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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霍建起:诗与意境[1]

环顾当代中国影坛,霍建起是一位有着突出个人风格的电影作者。本文拟从《赢家》、《那山那人那狗》和《生活秀》出发,探讨霍氏影片在思想与艺术方面的独特成就。

霍氏影片在叙述方面,往往避开小说或者戏剧式讲述方式。尽管仍然有故事、有情节,但这些因素却常常处于不很重要的位置。所谓的“高潮”也已经淡化,在影片结构中并不充当重要“角色”。这是霍氏影片的结构特征,也是其在叙述方面的独特选择。

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是所谓“片断纪事”。这种纪事与文学中的某些艺术散文颇为相似。它没有重大的主题或者惊人的事件,也不讲究固定的章法,形式上自由而散漫,但却能以真诚的情感打动人心。

在这三部影片之中,作者摒弃了戏剧或者小说式的讲述方法,转而采用散文化的叙述策略。以一个个生活片断来替代所谓的“冲突”和“高潮”。《那山那人那狗》以十分平静的态度(真正的激情蕴藏和收敛于这种平静之中),来表现父子二人的一次进山送信的过程。片中几乎没有戏剧冲突,却包含大量的自然风景与山民纯朴的日常生活。父亲沿途断断续续地为儿子讲述当年的往事,从另一个方面加深了观众对老乡邮员及其几十年辛勤工作的理解。片中的一个个段落,如“第一个村庄”、“见五婆”、“遇侗家姑娘”、“见转娃”和“父子夜谈”,犹如一个个精彩的生活片断,随着父子二人的行程,被某种理想与激情的无形线索贯穿起来,从而使表面上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赢家》里残疾运动员常平(邵兵饰)与陆小杨(宁静饰)的爱情,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也没有十分曲折的故事情节,全片上下只是一些普通的平凡的生活场景。但你不能不承认,片头常平追车的场面富于力度,而片中其扛煤气罐爬楼的段落,更让人钦佩并且感动;因为这里面蕴藏着某种奋发图强、拼搏不止的可贵精神。于是,由这种精神所贯穿起来的影片,在平凡中有了宏大,在琐事中彰显出雄奇。

与前两部影片相比,《生活秀》中的生活场景可能略有增多,但仍然是在采用“片断纪事”的手法。围绕着主人公来双扬(陶红饰),各种生活片断不断涌现。在吉庆街摆小吃摊是为了生存;照顾亲人是因为有这样的责任;钩心斗角源于争夺房产;当然还渴望稳定而幸福的婚姻,却总不能如愿。这些生活片断在影片中交织在一起,时隐时现。而一个聪明、坚强、颇有心计的漂亮女人,也就在这种种生活片断的来往之中诞生出来,并且使我们感动。相比较而言,该片仍然没有大的贯穿始终的戏剧冲突;片断纪事仍旧是主要的突出的叙述手段。

其次是有关人物形象的塑造。霍建起的作品往往是以人物的塑造为中心,而故事、情节、情境等叙事因素,都服从于人物塑造的需要。并且,这种叙事策略有时并不太在意所谓故事或情节的连贯和完整。

于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曲折故事,而是一个个让人回味或者感动的人物形象。

比如《赢家》的重点并不在于讲述一个残疾运动员的传奇故事。诸如,他如何勇敢,如何成为侦察英雄;又如何英勇负伤,如何截肢;然后,又如何苦练成优秀运动员,以及最后如何获取了美丽姑娘的爱情。所有这些具有戏剧性、传奇性的东西,都被作者抛弃了。影片所选取并讲述的恰恰是它们的反面,是那些平凡而真诚的生活琐事。常平在爱情上的胜利并不依赖其所具有的英雄业绩,也不依赖大献殷勤等雕虫小技。获取陆小杨芳心的秘诀,其实就是真诚、善良、乐于助人的品质,以及那种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实际上,常平不仅以残疾的身体成了生活中的“赢家”,其所具有的那些美好的道德品质,同时也在精神的领域里成了真正的“赢家”。

