁堂”的药店，声望很高，信誉良好。可惜“育宁堂”，倒霉就倒霉在这名号上。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贵为天子，其至高无上的权威体现在方方面面。上至大臣，下至百姓，都不能犯“皇忌”。明朝皇帝姓朱。朱者，红也。明朝老百姓不能穿红衣服，否则便犯了“皇忌”，严重的甚至会被诛灭九族。皇帝的姓名当然也不能“犯”。清道光皇帝的名字是曼宁。“育宁堂”的“宁”字，犯了皇忌。当然，育宁堂是老字号，早在道光皇帝尚未投胎做人之前便有了，所以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但药店名号必须改，而且原先的药名也必须改。清宁丸改称清“麟”丸，二母宁嗽丸改称二母“安”嗽丸。
从此，“育宁堂”为清宫御药房供药的“皇商”身份，自然也就失去了。同仁堂为清宫御药房供药之后，从此独办官药直至清末近二百年，其间历经八位皇帝而未被更换。同仁堂承办了供奉宫廷用药的皇差，享受了皇室特权，使同仁堂在同行业中取得了官商一体、财势两旺的特殊地位。
清王朝的宫廷用药十分庞大，以皇帝为中心的后宫，除后、妃、嫔等外，还有大批宫女、太监、侍卫等，总计万人以上，这些人的医药保健用药量已很大，加上皇帝内外赏赐和急用药品，其需求量更是十分惊人。宫廷用药全部由御药房供应和管理。
为清宫御药房供药，根据御药房的规定，同仁堂承办官药必须有专人来负责，这个承办人必须由同仁堂铺东等人共同来保证与推荐，经过御药房严格审查同意，上报内务府批准之后，才能担任。这个承办人手持宫廷发的“腰牌”可以进出宫殿，宫廷对承办人的选择十分谨慎，审查也十分严格。同治年间，因同仁堂药商张洪病故，招新商张景云顶替时，经严格审查，并由同仁堂结保，再送御药房验明身份，最后才给张承办人发了“腰牌”。
同仁堂做了“皇商”，名声远播，声望陡涨，赚钱简直成了自然而然的事。皇宫里订的药，只需交了货，便可领到货款。订货越多，银子也越多。当然，免不了要拿出一部分来，打点那些具体经办采购的太监。最关键的一点：必须保证药的质量。
为皇宫供药这碗饭并不是那么好吃的，尽管同仁堂虽然获得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但皇宫里的人谁都惹不起，自古以来都是“伴君如伴虎”，稍不留神就会有掉脑袋的危险。同仁堂的乐姓大查柜就是由于朝廷里明争暗斗而被糊里糊涂地牵扯进去，又糊里糊涂地被斩首于菜市口。所以同仁堂不敢不在药的质量上下更深的功夫，每一个细节都不敢出一点差错。因此，便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同仁堂的钱越赚越多，药也越做越好。
最初，同仁堂供奉御药房的是生药材。后来，由于同仁堂炮制的中成药配方合理，质量好，疗效高，宫内御药房也令同仁堂派人进宫帮助制药。
自雍正年间开始，清官大内御药房规定同仁堂每三个月进药一次，不得违误。承办官药的责任不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同仁堂药商张大镛承办的御药有：自七月至九月的药物有茯苓、当归等117味，计重216斤12两8钱；十月至十二月，又进茯苓、茯神等150味，计重2552斤7两；除药物外，甚至连笔、墨、西纸、白本等用品也得依例进奉。御药房每次向同仁堂开列所需药物的“传票”和“粘单”（通知或公文），少则数十种，多则数百种，包罗一般药品、细料和各类成药，而且限时要货。遇到临时紧急事务，差事就更难应付了。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夏秋，按惯例，乾隆皇帝赴承德避暑山庄，并且视察关外，了解民情，需要备用“随围药味咀片丸散”。但是，当时御药房丸散、细料味数不全，不敷应用，便立即给同仁堂下达紧急“粘单”，并“限八月三十日送至”。“粘单”内开列了大量药物，计有：珍贵细料药物及药面7种，普通地道药材27种，中成药34种，另有“西纸二刀、笔二支、墨一锭”。这是一份强制性的“公文”，十万火急，不得违抗，不得有误。
同仁堂接到通知，立即组织人员寻找这些药材。经过一度繁忙，按质按量送交了药品，得到御药房的认可。
