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书法家米芾说：绢八百而神去，纸千年而神去。祈祷再有八百年一千年，后代仍旧有幸看到历朝历代卓越的书画真迹。
那时候的人，将会在众多的神品上，看到一枚收藏印：仕勋心赏。
谢女士谢女士
将《陶白捐赠文物集》赠给纽约市法拉盛的公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有很多中文书，华人读者很多，此馆的使用率在公立图书馆中总位列前茅。
这本文物捐赠集，是北京文物出版社和江阴市委，在父亲去世十周年时，为他捐赠给博物馆的所有藏品印制出版的大开本书画集，质地极为精良。
馆长是美国人，从里间办公室走出来，客气地与我交谈。他问及画册中的文物捐赠人跟我什么关系，得知是我父亲时，他十分吃惊，连连摇头难以置信，说：He is your father？Yourfather？（是你父亲？父亲？）
他用手指轻触封面，赞叹地看着封面上清代画家边寿民的大写意泼墨荷花图，“The quality is so good（质地真好）！”他摇着头说。
当发现集中只有中文时，馆长对坐在桌上编目录的人说，请你去把×××请来，Thank you！
一个五十多岁的华裔女人走进来，短发，中等个儿，蓝色裙子，黑绸短衫，眼镜由一根黑色长结拴着挂在胸前。她看看我，点点头，没有笑。我看看她，点点头，也没有笑。馆长介绍我给她，她稍稍起了点笑容。我们隔着咫尺之遥，彬彬有礼。她说她姓谢。我说我也姓谢。她稍稍用心打量了我一眼，旋即目光闪开。
馆长请她把前言翻译成英文，做一个介绍。他说其中的明清字画是广受中国读者喜欢的，一定要好好译介。谢女士说，我们这里凡有中国古字画的刊物画册，有时会被人撕掉一张带走，尤其是书法。这本画册这么精美，编成参考书吧，不出借。馆长同意，说那就这样，这事交给你。
谢女士见我可与馆长直接英文交谈，对馆长加了一句：我觉得谢女士就能翻译前言，她比我了解里面的内容。
我对她说，应该你做，图书编目是专业，我不懂，光懂英语不够的。
我们彼此笑笑。
我给她留下电话号码，假如有问题尽管问我。几天后，谢女士给我来了电话，有个问题想要请教，她说：“谢女士，我看了前言，说你父亲从前是宣传部长，这个‘宣传部’，英文怎么译好？”
谢女士拿不准“宣传部”怎么英译合适。
我想了片刻，不喜欢翻译成propaganda department，就解释说，我父亲不光是管宣传部门，还管教育和文化系统，译成：in charge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文教文化系统负责人），你觉得是不是更贴切一些？谢女士认为这样很好。
沉默片刻，谢女士说：谢女士，有句话我想对你说，不知是不是不合时宜。她的口气有些迟疑，温文尔雅的迟疑。听了她的话，我有些紧张，除了捐赠书之外，还有也许不合时宜的话？我尽量平静地跟她说：您请说，没有不合时宜的。
于是她说，我在美国很多年，在图书馆做事也很多年，长年累月在法拉盛街上走，见过很多华人，从来没见到你这样的华人。
我迅速想象：在法拉盛大街上走着的我，究竟什么样？
去图书馆那天，我穿黑色V领短袖衫，V领下黑色绉纱流苏般垂至衣摆，黑白碎花布一字裙，裙外罩浅薄纱，两边开低衩，头发盘在脑后。似乎是无可挑剔的，吻合我的年龄和阅历。谢女士是说我模样端庄知性吗？但不能确定，所以我问：是吗？为什么？
谢女士温婉地说：看到你，不知为什么，想起1949年，我跟随父母搭船到台湾的情景，不知为什么。
沉默。
我方寸全乱。这是接不上话茬的对话啊。
可我还是随口说：是吗？为什么？
谢女士说：是啊，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就想起1949年撤退的我，那时我小。“哦，对不起，谢女士，有些唐突，可能不合时宜，我没有这样说过话，不好意思，打扰了。”她听上去很不安。
我连忙说：没有没有，谢谢你啊！
我谢她什么？我听懂她的话了吗？
这么重要的话头，竟然没有接好，谈话就此结束。谢女士马上以修正的口吻说，要是再有问题，跟你联系可以不可以？
我说：任何时候都可以，任何时候！
我犯了一个大错，把一个富有历史深度的提示和感受，误会成表面的夸赞。这是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肤浅。
事后越想越觉出她的话意味深长，我不知道她从我这里感知到我们之间的截然不同，还是感知到我们之间的相同之处。直到今天我仍旧参不透她的意思。只感到她是个内心丰富而身世复杂的台湾女人。与我初见之下就能这样说话，是小女孩的真心真意，是赤子之心。没有切肤之痛，谁会这样告诉一个陌生人，你让我想起童年的惨伤经历？