《那山那人那狗》主要塑造了一个父亲(滕汝骏饰)的形象。他从事着平凡而普通的事业,却忠实于职守,几十年如一日。虽然,这种工作与生活有其艰苦而寂寞的一面,但却非影片所要描述的重点。影片真正要表现的是父亲在这种平凡生活中所获得的快乐和满足,以及山民们对乡邮员的纯朴而真挚的感情。这使平凡的工作有了闪光的亮点,也使其精神世界丰满而充实。此外,那山的形象在影片中,也颇有风采。那种青山秀水的美丽,仿佛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氛围,包裹住主人公一路前行的脚步。青山秀水与乡邮员父子心中的美好愿望几乎浑然一体,如同某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相比之下,那狗的形象便有些苍白,未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该片还具有更深一层的隐喻与象征的含义。乡邮员父子的工作交接,实际上包含某种文化传承的味道。所谓“薪尽火传”,美好的道德、尽忠的职守,在这一路行程之中,完成了其代代相传的使命。因而,在该片的主人公身上,文化之根的影射意味深长。由此,其形象便具有了超越个别的力量,能够在观众的心底唤起积淀已久的情感波浪。

《生活秀》以一位漂亮的女个体工商户来双扬作为主人公,一切的叙述、描写均围绕来双扬进行。在本片中,象征或者隐喻的东西,不如《那山那人那狗》那般明显,而在人物刻画方面,似乎又较《赢家》有所进步。在我们所讨论的霍氏三部影片中,《生活秀》大概是在塑造人物方面最精彩的一部。来双扬的形象,堪称栩栩如生。

作者选取了最能表现来双扬性格的若干个生活片断,如在吉庆街经营小吃店、与卓雄洲微妙的感情关联、照顾吸毒的弟弟和设计争夺房产,将一个外表精明、漂亮而内心却孤独、寂寞的女性,颇有韵味地展现出来。如同前两部影片一样,霍建起再次表现出以景物来衬托人物的杰出才能。灯影中的吉庆街,美丽而略显神秘,来双扬宛如一道迷人的风景,在夜色中闪烁不定。这种反复出现的场景已不再是所谓叙事的需要,而纯粹是抒情、渲染的技法。灯影下的吉庆街,与夜色中的来双扬,已成为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一部分,影片就没有了现在的神韵。

总之,片断纪事与以人物为中心,是霍建起电影作品在叙事方面的重要特征。这种叙事与文学中的艺术散文的表现方法颇为相似。自由而散漫的形式,被一个主要的人物贯穿起来。没有激烈的冲突,也没有曲折的故事,但却有耐人寻味的神韵与打动人心的意境。

在散文化叙述的结构框架之中,霍氏影片还潜隐着某种诗的风格。这种风格使其不同于一般的戏剧或小说式电影,诗的元素在影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隐喻与象征手法的大量出现。从三部影片来观察,情节、故事、冲突、陪衬人物,这些结构要素的重要性似乎都比不上隐喻与象征手法的运用。

《赢家》中常平奔跑的速度与力量,给人以深刻印象,你简直无法相信,这是一个装了假肢的残疾人。于是,这种对比成为某种隐喻,某种超越身体局限的象征。而在思想的世界里,常平同样真诚、善良、乐于助人并且奋发向上,这使其形象不仅超越了肉体的残缺,还具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于是,原有的隐喻具有了更深刻的含义,而象征的领域也更加深邃而广阔。甚至影片的片名,也颇具象征与隐喻的意味,“赢家”,对一位身体残疾的青年来说,几乎是一种崇高的称谓。

再看《那山那人那狗》,象征与隐喻的韵味更是俯拾皆是。无论是山、人、狗,都已超出了原有的含义。山之厚重而清秀,绵延而不朽,似乎暗示着有几千年传承的中华文化;而人在青山秀水之中一路前行,又犹如文化之子在父母温情的注视下去完成一生的使命。遗憾的是,狗的形象虽然常常出现,其象征意味却远逊于山、人,这不能不说是影片的一个败笔。

除去山与人的整体象征,父子间的情感交流,也很有隐喻的意味。它们同样可以被看作是职守、道德、文化、传统的传承。当然这种传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儿子会对父亲的教导作某些有益的修改。这些精神领域的变化在影片中并没有作直接的表现,只在经历的一些小事与父子二人不时交谈的只言片语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既不依靠情节,也不依赖叙述,因而也就可以视为典型的诗的象征手法。

此外,影片所营造的清纯而优美的山村风景,仿佛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氛围,衬托出人世间美好的道德与情感;在那山的范围里,如诗如画,一切都很纯净,一切都很自然,一切都令人神往。

