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过程中，较典型的情况一般是这样的：有一批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可能是传统社会的商人，也可能是从事个体生产的手工业者，甚至可能是贵族、地主；他们可能利用自己手头积累的货币财富，这种财富也许是靠非经济的手段掠夺而来的；他们也可能从别人（如借贷资本家）那里借来货币资本，将直接生产者组织起来从事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生产活动，兴办起一个个企业，生产出一批批产品并投入市场。一旦企业取得成功，这些企业家就把利润用以扩大经营业务，招募更多的工人。也许经过若干年，他就成为一个大工业家，经营数个工厂，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工人在他的工厂里劳动。他的盈利不断增加，对工人支付的工资也不断增加，以至到后来这些工人也有能力将一部分收入用于储蓄，他又把这些储蓄再借来投入生产。
这些企业家的成功也刺激着更多的人迈入企业家的行列。搞不到资本且不具备经营才能的人希望找到工作，有资本可用且具有经营才能的人要求雇用工人。需求与供给合拍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要素运动起来了，潜在的生产力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投入变成了产出，经济起飞发生了。
这里，企业家的作用就在于给现实经济注入一种新的动力，将传统社会“低收入→低储蓄→低投资→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变成现代社会的“高收入→高储蓄→高投资→高生产率→高收入”的良性循环。
企业家作为生产要素的组织者，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制度。这里，最重要的发明也许要数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现代金融制度的创造了。前者使劳动力成为一种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品”，后者使资本成为可以自由转移的要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企业家可以按照经营需要自由地招募工人，资本的自由转移使企业家可以在超出自己所有权的范围内利用他人的财富从事生产，从而为那些有组织才能但缺乏资本或资本不足的人开拓了企业家之路。
对企业家来说，所谓组织，是一种主动的出击行为，而不是被动的适应活动。企业家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就业制度（如合同雇用、临时雇用）和工资制度（如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诱使农奴离开自己的主人，儿女离开自己的父母，丈夫离开自己的妻子，村民离开自己的家乡，都到他的企业来工作。他甚至可以使种地的农民“亦工亦农”，前晌种地当农民，后晌进厂当工人，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否则，这位农民也许要用晒太阳来打发他那饥寒交迫的冬天，用听童话故事度过他的大部分光阴。企业家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融资方式（如股票、债券、储蓄单等）来诱使人们把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储蓄，使零散的资金聚集成大额的资本，小额货币持有者也从事“投资”，有钱而不会花的人自愿地把钱交出来供他使用。
企业家与其说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不如说是生产要素的创造者，因为没有他们，这些要素根本不会存在，更不用说创造出产品来。
让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吧。在美国企业的历史上，有一位不大为人所知的企业家，他就是20世纪初美国贝尔电话公司总裁费尔先生。
费尔从1910年之前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担任该公司的总裁，前后将近20年。在这段时期内，他创造了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民营企业。他能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他开创了一个大众资金市场。
1920年代初，贝尔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供应，而这些资金又不能从当时的资金市场取得。当时的资金市场只是投机者的市场，许多公共事业尤其是电力公司，都曾设法改善其证券，以期吸引投机者。他们组织了“持股公司”，使公司的普通股票有较高的利息，但公司所需营运资金则仍依传统方式自保险公司之类的金融机构获得。费尔认为，这样的方式殊不足为训。他的构想是，发行一种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普通股。但他设计的这种股票，与当时的投机性股票完全不同。他的设计是着眼于社会大众，尤其是当时新兴的所谓“莎莉妈妈”（Sully‘s Aunt）的中产阶级的主妇。“莎莉妈妈”手头拥有游资，想找出路，但却担不起风险。费尔设计的AT&；T普通股，正是针对“莎莉妈妈”的意愿：有保证的股息，完全符合她们的需要。而且，这又是一种普通股，能享受资产增值，还可以免于通货膨胀的损失。当然，这并不是说费尔创造了“莎莉妈妈”，这只是表示他诱导当时的“莎莉妈妈”成为投资人，动员她们储蓄，符合她们的利益，也符合贝尔公司的利益。由于这一设计，才使贝尔公司在近五六十年来，一直源源不断地有充裕的资金来源。（参阅彼德·F.杜拉克《有效的管理者》第六章）
企业家作为生产要素的组织者，还执行着在空间上调配资源、保证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的职能。传统经济理论把这一职能归功于价格机制，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价格反映的是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它为资源的最优配置提供一种信号，但并非有了价格，就能保证自动达到“最恰当”的资源分配。这一分配是否最为恰当，完全取决于对价格做出反应的企业家的创见能力。企业家的活动并不是被动地适应价格，他还必须主动地预测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企业家来说，现实的价格只是决策的“参考”而不是决策的全部信息。那种批评市场调节是“事后调节”的观点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决策主体的企业家的创见能力。
作为创新者的企业家
现代经济史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绝不仅仅意味着人均产量的增加，更主要的是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新产品的不断涌现，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市场的不断扩展。确实，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别开来的，正是这种种不断的“更新换代”。尽管它们无法像产量的增长那样用一条坐标曲线表示，也无法将其纳入一个方程组，但如果没有这种种的“更新换代”，经济活动就只能处于“总收入等于总支出”的“循环流转”中（熊彼特语），产量曲线也许不过是平行于横坐标轴的一条水平线而已。无论用“技术革命”来描述现代社会的进步，还是用“产业突变”来概括现代经济的发展，抑或是用“浪潮冲击”来勾画人类的历史，它们反映的是这样一个共同而基本的事实：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创新。创新，是一种“内在要素”，经济发展就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系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熊彼特语）。