隔了一段时间，我去找她，不巧她不在。再后来，我又去一次找她，她还是不在，出国休假了。一个不经意的失之交臂就是永远不能再见。
之后我回南京，母亲去世，心情不好。回到纽约常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回想妈妈的一生，她是广东淡水镇大户人家的小姐，出逃上海投身革命，后参加新四军，二十多岁就是军部医院教导员。
动荡不宁的时代，有几个词剜心剜肺：含辛茹苦，私奔出逃，流亡撤退，远离故土，爱恨情仇，客死异乡。这些词，似乎说的是个体遭遇，其实里面的炮火硝烟和历史潮汐，历历在目，声声入耳。
母亲年少逃离富裕家庭，远去上海参加革命；我过三十华年远离故土移居美国；谢女士幼小随父母离开大陆到台湾。这些都是女人身世中充满流离不安至死难忘的经历。
龙应台说，1949年前后出生在香港和台湾的孩子，多有名叫台生、港生、陆生的，记下了孩子的出生地和父母的动荡生涯。就连龙应台的名字，也有一个“台”字。她就是出生在台湾高雄的。
在中国大陆，1949年前后生人，不管什么家庭背景，都是共和国一代人。这在孩子的名字中得到印证：国生、华生、新生。还有渡江、南征、开国。更有父亲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母亲为遗腹子取名念淮的。
这是我年少时认识的朋友们的名字，多为年代名、地名、事件名。
孩子的名字都是父母的一番苦心，有为孩子的一生祈福祝愿，有为纪念家中前辈，有寄托情志心志，也有深藏父母心中的牵念。望孩子长大无灾无难平安过好。有些家世深厚的百姓人家的孩子，他们名字的含义和发音，更总在刚才历数的名字之上，字面上文气沉静，不争不抢，笔画复杂一些，念起来不那么上口，却更有一番隐蓄的甘苦和教养。
谢女士叫谢继群，她是在国民党撤退之前出生，名字中没有在台湾落生的那些孩子名字的特点。她在出生时，国民党并不知道即将千里撤退到台湾，因此她的名字中也没有对大陆家园的难舍。这个名字有些中性，大概女孩取个那样的名字好养大，坚定勇敢？还是有家族的内涵？
台湾不少小说写到眷村生活。眷村就像军区大院，撤退到台北的军人家庭聚集在那里，后代都在眷村长大。龙应台和谢女士都在眷村长大。台湾女作家朱天心有一部短篇小说集《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写的就是那些子弟的成长故事。
初到台湾安顿下来，军人家庭的生活相当不安艰困。谢女士的家，也经历了最初抵达宝岛的艰难和惊恐，种种不测风雨，已经无从对我细说。
我大名谢舒，曾叫星星。星星也是大名。本意是五星红旗。妈妈说女孩子叫五星不好听。五颗星是复数，星星也是复数，所以我就叫星星了。
妈妈，一个兰心蕙质的革命女人。
“1949”这一年份，对我这一代人，以及1949年之后几年出生的人，有一种魔力，好像终生都是我们的本命年。
谢女士随父母告别大陆时，我父母正随大军准备挺进南京城。谢女士站在船上遥望渐渐远去的海岸线时，不知道有一个即将诞生在无锡的女孩，在很久的将来会与她相遇。
我的人生和谢女士的人生，就那样失去了同色的背景。
各是各的悲喜，各有各的恩怨。
可是终究，这一天来到。我和谢女士，在纽约公立图书馆遇到了，并且为了我父亲捐赠的画册，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是那么简短，寥寥几句，却远胜过我与他人无数的深谈细谈，多年来在我心里波起浪涌。在谢女士锐勇的坦诚面前，我很惭愧。当时竟没有感知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心灵沟通的时刻，是我们盼了那么多年终于走到彼此身边的时刻。
谢女士一定也读了龙应台，还有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王鼎钧先生的《文学江湖》。历史的巨流在他们笔下潺潺湲湲，多少沉痛往事从不同的源头和来路，由此显影。
我猜谢女士的感触一定很多很深，她会更想与从浙江去到台湾的龙应台见面说话，而不是与我。
但我渴望能和谢女士坐在咖啡厅一角，低声说话。我会先向她道歉，把她浅尝辄止的重大话题，接下去说。
也许她会告诉我，她跟中国大陆长大的女人不容易交往，有疏离感，特别是1949年前后出生的大陆女孩。
