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他对李白和杜甫推崇备至，对他们的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给他们在文坛上以最高的地位，以表达对他们的景仰之情。“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荐士》)“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醉留东野》)“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石鼓歌》)韩愈最有名的论李白、杜甫的诗是《调张籍》，诗云：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
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
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
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剌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
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韩愈最早提出“李杜”并称的观点(据笔者推测，“李杜”并称的说法，在李、杜生前可能已有，但现在找不到材料)，始终把李、杜推到诗坛的最高领袖地位，从未有抑李扬杜或抑杜扬李的倾向。韩愈在中唐以后的千余年间，在中国古代文坛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他对李、杜的推崇与评论，对于确立李、杜在诗坛的泰斗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特别是他强烈抨击中唐一些人对李、杜的诽谤，更捍卫了李、杜的尊严，堵塞了攻击李、杜的逆流，可以说他是李、杜的保护神。但是，李白在生前名气比杜甫大得多。李杜并称，实质上提升了杜甫在诗坛的地位，提高了杜甫在诗坛的知名度。王嗣奭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自昌黎品定而月旦千古。虽然，青莲业有定价矣，少陵犹不免蚍蜉之撼，而昌黎借李伸杜，嗣后评者或驾杜于李，盖李善用虚而杜善用实，用虚者犹尽鬼魅，而用实者上画犬马，此难易之辨也。”(《杜诗笺选旧序》，见《管天笔记》外编)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韩愈始终坚持“李杜”并称，不偏不倚，是对李杜最公允的评价，表现出他过人的见识。事实上，李白与杜甫在内容与艺术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都达到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他们理应并称。李杜并称准确而全面地表明了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当然，学术研究允许持不同观点，那种从内心深处认为杜强于李，或李优于杜者，自然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过论述时要心平气和，不要意气用事，否则，难免失之偏颇附录：刘斧摭遗小说(见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之《集注草堂杜工部诗外集·酬唱附录》，蔡梦弼认为非韩愈所作)有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未载入韩愈集中，今录如下：
何人凿开混沌壳，二气由来有清浊。孕其清者为圣贤，钟其浊者为愚朴。英豪虽没名犹嘉，不肖虚死如蓬麻。荣华一旦世俗眼，忠孝万古贤人芽。有唐文物盛复全，名书史册俱才贤。中间诗笔谁清新，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我常爱慕如饥渴，不见其面生闲愁。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墓。召朋特地踏烟雾，路入溪村数百步。招手借问骑牛儿，牧童指我祠堂路。入门古屋三四间，草茅缘砌生无数。寒竹珊珊摇晚风，野蔓层层缠庭户。升堂再拜心恻然，心欲虔启不成语。一堆空土烟芜里，虚使诗人叹悲起。怨声千古寄西风，寒骨一夜沉秋水。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子美当日称才贤，聂侯见待诚非喜。洎乎圣意再搜求，奸臣以此欺天子。捉月走入千丈波，忠谏便沉汨罗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贤所归同一水。过客留诗千百人，佳词绣句虚相美。坟空饫死已传闻，千古丑声竟谁洗。明时好古疾恶人，应以我意知终始。
该诗具有两点学术价值：（一）耒阳有杜甫之墓，诗人亲眼见过。不过这墓可能是杜甫逝世后为纪念他而建的，并非葬身之处，因为元稹所作杜甫墓系铭明言杜甫殡于岳阳。（二）诗人对杜甫死于牛肉白酒之说进行批驳，认为“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说明牛肉白酒不是杜甫的根本死因，指出牛肉白酒致死之说是对杜甫的丑化。这首诗是否为韩愈所作，难以考证。说是韩愈作，有可疑之处，但又没有从根本上推翻为韩愈所作的证据，理应视为韩愈所作。即使不是韩愈作，也可以肯定是唐宋时的诗，是最早批驳杜甫死于牛肉白酒之说的作品之一，自有其价值。
韩愈是中唐的文坛领袖，他身边聚集着不少文人。其中如孟郊、张籍，皇甫湜，也像韩愈一样推崇李白杜甫。孟郊云：“可惜李杜死，不见此痴狂。”(《戏赠无本二首》其一)张籍《送客游蜀》诗云：“杜家曾向此中住，为到浣花溪水头。”皇甫湜《题浯溪石》云：“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洪迈《容斋随笔》卷八《皇甫湜诗》条引)孟郊、张籍、皇甫湜都是著名文人，他们和韩愈一道，为确立李白、杜甫在诗坛的泰斗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白居易
一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徙下邽。敏悟绝人，工文章。贞元中，擢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调盩厔尉，为集贤校理。为翰林学士，迁左拾遗。累官中书舍人，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拜苏州刺史。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除太子宾客分司。拜河南尹，复以宾客分司。改太子少傅。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新唐书》卷一一九本传)
二
白居易是我国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他与元稹并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朴素清新，富赡隽永，流传很广。“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是中唐诗歌创作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白居易对杜甫的诗歌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并与元稹等友人讨论读杜诗的心得和对杜甫的评价。白居易研究杜甫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杜甫诗的研究与自己的诗歌理论的建树联系起来，把对杜甫的评价与当时的创作状况联系起来，因而他的研究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云：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