这样的皇差并非少数，有些皇差甚至紧急到限时限刻程度。有一天御药房接到长春宫传来的圣旨，“急合御制平安丹八料”，要同仁堂“将所用药味赶紧火速交进”。这天早晨，御药房又把圣旨送到同仁堂，同仁堂接旨后立即投入“一场紧张而心细的圣战”，抓药的、检查的、包装的，方方面面齐动手，忙得不可开交，到中午一点以前才配制齐全，紧接着，马不停蹄火速赶到御药房，此时正好是“午时”——约定的最后时间，总算如期如数完成了这次皇差。如果晚送一刻，同仁堂又可能出现灾难。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同仁堂在清宫御药房的地位日益加强，“皇商”的地位也日益稳固。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同仁堂在同行和广大百姓的心目中身价倍增，成为同仁堂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条件。
精明能干，重振祖业
至今存留下来的每个老字号，都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历尽沧桑，方才在大浪淘沙历史长河之中，存活至今。没有哪个老字号是一帆风顺走过来的，同仁堂也不例外。
乐氏家族第四世乐显扬于康熙八年（1669年）创立北京同仁堂，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这84年间一直由乐姓独资经营。但在乾隆十八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经营不善，加上天灾人祸，乐氏家族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乐氏独资经营已无力支撑同仁堂。而清宫也深知同仁堂的金字招牌的价值，于是在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后，同仁堂实行招商继办的方针。当时承办同仁堂的人是乐家世交张世基，他自己出资金修理店铺，开业后也得到官府的支持，并对乐姓铺东也很照顾，给予乐家二股分息。后来张姓又将自己的一部分股本陆续出卖给他姓，同仁堂的外股就越来越多。尽管如此，同仁堂铺务仍难支撑，又不得不以典让的形式合股经营。乐氏家族面临危境。
在同仁堂危机四伏之际，出现了乐家风云人物乐平泉。乐平泉是北京乐氏第十世，原为乐嵩年的遗腹子，道光十一年（1831年）过继给乐百龄为嗣，其时年仅21岁，成为同仁堂的唯一继承人。乐平泉嗣继时，同仁堂正典给朱姓经营，他在同仁堂内除了一个铺东的名义外，每日只有净取字号钱五吊的实际收入，此时家业衰落，已无再兴之力。
“祖辈以济世养生为宗旨开设同仁堂药铺，又掌握了许多配制中成药的秘方，我们后人总不能只做铺东而无经营权吧。如果不振兴同仁堂，死后有何面目去见祖宗。”心怀大志的乐平泉每当想到这里，心里总感到十分苦涩。
既有收回同仁堂之心，乐平泉更加努力积累资本，依靠自己的精明强干，几年后他终于收回同仁堂的管理权，不仅使同仁堂转危为安，而且重振祖业，为同仁堂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年，城沟一年一度的清挖淤泥工程开始，民工成千上万，河道一片繁忙。只见在四面城门处和河道两旁，挂着有“同仁堂”字样的一盏盏大灯笼，人们称它们为“沟灯”。每当夜晚，同仁堂的红字大灯笼辉煌夺目，照着清挖河道的民工上上下下，辛苦劳作，也照着行人南来北往，匆忙行走，不论是谁，都以感激的目光赞赏着同仁堂的大红灯笼。这个义举既方便了老百姓，又宣传了同仁堂，扩大了同仁堂的影响。
这仅仅是乐平泉振兴同仁堂的一个招儿！
乐平泉目标远大，步骤分明，量力而行，在条件不具备时先典后租，同时另行开设广仁堂药室展开商业竞争，最后以同仁堂铺东的身份在同仁堂寄卖成药。这种资本积累的方法是乐平泉排斥外股、恢复祖业最厉害、最有效的一手。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乐平泉已将同仁堂的经营权全部收回。
乐平泉重振祖业的高招是什么？
一是寻求官府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