而我会告诉她，我跟从中国台湾来美国的女人也不能一见倾心。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去过祖国大陆，回到离开了几十年的故乡。
我也没有去过台湾。
我们一定会相互一笑，那一笑很可能就来自我们在图书馆的一面之交，来自她电话中坦诚的告白。
我很想问她，为什么在和她见面的时候，我会让她想起1949年她随父母撤退的情景？
我身上的哪些东西唤醒了她童年的记忆？
我们难道不是彼此的镜子？是根同心不知的姊妹？
我们终能够面对面站在一起，是不是历史的河流已经转弯？
我想在很近的地方看着她的眼睛。我们的眼睛都历尽沧桑，在各自的社会动荡中走完少年时代，蹚过青春和中年的长河，如今岁月已远，已远。我想告诉她，我写的《翡翠女人》，不久前在台湾出版繁体中文版，书名为《翡翠女人传奇》。
当我扎着两条马尾辫，走在通往学校的路上，不曾想到有一天，我写的书会在台湾出版，立在诚品书店和金石堂书店的书架上。
我的父亲母亲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女儿会以这样的笔触和感悟，写出现在这篇文章。
世界，世事，风流云转，有多少传奇叫人心灵震颤？感怀深远？与谢女士这一段即逢即散的相识，有如银河星汉，恒久闪亮。
而我最想最想问谢女士的是：离岸登船东去的那天，是几月季节？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是裙子？什么布料？什么样式？长短抵膝吗？你梳着什么样的发式？小辫子？短头发还是童花头？
你有没有那一天的照片？
也许你只有底片，在你的心底保藏。这张底片几十年后突如其来，在我身上显影，你看见了那天的你。
自从登船东去，多少年后，你我来到纽约，我们得以相逢。
饥饿的父亲
书柜最上层正中间，是《三地书》，海蓝封面，蔚然明亮。
书有副标题——
殷福海家书
殷志鹏编注
由台湾传纪文学丛刊1984年出版。
书拿在手上，隔世之暖沁入肌肤。翻开扉页，上有编注者的赠书签名：
志鹏慈节合赠于1986年11月1日。
那一天距我到纽约仅两个半月，我是同年8月16日到纽约的。不敢相信，此间岁月已过去二十九年。
殷志鹏是我在纽约遇到的第一个南京老乡，第一个请我吃饭的纽约客，第一个送书给我的作家。初到纽约，最需要的是工作、挣钱、吃饭、交房租，多少年过去，才明白这本书是我得到的第一份珍贵礼物。
我们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遇到的。他已完成博士学业，执教中学。那天他回学院图书馆借书，我在那里打工。图书馆是一个珍藏着瑰宝的地方，你读到无数伟大著作，遇见许多传奇人物。
《三地书》是一本书信集，是父亲殷福海在南京写给在海外漂流、读书、谋生的儿子殷志鹏的信。儿子在束发之年告别南京，踏上人生长途，完善自我并肩负起抚养父亲的大担子。
他们父子1948年分别，至1974年殷志鹏从纽约回南京探亲，得以团圆，一别二十六年。其中十三年经由英国朋友转手，彼此通信，另十三年杳如黄鹤。父亲在十三年中，给辗转在台湾、伦敦和纽约的儿子，共写了一百六十九封信。
《三地书》书名由此而来。
我读《三地书》时，写信人已在1976年清明去世，得年七十三岁。为纪念父亲，殷志鹏选出九十一封信，在父亲八十冥诞时，编撰成《三地书》。
原来以为这是父子双方的通信，其实全是父亲的信。
而父亲的九十一封信，有一个前无古人的特点：全是要钱，封封要钱。喊儿子寄钱！寄钱！寄钱！快寄钱来，让老父活命！直逼性命的呐喊，让我受到极大震撼，甚至胆寒。
初读《三地书》，笑得起不来，有谁见过这样向儿子要钱的？就是父亲，也有为父的尊严和慈爱啊。可是笑过，眼泪掉下来，很心酸。
在我四处奔走打工挣钱的日子里，《三地书》分担了我的忧愁，也给我平衡、力量、勇气。在我心绪难平，有时后悔到纽约的时候，至少我的心有一个角落是平静的，我父亲不要我寄钱给他。他给我信说：孩子，我帮不到你了，你全要自己奋斗。
殷福海是南京市的贫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从略有房产积攒，到陷入赤贫，有一个一言难尽的过程，所以他全部的希望都在儿子身上。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或者不是精华。养儿是为防老吗？
我把《三地书》寄回南京给父亲看。这是我从纽约寄回中国的唯一一本书。父亲看过来信，其中一句：没有想到生活如此艰难困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