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左翼早期电影对中国农村的再现
1930年代初，左翼人士进入电影界，中国电影的文化生态为之一变。1933年，《狂流》（程步高导演，夏衍编）、《春蚕》（程步高导演，夏衍编）、《铁板红泪录》（洪深导演，阳翰生编）、《盐潮》（徐欣夫导演）、《丰年》（李萍倩导演）先后问世，这一批影片将镜头对准当时的中国农村，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乡民的困苦、土豪的恶行与中国农业的破产，首次把中国的农村现实搬上了银幕。《中国电影发展史》从反帝反封建、反阶级压迫的角度对这五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狂流》“第一次在电影里描写了农村的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具有更深刻的反封建意义”；《春蚕》“有力地揭露了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农民所经受的苦难，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及资本家的剥削的罪恶”；《铁板红泪录》则“是一部强烈的反封建、反土豪的优秀影片”；《盐潮》则“展示了三十年代盐民在土豪劣绅酷压下的生活困境，表现了他们团结起来，掀起盐潮，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丰年》“很好地暴露了三十年代旧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统治、地主、高利贷阶级压迫剥削下，农村经济破产、农民日益贫困、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历史真实”。[1]
今天，在更多元的理论语境之下，我们可以对左翼电影的这几部代表作品做进一步读解，借此也更深入地理解《发展史》对它们的评价。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的危机与西方的工业化、殖民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世界经济链条中的一环，中国农村的弱势与破产意味着另一方的强大和挤压，因此，必须在一个宏观的、整体的、世界性的经济图景中理解30年代中国农村危机的根源。同时，中国农村的危机凸显了现代中国发展的失衡，这种失衡一直是中国社会、历史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给自足经济的、自然化的乡村带来巨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被输入国，中国的这种城乡二元现实直接影响到文化层面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除了光鲜的“摩登”之外，还应该包含粗粝的、非“摩登”的一面。从这个角度看，左翼电影的贡献正在于揭示出中国现代性的多面与矛盾，让现代性的阴影部分走进人们的视野。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上述观点展开阐述。第一部分“田园乡村的破产”将简述中国早期电影中农村形象的改变，描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田园般、浪漫化的乡村如何转变为30年代破产的、穷困的乡村。第二部分“失衡的现代中国”将指出作为现代化的输入国，30年代中国农村危机的出现有着世界性的背景，是西方殖民体系的直接后果，它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特征，中国电影中反复出现的都市、乡村对比正是这一特征的反映。《狂流》《春蚕》等影片直面中国农村的残酷现实，更是充分地展现了这一不平衡。第三部分“左翼电影的现代性何在？”将简述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电影的研究，并尝试分析左翼电影如何以否定性的方式提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同时也要提及的是，这些影片中出现的现实主义风格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的现代转型。最后，本文将指出，与其说左翼电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是缘于其政治立场，不如说它们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矛盾与痛苦体验的积极回应，通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中国现代性图景。
一、田园乡村的破产
作为现代技术的产物，电影天然地与都市相联结，光影故事与都市的喧闹、繁华相对应，给观众提供视听的新奇感与愉悦感。同时，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式，电影又敏感而自省，它时常会用质疑和批判的目光打量现代生活，打量着自身。在早期电影中，这种自省与批判的意识常常表现为都市、乡村的二元对立，都市意味着诱惑、欲望、感官刺激直至罪恶，乡村则代表着纯洁、自然、善良与心灵的自足，对乡村的赞美往往意味着对都市文明的质疑甚至否定。
这样的都市、乡村的二元化处理在1920年代的美国电影中屡见不鲜，比如卓别林的《巴黎一妇人》（A Woman of Paris， 1923）和茂瑙的名作《日出》（Sunrise-A Song of Two Humans， 1927）就很具有代表性。前者描写一对乡村青年的爱情悲剧。女主人公玛丽到达繁华都市后，很快沦为富翁的情妇，她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中躲避着情感上的痛苦，她的年轻恋人与富翁发生争执，后自杀身亡。最终，玛丽离开富翁，离开繁华的都市，重返乡村，在服务他人的事业中获得了新生。影片中，巴黎成为浮华生活的代名词，乡村则尽显质朴之美。《日出》也是将一对年轻夫妇的生活悲剧放置在都市与乡村的背景之下，因为都市诱惑的侵入，临湖而居的农村夫妇失去了原本静谧与安宁的生活。时尚的都市女人到来，向年轻的丈夫描绘着大城市生活的美景，她妩媚妖娆，年轻的丈夫乱了方寸，竟动了杀妻的念头。美丽的、充满田园气息的湖泊，因为都市的诱惑而变成恶行的场所。在此，都市/罪恶与乡村/善良的对比，都市对乡村的侵蚀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对比关系中，乡村成了平复心灵创伤、重归心灵宁静的所在。玛丽返回乡村，在朴素的环境中完成了自身的道德升华和精神救赎；《日出》中的夫妇也最终离开城市携手返回故乡。