影片的这一系列的特点,都使其具有了诗化的风格。

至于《生活秀》虽然在表现上更加追求贴近真实生活,但其内容与形式仍然具备许多诗的特点。来双扬本身即具有诗一般的美感与韵味。影片多次出现的她在吉庆街头灯火下从容不迫的特写,温馨、靓丽,有时又略显迷茫,仿佛在讲述着一个美丽女人温柔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在大雨中与卓雄洲争执的段落,没有激烈的语言,也没有激烈的动作,但你却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所突然受到的巨大伤害。同时,这种激情段落也展示了来双扬性格之中自尊而刚强的另一方面。

如同前两部影片一样,《生活秀》在营造气氛方面也颇有成就。吉庆街的夜景嘈杂而温暖;来双扬与其谋生的环境几乎可以说是融为一体。

这些都可以说是象征与隐喻的效果,也可以说是某种诗化了的风格。

大量使用象征与隐喻的手法,是霍氏影片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特征为其作品带来了诗的效果与诗的风格。尽管其影片的人物不多,情节也并不复杂,却别有一番风味,令我们为之感动。无论是残疾人常平、乡邮员父亲,还是女个体户来双扬,他们在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作者所巧妙运用的诗化的创作手法。

其次是影片的高度凝练与抒情本质。从《赢家》到《那山那人那狗》再到《生活秀》,人物与情节均属高度简洁,绝无多余之笔墨。三部影片的出场人物都不多,而在这不多的人物之中,又主要着力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虽然如此,其人物塑造也常常在简练之中,展现出风采。像《生活秀》里的卓雄洲反复出现于吉庆街夜景之中的镜头,伴随着来双扬微笑着的迷人身影,尽管几乎没有语言和对话,却于凝练之中具有诗一般的艺术效果。同时,影片也并未多费笔墨去介绍卓雄洲的身世背景与生活经历,而只是通过一些微小的生活细节巧妙地表现出来。

与此相类似,还有《赢家》中耿乐饰演的美院学生出身的装修公司老板。他主要是作为常平在爱情上的竞争对手而出现,但这种竞争并没有“硝烟四起”的味道,也几乎未曾出现过正面交锋。影片只是通过一些平凡而典型的生活场景与细微琐事,让二人在精神与道德的领域上一分高下。这种手法使影片凝练,尽管没有仰仗强烈“冲突”与复杂情节的力量,却富有诗的韵味。

在人物形象以外,霍氏作品还常常以久经锤炼的电影氛围,来作为影片叙事、抒情的重要元素。比如《那山那人那狗》,山已成为影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山为主要构成元素而形成的影片氛围无所不在,弥漫于银幕之间。并且,这种山的氛围没有脱离人的描写,山人合一,使影片浑然一体,从而产生出优美的诗的意境。

相同的情况也出现于《生活秀》之中。吉庆街的迷人风景与来双扬动人的微笑也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而又相得益彰。这种凝练与重复,非常接近于诗的笔法。

其实,更能显现霍氏作品诗化风格的,还在于其影片所包含的所谓抒情本质。众所周知,抒情性是诗的某种本质特征,而诗化的影片,也往往具备浓郁的抒情品质。无论题材怎样不同,主题如何变化,其浓烈的抒情色彩却始终如一。

《赢家》试图去赞美人的拼搏不止的精神,赞美弱者成为强者的意志与过程。一位肢残人为运动事业的奋斗与对爱情的追求,成为表达这种情感的极好途径。此外,作者所要抒发的另一种情感,是高尚的生活态度与人生理想。常平在爱情方面的胜利,与其说是依靠积极进取,还不如说是依靠美好的品德。

同样,《那山那人那狗》有着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以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全片具有浓郁的抒情特征,风景如画,人物如诗。父亲的形象饱含隐喻与象征的意蕴,令人回味。

而《生活秀》中,依然有大段的抒情场面。比如反复出现的夜色中的吉庆街,比如暴雨中来双扬与卓雄洲的分手。前者反复渲染主人公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以及她给吉庆街带来的亮丽风景;后者则在咏叹主人公因爱情失败而产生的强烈痛苦。两个段落(前者被分插在影片的各个部分,每次出现略有变化)的镜头语言,都具有诗的特征;其重点均不在于叙事,而倾向于抒情。