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通过对李杜及其诗的评价，提出诗人应该努力创造出好的诗歌的观点。白居易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诗应该有兴寄，应该有广阔的社会内容与思想内容，他也用这一思想来评价杜甫的诗：
唐兴二百年，期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与元九书》)
白居易说杜甫的诗有“风雅比兴”的不过十分之三四，乍听令人吃惊，而翻检杜诗，却觉得符合事实。但问题在于，文学是表现生活和人的思想的，不能认为只有具有强烈政治性和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才是好作品。然而，如果我们知道白居易这样论述的出发点是为了振兴诗道，是为了提倡诗歌多表现社会生活，多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多描写民间疾苦，那么，我们认为他这样来评论杜甫并没有什么不妥。相反，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评论更表现出其理论的高超与彻底性。白居易研究杜诗，完全从实际出发。通过对杜诗的研究，提高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水平，表现出良好的学风。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通过对杜诗的研究，提高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理论水平，更好地领导了新乐府运动。而白居易本人所创作的《新乐府》和《秦中吟》等，特别是代表作《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明显地受到杜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诗的影响。可以说，白居易将对杜甫的学术研究所得转化为创作的理论，并用以指导创作的实践，这是一种极高层次的杜甫研究。
六元稹
一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河南洛阳市)人。稹幼孤，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举制科，对策第一，拜左拾遗。拜监察御史，奉使东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后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征还，为膳部员外郎。穆宗赏其才，为宦官谭峻荐，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罢内职，授工部侍郎。拜平章事。出为同州刺史。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入为尚书左丞。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暴卒于镇，时年五十三。(《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新唐书》卷一七四本传)
二
元稹是著名才子，诗工丽绵密，富赡清雅。“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旧唐书》卷一六六本传)“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同上)作为一位诗人，元稹对杜甫的诗颇下过一番研究的工夫。而且常与友人白居易、李公垂等讨论杜甫的作品。元稹对杜甫的评价极高，把他作为最伟大的诗人，对他非常崇拜。元稹对杜甫的研究颇有独特之处，并用这种研究成果来指导当时的创作。元稹认为，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敢于直接表现社会：
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一作李)甫见赠十首》其二)
元稹还认为杜甫作诗很少拟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内容拟标题，有利于表现现实生活。“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元稹《乐府古题序》)元稹的这些观点对中唐的诗歌新乐府运动，都直接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元稹对杜甫诗的艺术风格也有精深的研究，认为杜甫的诗浑涵浩茫，寄兴深遥。他说：“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足见元稹对杜甫诗的风格和杜诗的地位把握非常准确，是对杜甫诗的艺术风格的精彩论述。而元稹最知名的关于杜甫的文章是《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它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现全文迻录于后：
叙曰：余读诗至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练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其余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以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哀怨存离之作，尤拯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凌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其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适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袝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之为文，祈余为志。辞不可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晋当阳成侯姓杜氏，下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帝奇之，命宰相试文。文善，授甫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余，以直言失官，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使严武状为工部员外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匄，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余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子美于首阳之前山。呜呼！千载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