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赴美之前都跟父母住，又靠打工负责自己的开销，一直不是英国人眼中的“正常人”。但在美国，自己打工念大学是家常便饭，福斯特顿时觉得如鱼得水。不过他是研究生，课业繁重，没什么时间和住同一栋楼的大学部学生来往。同样来自欧洲的斯库利，对这点的观察可和福斯特不同。斯库利是爱尔兰人，三〇年代到耶鲁半工半读念艺术史，帮有钱的白种清教徒同学端盘子，对校园内的阶级分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也可以想象，尽管福斯特每天去上课的途中，都会经过精英学生秘密社团“骷髅会”的红沙岩楼房，却从来都无缘加入[老布什与小布什都曾是其中一员]。
鲁道夫——第一位恩师
一九六一年冬的耶鲁可以说就意味着保罗·鲁道夫。保罗·鲁道夫当时是建筑系的系主任，小平头、纽扣领衬衫，打扮得相当利落。他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现代主义建筑师，老家在肯塔基州，到亚拉巴马州读完大学。但他一如福斯特，年轻时即大放光芒，很快就转到了更大的舞台——他于一九四〇年进哈佛，与贝聿铭、约翰逊同期，拜在格罗皮乌斯门下，迈入顶尖的现代主义殿堂。
鲁道夫“二战”时是海军，基地在布鲁克林。从军的经历，加上格罗皮乌斯的影响，让他发展出活泼创新的独门风格，从他拿到建筑师资格后，在佛罗里达州做的一些案子可见一斑，例如位于西耶斯塔岛的“茧屋”[Cocoon House]，就使用了海军让备用船只不受恶劣气候影响的保养技术，以塑料防护膜覆盖整个屋顶。这种别具巧思的自由联想，深深影响了福斯特日后的作品。
罗杰斯与福斯特在“四人组”时期一起设计的维安别墅[CreekVean]，不难看出其中有鲁道夫的痕迹。维安别墅和鲁道夫为耶鲁设计的森林学院相仿，都位于坡度极陡之地，不过他俩把高低层联结在一起，大门设在高层，往下走才是起居的主要楼层。屋外绿草如瀑的层层阶梯，则是福斯特从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1898-1976]的赛于奈察洛市政厅得来的灵感。
鲁道夫在一九五八年受耶鲁之请，接掌建筑系[校方主要是欣赏他的作品，而非教学成绩]，也把自己的事务所一并搬到纽黑文。福斯特进来时，耶鲁建筑学院已经在鲁道夫领军下，奠定前所未有的明确走向。鲁道夫邀集许多知名建筑界人士前来讲课、帮学生评图，尤其会请名气极大、要求极高的一流阵容来评图[这是耶鲁教学的一大特色]，鲁道夫毫不忌讳在学生面前和这些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此等格局、此等经费规模，在当时的美国，除了耶鲁，无校可敌。
鲁道夫是同性恋，具有独特的领袖风范，建筑圈内圈外一样仰慕他。一九六二年，《时尚》杂志派记者厄威特[Elliot Erwitt]来帮他拍照，制作个人专题。在厄威特一路跟拍记录下，我们得见他工作时是认真的教授与设计师，下了班是衣冠楚楚的酒会主人。那期专题以一张鲁道夫的跨页照片为始，令人一见难忘。厄威特刻意用长得吓人的超长镜头处理。鲁道夫孑然一身，站在他得意之作的屋顶——以大量模铸混凝土打造的纽黑文寺街停车场[temple street car park]，像是缅怀罗马时代的输水桥。他在长镜头拉远下，成了一个几乎消失的小点，但你定睛一看，可见他稳稳的交臂站着，身边是心爱的捷豹XK 150双门跑车，时尚的白色胎壁、钢丝轮毂。他志得意满，宛如是在战车旁准备凯旋的罗马将军。他置身自己的代表作中，周围是这个熙来攘往的城市。照片让他化身为著名小说《源泉》里的孤独英雄：有远见、有抱负，却必须只手对抗整个世界，没有人能左右他，他只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厄威特的相片与《时尚》的专题，足证耶鲁为学子树立了何等杰出的榜样。就像福斯特从鲁道夫身上学到怎么当一名建筑师，也学到建筑师该有的打扮和举止。他开始模仿鲁道夫的穿着，连画的图都开始像他的风格，将来也想和他一样，设计自己的家与工作室。