与美国电影相似，中国1920年代的电影也常把都市与乡村表现为一组对立关系，都市经常被当做人生歧途的象征。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拍摄的第一批长故事片中，《莲花落》（任澎年导演，1923）就表现了作为欲望之地的都市上海。这部电影根据《郑元和落难唱道情》改编，主要故事情节是郑元和从乡村来到上海求学，他在游玩“大世界”时结识了妓女亚仙，从此沉湎女色。被父亲遗弃后，他流落街头，最后在亚仙的帮助下，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导演任澎年十分注重外景地拍摄，在这部影片中展现了黄浦滩、半淞园、大世界等上海著名景观，根据现存的一幅剧照来看，这部影片里的屋内摆设、人物服装都十分地摩登，可以想象它在外观上相当西化，现代感十足。在叙事上，现代化的、繁华的上海成为一个引人误入歧途之地，而乡村则成为道德化生活的象征。比如郑元和的同乡名字叫“乐道德”，乡下的郑父也是道德的化身，他到上海训子，暗示着乡村与道德化生活的关联。
直接脱胎于《巴黎一妇人》的中国影片《上海一妇人》（1925）同样把都市描写成让人堕落的污浊之地。片中的女主人公爱宝原是一个朴素的乡间女子，受林氏引诱来到上海，变成了声色场中的花国大总统。贵全的妻子黄二媛“本小家女，为上海之恶浊环境所熏陶，乃日渐堕落而不自觉”，虽然身为人妻，但在大都市里放浪形骸，周旋于几个情人之间。最后觉醒的爱宝努力阻止乡女前来上海，她给贵全在乡间置地，使其“归乐余生”。[2]根据剧本看，影片以堕落的上海都市为主要表现空间，对乡村的描写着墨不多，但不在场的乡村仍以其安宁祥和反衬着都市的浮华与混乱。
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种理想化的乡村形象仍然出现于中国电影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桃花泣血记》（卜万苍导演，1931）。影片展现都市和乡村的两种景象，一边是田园般的风光，大片的桃林，茂盛的牧场，热闹的庙会；一边是精致的院落，一对恋人使两个空间发生了关联，富家子弟德恩爱上了贫穷的牧羊女琳姑。跟随德恩来到城市后，琳姑不被男方家庭接受。短暂的抗争以悲剧结尾。这里，都市与冷漠、自私、怯弱联系在一起，而乡村里则充满质朴的情怀，诚实且具有奉献精神的琳姑，成为了乡村之美的化身。同时出现的《银汉双星》（史东山导演，1931）也同样表达了对城市的批判。影片通过李月英情感受挫的故事表现了城市带来的困扰，影片通过李父之口把城市说成了罪恶之地，最终他们回到了湖畔，在宁静的乡村修复情感的创伤。
《狂流》等几部作品则用残酷的农村现实打破了乡村的田园形象。在这些影片中，乡村不再是传统道德的守护地、理想国、纯洁朴素的象征，也不再是浮华都市的抽象的对立面，而是充满现实矛盾，在困难处境中挣扎的真实社会空间。《狂流》中的筑堤抢险、《春蚕》中蚕农的艰辛与破产、《铁板红泪录》中土豪恶霸之行径，《盐潮》中的烧盐、贩盐，《丰年》中的肥田粉高利贷无一不是农村生活的写照，这些内容在之前的中国电影中几乎从未得到切实的呈现。之前的中国电影即使表现农村生活，表现农村的贫富差异，比如像《采茶女》（徐琥导演，1924）、《玉洁冰清》（卜万苍导演，1926）等影片，也大多以男女情感为重心，以个人恩怨为主要内容。相比之下，《狂流》等作品是把男女爱情放置在一个更宽阔的生活背景当中，放置在不同的、彼此对立的群体之中，使观者透过个人情感故事，看到社会阶层的存在，从而对农村社会有一个更整体的理解。左翼电影人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固然与他们的思想立场有关，但更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危机的严重性相关，正是这场危机为电影再现提供了现实基础。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看，这一危机的根源又在于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无法躲避的失衡。
二、失衡的现代中国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以被动的方式展开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利中英签署《南京条约》开始，直至1905年中日签署《满州善后条约》，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晚清政府与西方诸列强及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达三十多项，割地、赔款、控制通商口岸，从商品输入到投资建厂，一个传统的、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在屈辱中向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敞开大门，同时也以畸形的方式开始了自身的现代转型，其结果是中国社会各层面的失衡。
比如区域发展的极度失衡，率先开埠的沿海城市与内陆地区形成巨大差别。在被殖民的过程中，沿海通商口岸地区率先步入现代化轨道，而广袤的内陆地区由于交通闭塞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加之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投资活动，基本上集中在大都市和拥有外国铁路的地区，如上海、天津、东北地区，比如“1902年，在帝国主义企业投资的总额中，上海一地占21.7%，东北地区占43.1%。1914年上海增为27.7%，东北地区为33.3%。1930年上海增为42.8%，东北为33.9%”[3]，投资的区域化加剧了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再比如工业发展和农业经济之间的失衡。外国资本的进入带动了民族工业的出现。有学者指出，《马关条约》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的步伐。清末民初的实业热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铁路修筑的加快，都使中国的工业化有较快提高。[4]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自然经济的农业却一直处于衰落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