抒情大于叙事,这种基本的出发点,也许有助于我们去识别诗化电影或者电影中诗的手法。

从大量使用隐喻与象征的手法,到影片的高度凝练和抒情本质,霍氏影片树立起自己的诗化风格。这种诗化风格既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欧洲“先锋派”电影的所谓“纯诗”的形式化探索,也不同于苏联电影中爱森斯坦等人的“史诗”化的潮流。它在整体上更接近于普通抒情诗的风格。而隐喻与象征、凝练与抒情,正是其完成诗化品格的基本手段。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种著名的流派,这种流派强调存在于形象与语言之外的意义与意境。我们以为,这种流派既是见解深邃的,也是富有活力的;并且,霍建起的作品也是非常适于用这种观点去读解的。

首先来看意义。就霍氏电影来说,其深层含义大约有两种。其一,是对美好而平凡之生活的眷恋。这种眷恋首先体现在题材方面:三部作品,均以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并且,在表现中,又剔除了可能出现的戏剧性的元素,从而在整体上,显现出朴素无华的特征。

这种题材方面的抉择为其主题含义的拓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随后的散文化叙述与诗化风格,则进一步将其内在的感情与观念传递给观众。

于是,残疾人常平在运动场上与爱情角逐中的胜利,证明了在极其不利的处境中,人们通过不懈的努力依然能够获得成功和幸福。而金钱的作用与力量在影片中则受到了某种鄙视,尽管并没有采用直接的方式。其实在霍氏影片中,物质或者金钱常常处于不太重要的位置,缺乏影响人物行动(更不要说命运)的力量。换句话说,在霍建起的作品中,美好而平凡的生活,并不需要金钱的过多参与。

在《生活秀》中,作者依然表现出对平凡、美好生活的深深眷恋。为了这种深深的眷恋,影片有意淡化了生活中的一些苦恼和不幸,并且对女主人公做下的一些不太光明磊落的事情,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解与同情。相反,大量的篇幅与段落,被用来表现来双扬优雅的仪表,动人的微笑,所谓吉庆街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甚至,暴雨中与卓雄洲分手的段落,也拍摄得相当优美,以至于带有一些唯美主义的味道。尽管平凡的生活中混杂着痛苦和艰辛,但它依然具有美好动人的特征。

《那山那人那狗》同样如此。跋山涉水的行程,在艰苦之中也充满了快乐和满足。

总之,霍氏影片内在的对平凡生活的向往与赞美,是其核心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意义并非浮现于作品的浅表之中,而是潜隐在影片的灵魂深处。

其二,是对文化传统与道德品格的眷恋。《那山那人那狗》有着相当浓厚的文化象征意味,其子承父业也仿佛文化的“薪尽火传”。而对山水田园的描绘,也颇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此外,主人公/父亲的品格,也是朴素而高尚,令人景仰。

而《赢家》中的常平,其获取爱情的关键,与其说是拼搏、奋斗,不如说是道德品格。诚实、勇敢、善良和乐于助人,这些品德在影片中具有无形而强大的力量,它可以战胜由金钱、物质等所组成的世俗力量。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现实语境中,这种表述显得分外独特,同时也显得特别可爱。常平的胜利,是美好道德品格的胜利;在影片构成的精神世界里,高尚品德才是真正的“赢家”。

《生活秀》与前两部影片相比,显得更加“世俗化”。金钱与物质不再受到鄙视,但也并未处于优势地位。占据来双扬精神世界主要位置的元素,除了挣钱生存以外,还有亲情与爱情。在吉庆街头的朦胧夜色中,被诗一般的段落所表现的,是生存,是某种自强自立的精神;而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所展示的,则是亲情,这是来双扬的责任,也是她的苦恼和伤痛;至于与卓雄洲的时隐时现并最终破裂的感情关系,则是微妙而苦涩的,令人同情而又叹息的。

来双扬的精神世界,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对亲人的柔情与关爱,也有在生活中为生存而战斗时,表现出的精明与强悍。她渴望爱情,但只限于以婚姻为目的的纯洁感情。在她的身上,既寄托了作者的文化与道德理想,同时,也偶尔显露出作者的某种批判的锋芒。

其次来看意境。关于意境,自古以来有很多的说法。在本文中,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较高的美学境界。它并不直接存在于影片的形式结构之中,却能够于声像之外,带给人们深刻的美学感受。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下分析。

第一是所谓“境生象外”。这是有境界之影片通常所具备的特征,霍氏作品也是如此。比如《那山那人那狗》,从表面观察,山是山,人是人,狗是狗,尽管风景秀丽,却并无太多奇特之处。加之没有曲折的故事,大悲大喜的情绪,似乎一切都处于平淡无奇之中。