福斯特同时也在鲁道夫的工作室兼差当制图员，时薪一块五。工作室就在鲁道夫私宅的阁楼上，离他住的学院走路不过五分钟。从街上看鲁道夫家，完全看不出里面是群英汇聚之地。福斯特曾形容那个家是一阶阶楼梯相连组成的迷宫，鲁道夫为耶鲁设计的艺术与建筑大楼，缩小了就是他自己家。他用挑高的玻璃环绕屋侧和背面，屋后是个小院子，四面围着砖墙。屋里挂了许多他从废墟中抢救回来的玩意儿：窗边一尊中世纪主教的哥特式雕像，壁炉上方的墙钉着某个罗马参议员的头。在这个风格独具的家，福斯特学到如何处理历史悠久的建筑物。二十五年后，他的头一个改建古迹案，便是伦敦皇家学院的改建工程。他仿效鲁道夫处理私宅的方式，融合建筑物边缘的空隙，创造出新的空间；也像鲁道夫一样善于运用新旧之间的视觉反差，做出抢眼的效果。
鲁道夫家的摆设一样抢眼。羊皮地毯、亚克力和泡棉做的家具，风格大胆新潮，让他这个英国乡巴佬看得目眩神迷。
鲁道夫的工作室是只有六把高脚凳和抱枕堆成的休憩间。他不时会把助理都找来这儿，大家一起讨论手边的案子。这群年轻人的打扮同样效法他——窄领带、纽扣领衬衫、小平头。
待过那间工作室的威廉·格林德瑞[William Grindereng]，回想当年工作室中央有一道直穿出地面、叫人看了眼花头晕的楼梯，大家走在上面无不捏把冷汗：
鲁道夫做的事情里面大多藏着危险，不管是对他自己还是别人。这道楼梯穿过地板，就是地上一个大洞，而且还没有扶手。建筑检查员来看了，说一定要装上扶手。鲁道夫的回答是：“要我装，我就搬走。”他有时还真拗，说不装就是不装。
鲁道夫起居间墙上的楼梯，比这地洞还危险。这楼梯不过是数片薄石板，以墙面为支撑点悬空往上排，有五米多高，同样没有扶手。知名建筑史学家希区柯克，就有好几次痛饮波本威士忌后，在这楼梯上演出险象环生的场面。更惨的是，詹姆斯·斯特林曾在酒酣耳热时，跑到玻璃墙外的庭院小解，宾客们一览无遗。
鲁道夫的画极为精巧复杂，劲道十足，下笔精准有力，犀利刚硬，简直像刻钢板。福斯特不但学了去，还下工夫不断临摹他的画法。鲁道夫的画都很大，福斯特说这是因为他用画来测试设计各种可能的变化[现在的建筑师则把这差事交给计算机]。鲁道夫会把建筑物的各部分画上好几种版本，再组合成更大的画，来测试每一部分是否可行，若有不妥即舍弃。
他这股过人的干劲，令福斯特受益良多。“他只花一个周末，就可以自己完成所有的设计图面和案子的详图。在这方面他实在是我们的榜样。”福斯特在那里兼差的工作，大多是在鲁道夫的示意图上，一层又一层的画上制造光影的交叉线条，画到眼睛都快瞎了仍没法停笔，得继续画“艺术与建筑大楼”的图。
鲁道夫的笔记本里，满是线条简约流畅的铅笔素描，由此不难发现福斯特近乎强迫症的画法从何而来。福斯特作画的手就是停不下来，画画是他与人交谈的技巧。他用餐的时候会随手拿起一张纸，用画画来说明他的想法。绘画帮助他思考，方便他记住重点。每天接送他的轿车里，永远摆着一叠画纸和一排削好的铅笔，以便想到什么就能随时记下。当然他也会写信，只是他更喜欢用画来沟通。画画对他来说是乐趣，尤其在他日后抗癌的过程中，他是用画巨细靡遗记录病榻中的所见所闻。画画也是让他平静下来的方法。
福斯特显然很想给鲁道夫一个好印象，成了通宵画图的拼命三郎。鲁道夫心里明白福斯特的努力，但他也知道应该怎么把这些学生的弱点，转为鞭策他们积极表现的动力。福斯特记得有一回连续拼了好几天的心血，被鲁道夫冷酷的几个字一笔勾销：“你不够用心。”他的泪差点夺眶而出。难受归难受，他还是学会放下过去、汲取教训，做来日为人师表时的借鉴。
耶鲁课堂上的辩论之激烈，也让他大开眼界，这和在曼彻斯特的时候完全不同。耶鲁的学生必须在一组挑剔的评图者面前介绍自己的作品，这简直正中他下怀。他乐于花大把时间准备，再欣赏别人发表对他作品的看法。从开始受教育以来，这是他头一次能在实务与可测量的议题之外，真正逐步探索建筑的意义。鲁道夫对学生是这么说的：“建筑是发现‘你需要知道什么’的过程。”
鲁道夫是福斯特的第一位恩师，也为他班上的学生指引了未来的方向。“他始终在探索形式，同时也是伟大的评论家。他早期的作品非常新颖有创意，像是神来之笔。”纵使鲁道夫的名声起起落落，福斯特始终站在恩师这边。二〇〇八年他重返耶鲁，在艺术与建筑大楼整修扩建后的启用典礼上，致词表彰鲁道夫的成就。他们夫妻俩捐出三百万美元，给建筑学院资助客座教授之用，以感谢耶鲁与美国的培育之恩。但鲁道夫也是个要求极高的人。“和他一起，要是没东西给他看，像是模型啦，或一组什么图啦，跟他就没得谈，”福斯特说。
