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鲁国的贤人公明仪也说过，周文王以百里之地起家，建立了周朝，是统一中国七八百年的治平天下。文王的一切，足为我们所师法，我绝对相信周公的名言，他绝不会欺骗我的。
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说，你不要怀疑，拿出勇气来，担当国家的大事。现在，你出国看了，哎哟！我那个地方只有县那么一点大，怎么能治得好，跟楚国比，或者跟齐国比呢？你不要怕，滕国的幅员虽然很小，地形不整齐，但是也还有五十里地，与周文王起家的时候，也差不多吧！重要的是要能截长补短，虽然是小国，如果你以大无畏的精神，实行内圣外王之道，政治做得好，也可以使它变成一个至善的国度，也可以给人家做榜样。但是问题在于你自己是否有勇气，肯不肯下决心、下狠心去改变。
孟子说，古书上讲，譬如一个人生病，要想身体恢复健康去吃药，药吃对了，人会发晕。《书经》上记载（《商书·说命篇》），也说过类似这种情形的话。等于医生治病一样，对于一个百病丛生、临死垂危的绝症，要想把它挽救回来，只有胆大心细，投下特效的药剂才行。不过，强烈的特效药剂，吃下去吃对的话，开始反而更显得头昏脑胀，甚之有更坏的反应。发晕以后，等药性完全吸收了，精神就来了。但是如果投下去的药剂分量不够，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不好也不坏，那等于白吃，是毫无效果的。这点你要特别考虑清楚，我们治理国家同医生看病一样，你将来就位，政治上要下狠心、下决心，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这正是孟子自作“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批注，可说是画龙点睛之笔。
孟子对于当时还是世子的滕文公，首先教导了他修心养性的内养之学，并培养他身为人君，有君子之度的内圣风格。不过，他用了机锋的教授法，单刀直入。同时在后面一段话，尽其所能地启发他自有的灵智和决心，要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时的局面艰难重重，实在很不容易。如果我们明了战国初期时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环境，你就会对滕文公和滕国，寄予无限的同情；也才可能知道孟子的这个特别门生——滕文公，实在了不起。果然他的一生，并没有辜负孟子的教育之恩，也没有辜负他自己后来为君之德。
这要怎样研究才可知道呢？很简单，熟读《孟子》，反复研究，用经史合参的方法，便知道了。这一段是记载滕文公在世子时期与孟子的问答。他的父亲定公过世以后，他继位主持国政，面临问题，又向孟子提出具体的请示。这一段便要回转来查阅《梁惠王》下章末段中的记载，然后将前后两段贯串起来研究，便可了然于胸了。
非常遗憾的，从宋儒以后，硬生生地把这些要点，始终局限于孟子论“性善”学说的范围，致使孟子的内则成圣、外则成王的大机大用，统统扼杀于坐谈性命微言之中，岂不是和“依文解义，三世佛冤”一样吗？但是，我们这样研究，当然也绝对不可背离原文而凭空假设，否则，也就是“离经一字，允为魔说”了。例如朱熹集注说：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见于此，而详具于《告子》之篇。然默识而旁通之，则七篇之中，无非此理。其所以扩前圣之未发，而有功于圣人之门。程子之言信矣。
我们如果也依照朱熹的这种见地来说，那就是“如局限此义于性善之域，似有齐通衢于仄径之嫌，矫枉过正，殊足憾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把孟子这段话只局限于“性善”之说，岂不是把大路缩小改为羊肠小道了吗？
说到孟子在本节中后半截教导滕世子文公的大机大用，很明显的，有四则：