那么，是谁促成这种变动呢？是企业家。企业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组织者，把他与历史上其他组织者区分开来的，正是这种不断创新的职能。历史上的组织者，不论是酋长、国王，还是将军、教皇，他们的职能不过在于维持现存的秩序，或瓜分已有的财富。尽管作为单个的人，他们当中也不乏创新分子。企业家与他们不同，他的使命就在于主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他是“破坏者”，他的目的在于摧毁“今天”，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明天”。
企业家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创新者”的面目出现。他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用工厂制度代替庄园组织，用经济契约代替人身依附。他开辟了一个个“新大陆”，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原材料从事生产，再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那里的居民。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企业家队伍的成分变了，素质变了，但作为创新的本质没有变。任何一位企业家的创业史，无不是一部创新史。
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是其组织职能的自然延伸。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the sotting up of anew production function），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引进新产品；
（2）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式；
（3）开辟新市场；
（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
（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这5种创新活动可以归结为3类：技术创新（1—2项）；市场创新（3—4项），管理创新（5项）。其中管理创新又可以分为管理组织创新（如分权式的事业部管理）和管理方法创新（如目标管理）。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通常又被称为企业创新，因为它们往往都引起企业组织形态的变化。美国学者彼得·基伯尔在《企业家与经济发展》一书中，列举了企业家任务的13个方面，其中有4项涉及生产中的技术创新，3项涉及购销活动中的市场创新，3项涉及人事、财务及生产管理上的创新，其他几项是识别机会、获得资源和处理公共事务。
应该指出的是，熊彼特把企业家当做一种超越市场结构的主体，把没有企业家时的市场理解为一个均衡体系，进而把企业家创新看成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均衡”的活动，这实际上是一种二元论观点。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指出的，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不均衡体系，正是这种不均衡内在地蕴藏了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创新与其说是“创造性的破坏均衡”，不如说是创造性地发现和消除不均衡，创新过程也就是市场的均衡化过程。
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事例来说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但若要将企业家哪怕是重大的创新成果一一列举出来，恐怕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也收藏不下。从蒸汽机的发明到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从工厂制度的建立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出现；从环球贸易的开始到现代一体化国际市场的形成……哪一件能离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老亨利·福特生产出著名的A型汽车和T型汽车无疑是一种创新，但他为使工人成为他的产品的消费者而发给工人高额工资的政策，不也是一种创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赊购制度、超级市场、快餐店，等等，同样是一种创新。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也是一种创新。在现代，企业家的创新产品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用“广告”来推销自己的产品，而广告本身也是企业家创新的产物。
对一个企业来说，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都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创新都可能成为另一个方面创新的诱发因素（如新产品的出现往往伴随销售方式的变革）。但这3类创新在不同企业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一般来说，随着企业规模由小到大，创新的重点就由技术转向管理（大企业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随着产业的成熟（市场饱和），市场创新就更显重要。企业家必须时刻抓住创新的重点所在。
技术创新：企业家与发明家企业家并不一定是技术专家，他甚至可能对专业技术知识一窍不通。但为什么把技术创新说成是企业家的职能呢？
首先应该把企业家的技术创新与科学家的发现和技术专家的发明区别开来。科学家的发现是揭示出物质世界运动的客观规律，如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技术专家的发明是创造出一种不曾有过的新工艺或新产品；而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则在于将这种新工艺或新产品引入生产。科学家追求的是新颖，他们常常满足于认识世界，把自己的理论变成美妙的“公式”，写进书本，公布于众；技术专家追求的是尖端，他们常常醉心于寻找一些精巧的解决办法，在实验室制造出样品，申请专利；企业家则讲求实用，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把知识物质化，把实验室的样品变成市场的“商品”满足社会需要，并赚取利润。科学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来完成的。人们通常把对科学技术进步做出贡献的荣誉光环戴在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头上，而企业家则被描绘为利用别人的发明而发财的“利己主义者”。这是很不公平的。不错，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离不开科学家的发现和技术专家的发明，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的出现，一种新的发明的产生，也许是某个聪明人凭灵感而做出的，但这种新理论和新发明要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则离不开企业家。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发现和发明都是在企业家“需求”的召唤下出现的。
发明家是伟大的，他们头脑聪明，智慧超人，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且对新事物有一种狂热的追求，能够别出心裁地闹出新玩意儿。他们是技术革新的闯将，但他们往往缺乏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难以为自己找到发明所需要的资金，也不太习惯于“推销”自己的发明。在他们成功的背后，需要有一位“倡导者”的资助，一位“教父”的勉励，一位“导师”的引路，而充当“倡导者”“教父”和“导师”的正是企业家。