低他一届的托马斯·毕比，对鲁道夫推崇备至：
保罗可以看着一张图就讲起来，不仅讲内容是什么，还解析其中所有的细节、构成的方法。他会问你，你觉得这栋建筑物怎样？想象自己从那头走来、走到这里，看看尽头，你看到什么？这是在看你对空间理解的能力。他的三维空间理解力非常厉害。他是很棒的老师，也有绝对的标准。什么都不够好，因为总是有毛病：结构不对、动线不好、垃圾没办法运进来、外观难看、窗户太高……
很多人觉得鲁道夫是找他们麻烦。他从没这样对我，但他在必要时可以变得很直接、很尖酸又很毒舌。他会挑几个人，在评论最后开骂。我们报告的时候都争先恐后，谁都不愿意当最后一个，因为到了最后三个人，他总会在一个时间点开炮，朝你大吼一顿，然后呼啸而去。最后两名绝对难逃毒手。我们总是在考虑，要怎样才能不变成最后那三个。
在耶鲁读建筑，不单是摆摆样子、耍耍个性，这所学校要求学生百分之二百无条件投入。“耶鲁强迫你专心在自己的作品上：你要有相当敏锐的判断力，一看到自己的作品，就知道怎么评论。”毕比回忆道：“你得靠自己，只有你和纸相依为命。你不是群体的一员，隔壁同学做的东西和你完全不同，所以也无法给你建议。耶鲁就是那种要自己摸索一切的地方。”
耶鲁三英
福斯特那年的硕士班共有十一人，其中三位来自英国。一是埃文斯，建筑联盟学院的杰出毕业生，后来泰特美术馆位于康沃尔的St.lves分馆即出自她之手。二是罗杰斯，比福斯特大两岁，一九三三年生于佛罗伦萨，父亲是医生，持英国护照，母亲是意大利人。父母于“二战”前不久在萨里买了房子，把一家子搬到英国。他在寄宿学校的日子并不愉快，就此养成了叛逆性格。后来他也进入建筑联盟学院，和福斯特在曼彻斯特的际遇有天壤之别。
第三位就是福斯特，他以跌破众人眼镜之姿，很快展露了意见领袖的才能。有阅读障碍、图又画不好的罗杰斯，依然记得福斯特为他们合作的案子做简报时，已有大将之风。
罗杰斯和福斯特跟班上的美国同学卡尔·阿博特[Carl Abbot]感情特别好。阿博特有辆甲壳虫，三人常一起驾车出游，欣赏美国重要的现代建筑。
一九六一年的冬天，罗杰斯的第一任妻子苏，曾帮这三人拍过一张合照。罗杰斯站在中间，戴着俄国羔羊皮帽，面露微笑但带点不自在，一只手握拳，另一只手垂在身侧。他左边是阿博特，连帽子都没戴，仿佛是里面最不合群的家伙。福斯特站在罗杰斯右边，头上一顶深色折边的软呢帽，那是外号瘦皮猴的爵士歌王弗兰克·辛纳屈的注册商标，但他戴起来完全没有辛纳屈的味道。他把格子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挡风，一手拿着相机，相机的皮制外壳和吊带垂在前面。没有笑意的脸加上领带，说明他是个神经紧张、性子又急的初生之犊。他另一张在艺术与建筑大楼顶楼工作时拍的照片，模样比这张开心得多。
在他们班共享的工作室里，英美两国学生之间颇为泾渭分明。英国学生年纪略长，喜欢唇枪舌战，花在画画上的时间倒没那么多，而且自认比美国同学来得成熟稳重，更像专业人士，这副架子自然颇惹人嫌。有次英美两国学生吵完架后，制图桌上出现了一张卡片，写着：“别讲了，画图吧。”英国人不甘示弱，也想出一句标语，摆在工作室另一端，叫美国人“动动脑吧”。
在建筑师MJ·隆[M.J.Long]的记忆中，鲁道夫那时期的耶鲁比较爱收英国学生，但美国人的耐性终究也有用完的时候。她记得有次英国建筑师简·德鲁[Jane Drew，1911-1996]来耶鲁讲课[她与柯布西耶一起做过昌迪加尔案]，美国学生在耶鲁美术馆的窗外垂下布条，上面写着：“你也是他们一伙的？简·德鲁？”他们先入为主，以为又来了一个故作亲切的英国人。
但阿博特倒是和英国同学走得近。福斯特去旧金山工作的时候，他还特地去探望。“四人组”刚成立时，他也去伦敦跟他们共事了一段时间。他还记得肯尼迪遇刺的消息，是在伦敦听收音机得知的，大受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