第一则，他提出了历史的佐证，历史的经验，引用成覸对齐景公的问答。这一则没头没尾的话，很妙。成覸说，他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怕他什么来哉！这个“他”，指谁啊？如果是指历史的圣人，如尧舜、文武，那有什么可怕的呢？那只有景仰才对。既然提出了彼此都是一个大丈夫，又何必怕他。那么，这所怕的，当然不是历史上的圣人，一定是当时互相对立，势均力敌，或强过于齐景公之人吧！因此可知齐景公善用晏子，能够在春秋末期称霸一时，也确是经过一段艰苦辛酸的奋斗而来的。妙就妙在这里，在当时的滕国，处于战国紊乱之间，在岌岌可危中求生存，所以孟子首先引用了成覸这些话，以勉励滕世子——文公，不是没有深意的。至少，内抱圣贤之志，外修王霸之业，纵使不能图王，也可望于称霸，只在你自己的努力而已。
第二则，孟子引用颜渊讲大舜的话来勉励他。历史的名言故事多的是，要讲先王先圣，上有唐尧，下有大禹，都不讲，为什么单单用颜渊讲大舜的话来对滕世子讲？由于大舜的大孝吗？滕文公并非不孝。而且他的父亲滕定公，虽非大圣大贤，在历史上也并无甚令人非议之处。那么，是为了什么？那是因为大舜能躬耕于畎亩，来自田间，起于艰苦之中。所以必须要有颜渊安贫乐道之志以自处，有大舜起于艰辛之德以自勉，才能使滕之小国，坚强艰危地矗立于战国局势的狂风骇浪之中。
第三则，孟子引用了周公说周文王可以师法的故事。后来滕文公继位以后，也一再请教小国如何自处的问题。孟子的答复始终不离这个原则，要他师法文王。这一段可参阅《梁惠王》下章的几则对话。孟子环顾当时的世局，再三告诫滕文公，实在顶不住时，避地远徙，脱离现实的世局，图建千秋万世以后子孙大业的大计，这是一条路线。若不然，只能有为有守，尽忠职责，死守父母之邦，保存一分天地正气的气节，也是一条路子。
第四则，他告诫滕世子的，是继位以后如何力图改革、富国强政的原则，参读本章后面一节，便可一目了然了。
所以我说这一节所记述的，是孟子教导滕世子文公入世的大机大用。这样去看，也许不会太离谱了。
明王以孝治天下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斋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接下来的这一节，便是记载滕文公接位当政以后，接受孟子的教诲，而加以实践的表现。
这个时候，滕文公的父亲定公死了，他这个世子当然承袭了爵位，马上要亲政，又要办大事——国丧，这时候又想起了孟子，想到他的教导。于是便对他的大夫——然友说：前几年，我经过宋国的时候，孟子曾经对我讲过许多话，我牢记在心，始终没有忘了他的教诲。现在非常不幸的，遭遇丧父的大故，我想派你到孟子那里去，请教他父丧的大礼，应该怎么做才好，然后才确定我们的办事方针。
然友奉世子之命，特地到了孟子的家乡邹邑，专程代表世子向孟子请教。孟子说：滕世子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对于父母之丧，但照他孝心的初衷去做，不就是顶好的办法吗？实在只须照本人自动自发的孝心，尽心尽力去做就好了。孟子要滕文公首先行这个孝道，中国的传统要守孝三年，人死后的处理，也是有一套礼节的，《周礼》对于王公死后，怎么祭，怎么拜，都有一套的，现在不加引用。这里，孟子要滕文公尽孝道，三年之孝是古礼，你做得到，对国际上会有影响的。为什么会影响国际呢？譬如之前，齐桓公是霸主，齐桓公死后，儿子们争权，根本没有办丧事，把齐桓公的尸体摆在那里，都变烂变臭了，虫爬出来没人管。那个时候，各国的孝道差不多已经完了，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争权夺利的风气，所以孟子坚持要滕世子行孝，把这个风气转变过来。
《孟子》一共有七篇。如果依照道家《庄子》《淮南子》《抱朴子》的分类方法，《孟子》的前五篇可以说是“外学”，自《告子》这里开始，则可以说是《孟子》的“内学”。“内学”这一名词，亦见于佛家五明的“内明”之学，也就是“内圣”之学。而儒家后世所主张的“内圣外王”这一名词，本出自《庄子》，儒家袭用了。
“内圣之学”、“内明”，就是一般所说内在修养的境界，如何能明心见性；“外学”则是外用之学。所谓“内圣外王”，依古代中国文化的解释：“王者用也”，并不是说内在要做圣人，外面要当皇帝；而是处世、作人、做事，如何应用。
内圣之学，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两千年的争论，甚至直到现在，与佛家、道家，以及西方哲学发生的争论，都是哲学思想上非常重大的问题。
《孟子》这里一开始，就谈心性之学。我们先看他的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