其实不然,影片的诗情画意、文化内涵都潜隐于这平凡的景色与人物之中。山不仅是山,也是文化传统,也是道德品格。人不仅是人,也是山之主人,文化与品德的实践者。而秀丽的景色,又使山与人合而为一,仿佛文化、品德与其实践者浑然一体。于是,影片在“象外之象”与“景外之景”中,有了“言外之意”,产生了“意境”或者境界。相比之下,狗的“象外之意”,就显得单调而贫乏。

在影片的整体意境以外,霍氏作品在局部描写上,也颇有值得称赞之处。《生活秀》中来双扬在吉庆街头经营小吃店的段落,就将平凡的生活场景表现得优美而动人。一段普普通通的现实生活,由于“意境”的产生,就不仅显得亮丽动人,而且蕴含丰富的意义。

类似的情况,还有《那山那人那狗》中“桃花源”一般的影片氛围;《赢家》中常平奋力奔跑的段落;以及《生活秀》里来双扬与卓雄洲暴雨中分手的镜头。这些精彩的部分,在本质上,都带有“境生象外”的艺术效果。

第二是具有清新绵长的韵味。霍氏作品在“意境”方面的特征,当然不是宏伟、雄奇这样的美学境界;相反,清新、流畅、淡雅而绵延不绝,才是其影片的艺术根底。

比如《生活秀》主人公来双扬的整体形象,就限制在清新、淡雅的格调之中。为此,作者不让其具有粗鲁的动作,也不允许其说出不太文明的语言;即便是暴雨中与卓雄洲的分手,仍不失淑女的风范。至于其在争夺房产上的精明、强悍,也被作者做了限制与修饰。这一切也许不同于一个生活中的女个体户,却非常有助于塑造作者理想中的美丽女性。并且,从影片的效果来看,也符合许多观众对都市丽人的想象。所以,艺术的真实在很多时候,并不等于生活的真实。霍建起的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相同的情况也出现于《那山那人那狗》与《赢家》之中。这两部影片也许与真实的生活有些差距;在普通人看来,山里的生活可能艰辛而且并不愉快;而残疾人的事业与爱情,就普遍的情况而言,也可能相当酸楚甚至残酷。但是,霍建起却用艺术的手段,构筑起两个几乎与现实全然不同的世界,两个几乎是温暖而又温馨的世界。这与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吟咏,在本质上是同一不二的。两位作者都是通过营造某种特别的意境,使平凡而普通的生活一下子具备了某种志向高远的境界。

就霍建起而言,这种境界还具备清新绵长的韵味。他善于用具体而细微的东西,来达到韵味深长的效果。比如《生活秀》中来双扬在吉庆街经营小吃店的夜景;比如《赢家》里常平扛煤气罐爬楼的场面;以及《那山那人那狗》中秀美的田园景色,在细微之中蕴含清远悠长的意味。反过来说,这种清新绵长的效果也使其影片成了某种有境界的作品。

意义与意境的出现,是达到相当艺术水准的作品的普遍特征。这也是霍建起影片的突出特征。其在平凡中发掘美丽、于普通中抒写真情、将高尚理想融入寻常百姓之家的笔墨技巧,的确不同凡响,也许称得上是自成一体。

“新时期”以来,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散文化的叙述与诗化风格的著名影片,并且在事实上,似乎已可以成为某种流派。除了霍建起的作品之外,比如80年代的《城南旧事》、《青春祭》,90年代宁瀛、孙周、张扬等人的一些影片,以及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等,都可以算作这一流派中的优秀作品。与世界电影史中“欧洲先锋派”的“纯诗”探索或者苏联的“史诗性”电影潮流不同,这一流派更加关注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更加具有抒情诗的特征。这也就是我们在探讨霍建起影片之前,宏观上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原载《电影艺术》2003年第2期)

霍建起小传

霍建起,1958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之后,做过10年美工。20世纪90年代开始执导影片,其作品多次获得各种重要奖项。在当今中国影坛,霍建起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作者。

霍建起电影作品

1996:《赢家》

1997:《歌手》

1998:《那山那人那狗》

1999:《九九艳阳天》

2000:《蓝色爱情》

2002:《生活秀》

2003:《暖》

2005:《情人结》

2008:《愚公移山》

2009:《台北飘雪》

2011:《秋之白华》

2012:《萧红》

注释:

[1]本文部分观点受益于[苏]多宾著《电影艺术诗学》一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第1版),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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